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燁之死：天才神話下的性別暴力

1993年10月8日，在生活數年的紐西蘭激流島上，謝燁遭到丈夫顧城的襲擊，幾小時後不治而去。顧城也在襲擊謝燁後自縊而死。

一週前，是謝燁與顧城逝世第27週年。

二十七年來，這一事件在公眾視野中反覆出現，回憶與評論卻往往圍繞顧城，謝燁則彷彿成為顧城天才詩人形象的負擔或尾綴。

而謝燁經歷的暴力，以及此前受到的家庭暴力與性別剝削則在這樣的敘述中被淡化。

01.

尋找謝燁

關注中文詩歌的讀者，多少或曾聽聞謝燁的名字，儘管首先想起的也許不是她的詩。謝燁幼名張紅，出生於1958年，寫詩也寫散文，然而她最為人知的身份是詩人顧城的妻子。1979年，謝燁與顧城在火車上結識，幾年後在上海結婚。1988年，兩人出國後在一座名叫激流島的紐西蘭小島買下一棟失修的小屋，從此定居於此。在島上 ，謝燁誕下與顧城的兒子小木耳，她有許多真摯優美的散文即是為小木耳所作。

這個被許多人視為童話的故事，卻在不久之後破滅。1993年10月8日，謝燁被顧城重傷，幾小時後不幸去世，顧城亦在打傷謝燁之後自縊而亡。這件事震動了當時的文化界，二十餘年間，在媒體上，在詩人或文化界人士的散文、隨筆、回憶中一再被提及。

▲謝燁（1958。7。4-1993。10。8），父親於1970年受到政治審查被迫離婚，從此母親謝文娥獨力撫養謝燁與弟弟長大，謝燁改從母姓。八十年代之前謝燁即已開始寫詩，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收入多種詩歌選本；1985年獲全國首屆青年電影評論獎。著有散文《你叫小木耳》等，短篇小說《新姐》《扁豬》等。

當惡性暴力事件出現在公眾面前時，我們往往緬懷和哀悼遇難者，追憶其留給世人的回憶，關心其家人朋友的狀況。然而謝燁罹難之後，

人們的緬懷和追憶卻集中於顧城而非謝燁

。大多數回憶文章由顧城在文化界的朋友撰寫，帶著柔光濾鏡追憶他的生前，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塑造一種浪漫化的詩人形象，以“天才”、“童話詩人”、“孩童般天真”等語言將之塑造為一個神話。

相形之下，

顧城對謝燁的暴力傷害則彷彿退居一個次要的位置

，人們或含糊其辭、避重就輕，或將其視為異於常人的天才所付出的代價，而且常常將顧城的自殺與謝燁的罹難混為一談。謝燁的生命在這樣的敘事下淪為顧城天才的註腳，鮮少有與她和顧城相識的人從她的角度書寫回憶。

▲在搜尋引擎搜尋“顧城”或“謝燁”，出現有“天才與瘋子”“詩意的巨嬰”“愛情像童話”“愛到極致就要死”“詩是他的水”等塑造天才神話與愛情神話的語句；亦有認為謝燁“虛榮”、“完美主義”等譴責受害者傾向的評價，或是認為謝燁“過於大度”或“另有隱情”，將原因指向謝燁的性格。

▲上圖分別來自鍾文《一個本真詩人無法逃避的悲劇》、大仙《顧城是一座孤城》、陳力川《“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憶顧城與謝燁》，皆收錄於北島編選的紀念文集《魚樂·憶顧城》。

在詩人以及文藝界人士的追憶文章中，常常出現將詩人、“天才”浪漫化和神話化的傾向。這些論述常常混淆“生命”“死亡”的抽象概念與具體的暴力事件，同時模糊自殺與遇害的區別，且常有一種將自殺浪漫化的傾向。透過這樣的模糊化處理，顧城天才詩人的形象與襲擊謝燁的行為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合。然而，謝燁遭遇的暴力卻在這樣的模糊化處理中被淡化了。這些處理皆圍繞顧城，而無助於體會和理解謝燁的遭際。

