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的細節——晉公子讀《詩經》之說《北風》

南宋詞人吳文英寫過一首《齊天樂》：

三千年事殘鴉外，無言倦憑秋樹。逝水移川，高陵變谷，那識當時神禹。幽雲怪雨。翠萍溼空梁，夜深飛去。雁起青天，數行書似舊藏處。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會遇，同翦燈語。積蘚殘碑，零圭斷璧，重拂人間塵土。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

——《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

這首小歌詞的第一句看起來貌似有點兒“不象話”：

“殘鴉外”綴在“三千年事”後頭，如同驢唇縫在了馬嘴上，叫人猜不透吳夢窗說的是什麼謎語。究竟，這兩個意象之間暗藏著怎樣的邏輯關係呢？

從前寫作專欄《晉公子讀詞》的時候，有好心的朋友為我發蹤指示，他說

歌詞裡的“殘鴉”定是斜陽的代名詞

——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裡，太陽中間是站著一隻三足烏鴉的。

從遠處看，紅日在烏鴉的周身鑲上了一圈金邊，故而太陽又得名“金烏”。斜陽西下，金烏凋殘，便是時光流逝的象徵。

對多愁善感的詞人來說，這很容易引發他對歷史的追思，更何況，此刻他正徘徊於大禹這個九州島版圖的締造者的葬地。

最初聽到“殘鴉”即“金烏”的解釋，的確給了我一陣醍醐灌頂的錯覺，只是興奮過後，一點疑惑卻慢慢浮現了出來，

具體地說，就聚焦在“三千年事殘鴉外”的“外”字上。

據朋友的說法，詞人是由殘陽起興，聯想到了三千年前的舊史，而歌詞中的“殘鴉”又是殘陽的代名詞。

那麼，

照這個邏輯推論下去，勾起三千年沉思的就應該是“殘鴉”而不是“殘鴉”之外的某個東西，既然如此，吳夢窗又奈何要寫“殘鴉——外”呢？

提出這個疑問，我並不是要質疑朋友對這一句歌詞的起興邏輯的分析，相反，我承認他的邏輯梳理是成立的，詞人應該就是從斜陽聯想到了古史，只是歌詞裡的“殘鴉”未必可以和斜陽劃等號。

柳永有詞雲：

夕陽鳥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

——《少年遊》

想象一下這幅場景：蕭瑟的秋風中，天邊的倦鳥正蹁躚投林。而在更遠處，一輪殘陽正要沉入地平線下，它的餘暉也將很快燃盡。

柳永說，斜陽的位置在哪裡？正在“鳥外”——也就是比飛鳥更遠的地方。

我想，寫下《齊天樂》的吳文英，他所看到的場景大概與柳永差強彷彿。

所謂“殘鴉”乃是實指殘陽下的昏鴉，詞人是看到了遠方的殘鴉和殘鴉之外的斜陽，才情不自禁勾起懷古之思的。

這個解釋聽起來好像有點兒“繞”：既然詞人選擇的興象是殘陽而不是飛鳥，他為什麼不徑直寫殘陽，而要說“飛鳥外（的殘陽）”呢？只從文法上著眼，我們是無法理解詞人的苦心的。

一個優秀的作者一定懂得，只有塑造出具體可感的意象，才能賦予詩詞以鮮活的生命。而當我們說到“時光流逝”的時候，很遺憾，它只是一個抽象的描述。

人稱“詞中老杜”的周邦彥寫過一首《西河·金陵懷古》，其中有這樣兩句：

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西河·金陵懷古》

詞人說，當他看見長江裡遠行的白帆緩緩地隱沒在天水相接的盡頭，就好像看見曾經的六朝脂粉悄無聲息地消失在金陵的歷史之中。

前一個消失是由空間上的距離造成的，後一個消失是由時間上的距離造成的。所不同者，空間上的距離肉眼可見，而時間上的距離卻只存在於我們的抽象思維之中。

詞人正是“用空間換時間”，才真實可感地寫出了金陵的古今之變。

吳文英是周邦彥的衣缽傳人，他的那句“三千年事殘鴉外”正是對周邦彥的奪胎換骨。

我們試想一下，以詞人駐足的禹陵為座標點，他距離飛鳥之外的夕陽無疑是遙遠的，就好像以詞人生活的當下為座標點，他距離三千年前的禹王距離遙遠一樣。

當詞人把時間上的距離（三千年事）和空間上的距離（殘鴉外）連綴在一起的時候，個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暫和歷史的悠遠就悉數被他“縫”進了這句歌詞裡。

