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早期南瓷復興的地緣政治邏輯及其前奏

紹興十年（1140年）六月，宋高宗詔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數路並舉北伐。各路與金人戰皆捷，尤以岳飛所部為甚，進至距故都開封只有四十五里。史稱：“先是飛遣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結兩河豪傑，所至響應，父老潛輸糗糧以餉義軍，金都曲亦有密受飛旗榜者。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這就是著名的“直搗黃龍”的由來。然至閏六月，局勢驟變，因秦檜正主議和，為孤立、逼迫岳飛班師，遂先命各路回軍，然後命岳飛班師。《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哭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今去，我等無譙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岳飛班師後被收兵權，任為樞密副使，不久入獄。紹興十一年十一月，“紹興議和”成，宋、金以淮河中流為界，從此中原徹底屬於金國。十二月，即以“莫須有”之名賜岳飛死於大理寺，遽成千古奇冤。

高宗殺岳飛固然有很多私底原因：比如迎欽宗的問題；比如岳飛不甘願交兵權；比如岳飛置喙立儲之事；比如岳飛公開稱頌還未被立為儲君的孝宗是中興之望。這些都觸了高宗的大忌，可以說岳飛是一個優秀的職業軍人，卻真的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但殺岳飛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在於：岳飛已經成了高宗所做戰略選擇的主要障礙。高宗做的這個戰略選擇是：放棄恢復中原，經營現存的半壁江山。也就是備受後人詬病的“偏安”政策。但是，千載之下，我們站在客觀的地緣政治角度看，他的這個戰略選擇未必沒有道理。

當是時，宋可做的地緣戰略選擇無外乎有三個：（一）恢復中原，也就是恢復北宋的疆域；（二）直搗黃龍，也就是滅亡金國；（三）經營半壁，也就是維持現狀。這裡面持第（一）與第（二）種選擇意願的在高宗朝稱為“主戰派”；持第（三）種意願的稱為“主和派”。“主戰派”的代表是：張浚、趙鼎、岳飛，兩相一將；“主和派”的代表當然是秦檜，也許還有後臺老闆高宗本人。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許“主和派”的陣容會更為強大：“主戰派”裡面的第（一）種實際也是“主和派”，只不過他們主張的“和”，不是在紹興十一年，而是在恢復中原之後。《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五年）五月……遣何蘚等奉使金國，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言，國家與金世仇，無通使之義。張浚奏：‘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行”。張浚是高宗早期最為倚重的相臣，此人軍事能力不夠，數次為帥基本都是敗績，但政治魄力以及抗金決心很大，是著名的“鷹派”，紹興議和後被貶到了福建和湖南。但就是這位主戰派首領的張浚，在他做宰相時一樣對通使金國沒有異議，並稱：“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就是說，這一派“主戰派”的戰略目標只是恢復北宋的疆域，之後就應該與金和好，各守其土。也就是說，他們是未來的“主和派”。岳飛如果真的恢復了中原，馬上就會從這一派的政治盟友轉為政治敵人。因此，高喊“直搗黃龍”的岳飛在政治上確實是個“孤臣”，其被政治清算應該是一個宿命。

當岳飛諸軍在河南大捷時，朝廷實際就馬上面臨了一個悖論般的局面，似乎再往前打到哪裡，都意味著一種危險：第一，如果按張浚一派的意願，完全恢復北宋疆域，那麼那個“天殘”局依然存在，宋還要在地緣險境中繼續生存；第二，如果按岳飛的意願去“直搗黃龍”，那首先就面臨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軍事課題，能否做到恐怕誰都沒底。“雍熙北伐”的噩夢，應該像基因一樣存在大宋皇帝的身體裡。紹興九年宋、金議歸河南地時，岳飛曾有“唾手燕雲”的豪語（《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但誰又能保證岳飛不是曹彬。曹彬的軍事成就曾比岳飛要輝煌得多，而北宋開國時的那批名將，也比紹興年間這批“中興大將”的軍事素養要高得多。如此看，就怕“直搗黃龍”未果而重蹈雍熙覆轍，到時候怕是宋朝要直接滅亡了。

因此，岳飛的“直搗黃龍”是高宗絕不會選擇的。那麼，恢復到靖康以前的地緣形勢又如何呢？很顯然，金人依然居高臨下，且岳飛等雖然大捷，金國的實力並沒有明顯的衰竭，否則不會二十年後完顏亮再次排山倒海般地南下，那麼宋隨時可能重演“靖康之難”。如果放棄中原，宋朝的前沿就是江、淮地區。建炎以來的經驗證明，每一次宋軍都主要在這一地區與金人拉鋸，並最終打退了金人。因此，把前沿放在這一區域，反而會使宋朝更為安全。對這種地緣結構的分析，估計會是高宗最終做出第（三）種戰略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種戰略選擇下，紹興年間恢復了經濟實力的南宋，就開始在半壁江山裡全力恢復北宋的政治、文化成就，於是南瓷就迅速地迎來了復興，並創造了中國瓷器史新的高度。

靖康之難，宋王朝損失慘重，不但損失了兩位皇帝，還損失了所有的廟堂物質文明。《宋史·欽宗本紀》：“（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衣冠文明沒了、圖籍典冊沒了、禮器沒了，這就讓南渡的朝廷沒法撐起“禮”的結構。更讓人煩惱的是，連能夠製作這些東西的人和工藝（技藝、工匠）也沒了，想重新把它們做出來都變得困難重重。