正視顧城對謝燁的傷害並非忽視人性的複雜面向，亦非停留在對於顧城的道德譴責。

實際上，從顧城對謝燁作為一個“理想伴侶”的期待，到現實生活中對謝燁衣著的審查，再到要求她輟學、辭職，直到後來對謝燁的家庭暴力，每一步都得到社會的默許：

人們似乎預設天才詩人的妻子放棄自身的職業發展為丈夫付出是應有之義，甚至謝燁自己也內化了這樣的期待。

我們需要把焦點從顧城移回謝燁。本文首先還原謝燁遭受家庭暴力的經歷，之後將引入性別視角，重新看見謝燁的處境。在事實還原部分，本文將以三份一手文獻為主要依據：謝燁與顧城在紐西蘭的好友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發表於1997年的英文回憶和評論文章《死於流途：顧城和謝燁的生與死》（Dead in Exile：The Life and Death of Gu Cheng and Xie Ye）；顧城姐姐顧鄉的文章《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以及1994年謝燁母親的訪談。

02.

謝燁經歷的家庭暴力：曾被勒頸和推下樓梯，兒子被迫送養

近兩年，網上流傳一篇題為《詩人顧城和謝燁之死的真相》的文章，聲稱“揭秘顧謝之死的真相”，認為謝燁“死於猝發的意外事件”。這篇文章是2018年7月14日在《顧城海外遺集》一場圖書營銷活動上的對談記錄，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編輯、作家嶽建一。

然而細看文章，我們會發現嶽提出的證據——比如謝燁不是被顧城斧劈致死，而是「重擊之下……頭部磕地造成內出血（而死）」——並沒有相應的歷史依據，這很可能只是講者的猜測。

然而根據顧城的姐姐顧鄉的記述，1993年10月8日，顧城自殺前曾親口對她說“我把謝燁打了”。在顧鄉的記述中，我們僅知謝燁被發現時面目模糊，致命傷則是頭上一處傷口。而無論顧城「重擊」謝燁的工具是什麼，謝燁之死是由顧城的襲擊所導致，這一點無可迴避。

▲2018年7月14日，《顧城海外遺集》輯錄者榮挺進、評論家解璽璋、作家嶽建一（右二）、金城出版社總編輯潘濤在“新書界讀書會”上為新出版的《半夢·顧城海外遺集散文卷》做活動。

在此次衝突之前，顧城就對謝燁和兒子木耳實施過嚴重的家庭暴力。謝顧二人的兒子木耳就是在紐西蘭的激流島上出生的。根據謝燁與顧城在紐西蘭的好友布萊迪的記述，當1991年布萊迪從北京一個學術專案回到奧克蘭時，木耳已經不再和謝燁、顧城一起生活，而是被寄養在鄰居家，一位當地的毛利女人玻格（Poko）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照看他。

顧城對布萊迪承認他有時會控制不住對兒子的暴力傾向，因此把兒子送走。顧鄉在《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中也對顧城的暴行有過記錄：

“（謝燁對顧城說）‘我能相信你嗎？’（謝）燁激憤得滿臉是淚：‘你踢三木（即木耳）那一腳我能忘記嗎？你也說過誰做三木父親都比你強！’”

▲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在奧克蘭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89年因修讀顧城授課的中文會話課結識顧城並與謝顧二人成為好友。相比與顧城和謝燁生疏多年的顧鄉，布萊迪與紐西蘭生活期間的二人聯絡更為緊密。一手經驗加上精確審慎的寫作使得她所記述的顧城與謝燁之死《死於流途》極具參考價值。

