淺談清代蒙古
這部分內容呢，本來是想續在這個問題
之後的。但是考慮到最初並非康麻子的有意洗白，而更像是一種產生了相反結果的腦殘行為。故選擇另開一篇短文淺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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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以來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之間始終處於一種和平與戰爭相互交織的關係，而在清代之後走向了長久的和平。因此不少人在這個問題上受其表面現象迷惑，談及其原因也是五花八門。
比如二百年前的魏源
認為宗教歸於首功。
並且受大青果思想的影響，在“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中，就只看到了蒙古與中國的對立，而沒有統一。
當然蒙古與中國的利益選擇與否，是需要考慮到整個局勢而為的。火器時代到來後，意味著農耕與遊牧的生產力差距和國力差距再進一步拉大。這就需要改變明代打壓蒙古，選擇利益統一化的策略（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放棄軍備了，這是實現利益統一化的根本前提）。
比如康麻子曾經的這句話
也是把喀爾喀蒙古看作是防備朔方的藩屬的。
既然是藩屬，面對北邊已經擴張過來的沙俄勢力時，顯然的道理是藩屬變強了，你的安全才更有保障。
而對於明初財政+明末火器技術的新朝代，中國的軍力有了長足的提高之後，你的藩屬的軍力作為東亞怪物房內的正常輻射，水漲船高，理應也是有較大進步的。
那麼清代蒙古有進步嗎？
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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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先要談一下傳統遊牧民生產活動的一些基本特徵。
傳統遊牧的主體，是自遊牧式牧民（即農耕意義上的自耕農）
基於其需要自由移動來盡最大可能利用牧地資源的生產方式，分散和平等自主是其基本原則，這與其“國家政權”的集中性和階級性是相違背的。但是“國家政權”又可使其透過和平貿易和軍事征伐，來向外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源。
那麼兩者孰輕孰重？
遊牧生產是其資源的主要獲得方式。
所以過度強調其“國家政權”所帶來的收益，則是捨本逐末了。
這就意味著在傳統遊牧社會里，國家政治在絕大多數時間對這些自遊牧式牧民難以發揮其威權力。
所以一般情況下，封建主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權力優勢和資源優勢佔據上好的水草地，而普通牧民則用相對差點的水草地。而且基於遊牧生產中自由移動的因素，封建主剝削重了，牧民可以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化遊牧的發展。
這點就和中原王朝初期同理，雖然存在一定規模的地主，但同時尚有大片因天災戰亂而拋荒的舊耕地。地主剝削重了，佃農可以跑路自行開荒，而政府也能夠給無地佃農授田。所以初期，自耕農經濟佔主導，地主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封建化程度則是較低的。
概括其第一個特徵，也是最根本的，即“移動”。
除此之外，
各部落通常還有相當部分名義所屬，實際可供他人利用的“緩衝牧地”。
這種“緩衝牧地”通常來說可以讓其他部落的牧民因自己家牧地遭遇天災時而使用一段時間，這是傳統遊牧民對於天災的一種共識的相互避險措施。
同時也可以建立起共同祖先的歷史記憶，成為壯大一個部落的一種方式。甚至大部落之間還會出現交換彼此牧地的做法。
這裡引用一下 @布哈林 的歷史地圖
1586年瓦剌各部牧區
1587年瓦剌各部牧區
對傳統遊牧民來說，天災是很可怕的，所造成的損失要遠遠超過自耕農。畢竟自耕農的生產力更高，而餘糧又能夠由個人或國家儲備來應對，而這兩點遊牧民都不具備。
即便在20世紀接受蘇聯改造後的外蒙古，天災仍能造成約20-40%不等的牲畜損失比例。
而兩千多年前的匈奴有過一次軍事遠征後遭遇雪災的情況
損失極為慘重。
所以概括其第二個重要特徵，即“緩衝牧地”。