跟網路小說不一樣，讀詩詞，我沒法兒坐在空蕩蕩的地鐵車廂裡，拿出手機來囫圇吞棗地隨便翻翻。

因為詩詞引人入勝的地方往往不是一個模糊的情節而是需要反覆咂摸的細節。

那些精微的好處常常一不留神就翻過去了，除非下細了瞧，不能把它們一一都找出來。

在這方面，吳文英的“三千年事殘鴉外”（《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自是一個典型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極端的例證，但它絕不是孤例。

只要閱讀詩詞，就不能不注意推敲細節。這條經驗不僅適用於那些高度精緻化的唐詩宋詞，即便面對最質樸、最古老的《詩經》，一處細節的理解也有可能造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

比如下面這首《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詩·邶風·北風》

這首詩裡有兩處引發爭議的關鍵細節

。第一處是首章的頭兩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在為《詩經》作注的時候，漢代的《毛詩傳》有個好習慣：對那些暗用起興的篇目，《毛傳》往往會在興象出現的地方予以特別提示，因為相較於比、賦，用興不但更不易被發覺，也更不容易理解。

對《北風》裡的這兩句詩，《毛傳》解釋道：

興也。北風，寒涼之風。

——《毛詩正義》

古人之所謂興，簡單地說就是從一個具體可感的意象（“即興象”）引申出某種抽象的感情（即“興義”）來。

《毛傳》解釋上面兩句詩，它指出了“北風”是詩人刻畫的興象，而“北風”這個興象的特徵是令人感到寒冷。

話到了這兒，《毛傳》便不再往下說了，可詩意並沒有被解釋完整，因為《毛傳》並未說明“北風”興起的詩情究竟指向了什麼。

有鑑於此，鄭玄補充道：

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毛詩正義》

把這段話翻譯出來，鄭玄是認定詩人寫這兩句詩，意在用淒涼的北風來隱射衛國酷烈的政治環境和水深火熱的人民生活。

這個解釋從邏輯上也能講得通，只不過“喻君云云”很容易引發誤會，令人誤以為詩人是在打比方，“北風”就是詩人為了形容衛國的弊政而借來的一個比方而已。

比方是什麼？假如我要稱讚一個人，稱讚他待人接物的和藹的態度就像“三月春風一樣溫暖”。當我打這個比方的當時，也可能正是寒意漸深的季秋。

而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這個比方，“三月春風”的意象顯然不是來自窗外的實景而是我從稱讚的這個人的態度上引發的聯想。這實際上已經不同於起興那種“由物及心”的邏輯而變成“由心及物”了。

換句話說，嚴格按照鄭玄的解釋來重新定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的修辭手法，它根本就不是興而是比。

信服鄭箋的日本學者竹添光鴻，他撰寫《毛詩會箋》的時候還真就根據鄭玄的意見把《毛傳》的“興也”改作了“比也”。

古人做學問講究“疏不破注”，而《鄭箋》改興為比，顯然偏離了《毛傳》對“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的理解思路。那麼，《毛傳》究竟是怎麼理解這兩句詩的呢？

我們不妨這樣設想：

在公元前7世紀的某個寒冷的冬天，窗外的北風像刀子一樣鋒利，齊膝深的風雪讓路上的行人每前進一步都倍感艱難。

如果在這樣惡劣的天氣裡，還有人正頂風冒雪地逃亡，或者說即便天氣如此惡劣，也不能壓抑他從衛國逃亡出去的衝動，那就不難想見衛國的酷政已經把它治下的人民壓迫到了何等痛苦的程度