1992年，謝燁和顧城赴柏林參加一個文化交流專案。木耳沒有跟去，而是由鄰居玻格照看，為此謝燁極度憂慮沮喪。一方面，謝燁與布萊迪都覺得顧城想要就這樣拋下孩子。另一方面，鄰居玻格正向政府申請獲得木耳的法定監護權，謝燁擔心再也見不到孩子。交煎之下，謝燁十分無助，私下裡她常常說“

沒有人能幫我

”。

▲謝燁與李英。顧謝二人結婚期間，顧城有另一位親密關係伴侶叫做李英。在謝燁與顧城出國之前，李英就已與謝燁、顧城結識；謝顧二人定居激流島後，在謝燁的幫助下李英取得出國的證件，來到激流島與二人一同生活。謝燁在結婚期間也有一位名叫作大渝的親密物件，詳可見布萊迪的文章。

顧城的另一位親密伴侶李英對謝燁的困境有相似的描述：顧城一天晚上毫無緣由地把小木耳踢到地板上，謝燁不得已安撫顧城，說第二天就把木耳送走。那晚謝燁哭了一夜，和孩子共度了最後一個夜晚。後來，玻格取得了木耳的法定監護權，

對於謝燁來說，孩子一直是她的心病。

▲謝燁與兒子木耳（也叫三木，英文名Sam）。

1993年9月底，距離悲劇發生時日不多之際，謝燁和顧城回到島上。剛回來的那幾天，布萊迪幾乎天天和他們通電話。

謝燁向她哭訴顧城在柏林有一次幾乎要將她勒死。

回到島上後，顧城甚至不允許她離開自己的視線，連她上廁所顧城也會跟著。而在謝燁向布萊迪哭訴時，顧城就在謝燁旁邊，他甚至接過電話確認了謝燁的話，並說擔心謝燁會離開他。

謝燁在柏林遭受的暴力，在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證。在收錄於《魚樂：憶顧城》文集的《〈片段〉補記——顧城二三事》中，相比於文集中大多數作者對顧城的緬懷，顧彬的筆墨集中於對謝燁罹難的悼懷與對其遭受家庭暴力的痛心。文章引用曾在德國接待過謝燁和顧城的伯爾基金會負責人的信件，並附上顧彬自己與負責人在1995年的一次談話記錄，其中有如下內容：“（顧城）以前也曾打過（謝燁），這一點謝燁對她的女鄰居承認過。一位羅馬尼亞女畫家把她帶去了醫院。”

八月中顧城和謝燁從克羅茨伯格遷到艾弗爾。還沒過一週，顧城就在8月23日虐待了謝燁。“她進了醫院。”幾年後，顧彬在與基金會的路德維希女士見面時，又提到“他曾經把她推下樓梯。因為不能離開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醫院。”

▲顧彬（Wolfgang Kubin），德國漢學家，與中國詩歌界有廣泛交往。1992-1993年顧城與謝燁參加文化交流專案赴德國訪問時，與顧彬多有見面，顧彬眼中的謝燁始終是溫暖的、微笑的，他後來才知道顧城對謝燁的虐待。

1993年顧彬在悼文中寫道：“謝燁留下了一個沉重負擔：去親近那些人世間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熱情也不要被一個微笑所迷惑。”

在顧鄉9月26日的記述中，也提到過謝燁關於顧城家暴的哭訴：

“顧城後來又一次走出去時，燁淚水盈眶面向我說：‘你知道嗎？他掐了我，他對我好耶，沒把我掐死。’什麼？！我眼睛直了，嘴巴抖了幾下，發不出聲音；沒法兒想象，沒法兒相信，顧城到底怎麼了，倒底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燁按著脖頸繼續說：‘我這兒好久都有個紫印兒，脖子是硬的，見艾蓓時都不能動。’”

布萊迪和謝燁自己都意識到了謝燁的危險處境，因為誰也不能保證顧城不再給她帶來人身傷害。布萊迪嘗試說服謝燁離開顧城，去她那裡暫避，但謝燁不想撇下木耳。然而，由於當時木耳處於玻格的法定監護之下，她暫時無法把他帶走，所以最後她還是拒絕了布萊迪的建議。