這也是傳統遊牧民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生產經驗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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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清代之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第一，是細化牧區。
過去的遊牧民族，各部的牧地雖然也有劃分，但劃分是粗略的。而且各部之間也存在相當一部分的“緩衝牧地”，即對於受災地區的遊牧民，都可以暫時去使用。
而談清代蒙古必相關聯的盟旗制，這裡就不再詳述，只談盟旗制下對於各部落牧區邊界的細化。
不僅細化到了各盟，後來甚至到了各旗。
如果僅僅是這個因素還不是重點，反倒可以說是明確了各級封建主的管理範圍。
所以第二個，才是關鍵。
即禁止各盟旗之間所有越境式的生產活動。
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牧地條文中曾多次強調過——
原定:外藩蒙古越境遊牧者，王罰馬十匹，札薩克，貝勒、貝子、公七匹，臺吉五匹，庶人罰牛一頭。
又定:越自己所分地界肆行遊牧者，王罰馬百匹;札薩克貝勒、貝子、公七十匹;臺吉五十匹。庶人犯者，本身及家產皆罰取，賞給見證人。
康熙元年題準:各部蒙古不得越旗畋獵。
雍正五年議準:越自己所分疆界肆行遊牧者，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等，無論管旗不管旗，皆罰俸一年。無俸之臺吉及庶人犯者，仍照例罰取牲畜。
道光十九年定:各旗封禁牧廠，各於界址處挖立封堆，造具印冊存案。該札薩克每歲親查一次，加結報院。如有私開侵佔者，照例治罪。
這就是典型的封建化統治。對傳統遊牧民來說，這嚴重阻礙了其生產力的發展。
對於過去的遊牧民，其傳統生產活動能夠盡最大可能避免其牲畜大量死亡導致破產。而對遊牧進行封建化統治後，上到王公下到牧民都被固定在了自己所屬牧區範圍內，遭遇天災時不能逃離，則牲畜只能大量死亡。
但是對封建主來說，他們既有大量牲畜和豐厚的俸銀，也能利用其職權來壓榨牧民，使他們幾乎不會破產。而普通牧民則極易破產，繼而淪為封建主的牧奴接受更殘酷的剝削，永無出頭之日。
這樣統治蒙古數百年，造成的結果就是
1918年的外蒙古有64萬餘人，其中70%是牧奴。共964萬頭牲畜，人均不到15頭。
人均不到15頭什麼概念？
兩千年前匈奴的人均牲畜量，比後來的外蒙古還高……
更不用說18世紀時人均超過30頭牲畜的土爾扈特部了。
以致於後來蘇聯僅僅透過廢除過去封建遊牧制度的措施後，就讓外蒙古的牲畜量迅速增加了一倍多並達到了平臺期。
還有內蒙古。由於缺少同時期的牲畜統計資料，故選擇採用其人口變化來說明。
明末清初的內蒙古（不包括漠北的呼倫貝爾）大約104萬人。
而到清末
除去呼倫貝爾盟，大約也在110-120萬人之間。
看似人口有所增長，但是對照各個盟旗會發現，除了屬於東北板塊的哲里木盟因清末的“闖關東”導致人口大幅增加之外，其餘所有盟旗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
而直到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
牲畜規模也只有2000萬羊單位，約1000萬頭，和1918年的外蒙古相當。
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是康麻子的本意，但實際上還是產生了相反的結果。在沙俄遠東勢力逐漸壯大的同時，大青果防備朔方的北方藩屬卻陷入日益衰弱的境地。終於，在大青果滅亡後不久的外蒙古，淪為了白軍殘匪亦可蹂躪的存在——
1921年，應外蒙古領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的邀請，恩琴率他自己建立的亞洲騎兵師共800人進入外蒙古，在日本的支援下，2月3日，他很快擊敗高在田率領的中國軍隊，進入外蒙古首都庫倫，成為外蒙古的實際統治者。
佔據庫倫後他趁著北洋軍閥內訌與北洋政府虛與委蛇，而在外蒙大肆推行暴政。哲布尊丹巴曾回憶說，恩琴挖出敵人的內臟，用來喂自己豢養的狼。為了籌措軍費，恩琴下令將庫倫居民輪流關進監獄，讓他們呆在特製的板條箱裡，逼其親屬拿錢贖人。有一次，哲布尊丹巴小心翼翼地請求恩琴給他更多世俗權力，但恩琴卻放肆地拍著哲布尊丹巴的腦袋。（按照蒙古族的傳統，哲布尊丹巴是聖人，只有他有資格把手放在受禮者的頭上。）事後，氣憤的哲布尊丹巴秘派使者拿著求救信前往日本、北京甚至拉薩達賴喇嘛處求援。
恩琴挫敗後部下譁變，他落荒敗走時被蒙古人俘獲。但他在蒙古人中素有“戰神”的威名，迷信的蒙古人無人敢對他下手。就在這些蒙古人想把恩琴交還給白衛軍的時候，他們被布林什維克部隊截獲，這支布林什維克兵團的領導是一戰英雄彼得·謝廷金。
當然，同樣在大青果的統治下的中國，也在封建化逐漸加深的趨勢中衰弱下去。
不過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