北宋晚期，是中國古代青銅禮器最後的輝煌時代。徽宗之好古著名於史，其之愛古玉不必再說，古玉行當就由他而生（見拙作《玉里看中國》）。徽宗之愛古彝器，更是痴迷，所以宋代連宮廷玉器都有仿青銅器的重器。政和年間，徽宗下旨做出了一大批水平極高的青銅禮器。但隨著它們被擄到北國，就成了中國中央王朝青銅禮器的絕唱。同時，宋朝的玉禮器也都被擄走。這就使南渡的朝廷無法進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比如祀昊天上帝、祀神州地祇等。沒有這些祭祀活動，朝廷的合法性和正規性就都是問題。因此，儘快地做出一批新的禮器就成了當務之急。

青銅器的鑄造和玉器的琢制自古即以官方作坊為主，且需要動用的原料資源要求極高。當半壁江山不在，官方工匠又都失去的情況下，這兩大類的禮器就很難快速恢復。好在造瓷器需要的資源遠沒有青銅與玉器要求高，且幾百年來瓷器生產的大本營都在南方。因此，以瓷來製作禮器就成了最現實的選擇。

《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紹興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 ：‘條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項 ：祀天並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下越州製造，仍乞依見今竹木祭器樣制燒造’”。

建炎四年四月，在海上漂泊數月的宋高宗駐蹕越州，終於暫時安定下來。之後形勢逐漸向好的方向發展，江南失地逐漸收復。諸將在與金的拉鋸戰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勝利。金人逐漸向江、淮退卻，最終於次年（紹興元年）的二月退回了中原。至此，高宗即位四年來終於得到了喘息機會，朝廷也終於初步安定了下來。於是，以越州為行在的高宗改元紹興，四月即命製作禮器。朝廷要恢復祭禮，宣佈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繼承大宋正朔的政權了。其中，大批用以替代青銅及玉禮器的瓷禮器，就由已經沒落的越窯燒製。

從“依見今竹木祭器樣制燒造”一語可知，這一次瓷禮器的燒製是典型的“制樣須索”模式。客觀地說，這個政治任務能夠落在越窯身上，並不一定是因為越窯的制瓷水平依然很高，更有可能是因為著急使用，而越州作為行在可以直接監控燒製，並可以免於運輸。當然，不可否認，越窯有悠久的秘色瓷燒製歷史肯定也是重要因素。紹興元年十月，越州升級為紹興府，從此紹興這個城市名稱出現於歷史。

紹興四年，紹興府的瓷窯再次承擔了瓷禮器的燒製任務。《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據太常寺申，契勘今來明堂大禮，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揮下紹興府餘姚縣燒造”。這一次的史料記載裡已經有了“降指揮下紹興府餘姚縣燒造”之語，說明朝廷對於瓷禮器燒造過程的干預大大加強了，已經超越了“制樣須索”的限度而實施了直接督造。這似乎暗示了三年前的那一次燒製成果並未讓朝廷滿意。

那麼紹興元年和四年這兩次燒製瓷禮器，是由越窯系的那個窯口來完成的呢？1998年至1999年，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鎮寺龍村北的寺龍口窯址考古發掘證明了，這裡以及附近的低嶺頭是那兩次瓷禮器的燒製地。或者說，這裡是越窯的絕唱之地。

據《浙江越窯寺龍口窯址發掘簡報》的相關結論：“本（第六）期地層直接疊壓在北宋晚期地層之上，新出現的天青釉瓷器在寺龍口窯址附近的低嶺頭窯址曾有發現，南宋《中興禮書》記載宋高宗紹興元年、四年朝廷曾兩度“下”越州、紹興府餘姚縣燒造祭祀用瓷器（寺龍口窯址所在南宋時屬餘姚轄地）。我們根據文獻記載、地層關係、器物排比，推定越窯天青釉瓷器年代當在南宋初”。

這也就證明了：南宋朝廷雖然把瓷禮器的燒製任務交給了越窯，但是北宋晚期河南諸窯奠定的“天青色”青瓷釉色新標準並沒有改變，越窯曾經的“千峰翠色”已經正式被宮廷淘汰了。

寧波博物館藏唐代越窯青瓷葵口碗，此即“千峰翠色”

如今在寧波慈溪上林湖遺址博物館及杭州浙江博物館內，都藏有越窯所出天青釉瓷，館藏標註多為北宋，但從以上史料邏輯及考古證據來說，似乎將這些天青釉瓷定為北宋、南宋之交或直接定為南宋早期更為合理。

浙江博物館藏宋越窯天青釉牡丹紋龜鈕蓋罐

浙江博物館藏宋越窯天青釉劃花粉盒

慈溪上林湖越窯遺址博物館藏宋越窯天青釉碗

由於越窯必須生產自己並不擅長的，施用乳濁釉的天青釉瓷。自然越窯就無法體現出曾經的貢瓷生產水準，畢竟一些汝窯工藝並不是越窯擅長的，甚至是陌生的。比如：汝窯使用饅頭窯燒製，而越窯瓷系從商、周時期開始就一直使用的是龍窯。再比如：官汝窯發展到成熟是滿釉支燒，而越窯早從五代起就是墊圈燒製。在寺龍口窯址出土的非天青釉瓷器都是墊圈燒製，而天青釉瓷器則有一部分是支燒，一部分是墊圈燒製。這就說明，越窯在完成燒製天青釉瓷的政治任務時，多少有些力不從心。

想必這兩次越窯生產的瓷禮器朝廷都不能滿意，所以歷史給予越窯的這次翻身機會也就此失去了。越窯之後湮沒無聞，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但是，這兩次瓷禮器在越窯的燒製，卻正式拉開了南瓷復興的大幕。很快，因為對這一批越窯生產的天青釉瓷不滿意，促使朝廷加快了恢復北宋官窯的速度。新的官方用瓷訂單的競爭，也催生了整個南方瓷系的大復興和大發展。同時，南宋對外貿易的井噴式發展，也讓新的瓷器生產大本營崛起，“瓷都”這個概念開始出現於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