。

當我們從這種角度去做理解的時候，“北風”云云才是逼真的實景。假如我們像鄭玄那樣，只是單純地把“北風”當作一個比方，那麼詩人寫下這兩句詩的時候，他的窗外說不定還正豔陽高照呢。

解釋《北風》這首詩的另一處爭議聚焦在下面這兩句詩文上：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從語法上分析，“惠而好我”一句只有謂語（即“好”）和賓語（即“我”）卻沒有主語，也就是說詩人並沒有交代那個“向我示好”或者說“與我交好”的人究竟是誰。

這就引發了後來評論家們的不同猜測，而猜測的方向不一樣，對整篇詩意的解釋也進而發生了撕裂。

就“惠而好我”的主語，撰寫《詩三家義集疏》的清代學者王先謙是這樣猜測的：

詩人見其同行者從容安雅之狀如此，又速之曰：既亟只且，猶言事已急矣，尚不速行而為此徐徐之態乎？

——《詩三家義集疏》

王先謙認定“惠而好我”的主語該是同主人翁一起逃亡的難友。

主人翁不但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結伴出逃，而且在逃亡的路上還不斷催促朋友要加快腳程，不能磨蹭。

這些亡出衛國的人是什麼身份？

從詩文的敘述來看，不像是普通百姓，因為詩人說他們逃亡的時候“攜手同車”——乘坐車馬，在春秋時代乃是官宦貴族的特權，平民百姓是不敢僭用這種排場的——

照王先謙的思路去理解，似乎《北風》描寫的是一場發生在春秋衛國的大規模貴族逃亡事件

。

可要真是這樣的話，下面兩個問題就不大好解釋了：

其一，如果衛國在春秋時期真的發生過大規模的貴族逃亡，那麼在衛國乃至整個春秋的歷史上，這都是不容忽視的大事件，照理說，史官不應失載。可是無論《左傳》還是《史記》，都找不到關於類似事件的記錄。

換句話說，

王先謙這樣解詩，只不過依據他對詩歌文字的特殊理解，缺乏相關文獻記載來做旁證

。

其二，縱觀中國古代歷史的演進過程，進入春秋之後，雖然各諸侯國之間已經出現了一定數量的人才流動——這其中，尤以“楚才晉用”為其代表——但當時的各主要國家，其政治主導權仍然牢牢地把握在世卿世祿的本國土著手裡。

個別貴族逃亡外國、寄人籬下，他們的日子大多並不好過，

而作為一種群體性事件，像王先謙描述的那種大規模的貴族外逃能否發生，春秋時代是否為它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

這本身都是值得懷疑的。

王先謙寫那部《詩三家義集疏》，輯存的是齊、魯、韓三個學派解釋《詩經》的學術遺產。

偏巧的是，王先謙沒有提到的《毛詩傳》在“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之後做了這樣一則簡短的註釋：

歸有德也。

——《毛詩正義》

順著這則註釋來揣摩《毛詩傳》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的理解，它似應該講作“若有惠而好我之君，當願攜手同往歸順於他”。

這樣一說起來，《毛傳》跟王先謙解詩的思路可就大不一樣的。

王先謙是把貴族逃亡當作既成事實來看待的，而《毛傳》卻認為詩人寫這兩句詩只是表達了主人翁的某種願望而已，至於它最終有沒有轉化為實際的逃亡行動則是未定、未知的。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主人翁吶喊著“良禽擇木而棲”，他的心意並不是要踅摸另一個新的國家來做自己的棲身之地，而是要表達自己對衛國酷烈的生存環境的不滿。

這就好比一個主婦抱怨她的丈夫說“你看人家的男人……”，這絕不能夠證明她已經移情別戀，而只能證明她對自己的丈夫有某些方面的不滿。

所以日本學者竹添光鴻撰寫《毛詩會箋》的時候便這樣解釋了“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惠而好我者，惠，以恩相與也；惠好是威虐之反，疾虐政而思惠君，與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同。攜手同行者，見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是二句作呼而相語之詞，言若有惠而好我之人，則請與攜行也。

——《毛詩會箋》

我想，這恐怕才是《北風》的正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