▲顧城與謝燁在激流島的故居，取自紀錄片《流亡的顧城》。雖沒有史料對謝顧二人婚後的財產狀況予以記錄，但依照本文參考資料中的各種細節推測，謝顧當時買下這棟房子的錢應該屬二人同有。但無論是影視記錄，還是一眾旅遊平臺，只稱這座房子為「顧城故居」，謝燁則被隱去了身形。

1993年，在他們回到激流島一週後的早晨，布萊迪給顧城打電話問候。聊了一會兒後，顧城去找謝燁接電話，卻發現她不見了。謝燁的錢包、護照以及他們的車也不見了。顧城懷疑謝燁“逃跑”，匆忙結束通話電話。一小時後，顧城在木耳的學校打回電話，他在那裡發現謝燁正試圖帶走木耳。但由於謝燁不是木耳的法定監護人，所以遭到校長阻攔。

顧城在學校打電話給布萊迪，希望布萊迪把他的意思翻譯給校長，他說他愛兒子，不希望謝燁把孩子帶走。然而，在布萊迪看來，顧城對兒子態度的轉變是在謝顧二人離世前幾個月才突然發生，在那之前的幾年裡，他對兒子一直十分抗拒。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謝燁和顧城的強烈要求下，布萊迪搭上最快的一班輪渡前往激流島。

在顧鄉1993年10月1日的記述中，也提到了這次通話和之後的事情，正好可以參照來讀。顧鄉無法理解謝燁為什麼突然想帶兒子離開。顧鄉的茫然，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她無法相信自己的弟弟確實對謝燁的人身安全產生了威脅。

一直以來顧鄉尊重甚至崇拜謝燁，她在《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中的記述也誠實地沒有迴避謝燁向她控訴顧城掐自己、跟蹤自己以及踢兒子的行徑；但在回憶的後半部分，顧鄉似乎不斷暗示自己去尋找謝燁不完美的線索，試圖說服自己謝燁有可能欺騙了顧城。她也許隱然希望證明的是，謝燁和李英傷害了顧城清澈脆弱的心並將他逼入絕境，甚至幾乎要相信顧城說的「謝燁盼著他死」、「他以死迎合謝燁」的說法。

儘管事實正好相反，不是謝燁逼死顧城，而是顧城虐待謝燁

。

▲顧城一家。中間的女孩是姐姐顧鄉。

顧鄉拒絕接受顧城的暗面，也因此無法理解謝燁為什麼這時候跑出去試圖帶走孩子、為什麼當顧城在學校找到謝燁時謝燁會淚流滿面、以及為什麼謝燁如此精神緊張；然而，

當我們考慮到顧城跟蹤、監視、勒頸、將謝燁推下樓梯以及踢打兒子的行為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時，謝燁的這些表現實在沒有什麼奇怪。無論謝燁與顧城有何爭執，無論顧城如何天真，都不改變這些行為屬於家庭暴力的性質。

然而，

參照讀布萊迪的記述，我們會發現謝燁當時極有可能確已置身於危險之中

，謝燁趁顧城打電話的時機，駕車離開了學校。或許此時的謝燁心中，不安已經開始彌散。

布萊迪及時趕到。見到顧城與謝燁後，二人容貌的變化令布萊迪震驚。35歲的謝燁一改以前容光煥發的模樣，臉上佈滿皺紋，頭髮變成了灰白色；顧城看起來像萎縮了一樣。布萊迪整個週末都與他們交談，傾聽他們講述離開激流島以來的事情，也運用自己幾年前學習過的心理諮詢技巧對二人進行疏導。

布萊迪的調解似乎很有效，在她週日下午離開的時候，二人看上去都恢復了冷靜。顧城之前抓狂是因為覺得沒有人愛他，也許更要命的是，

他意識到自己離開謝燁就無法生活。他不會開車，不會打字，一直拒絕學英語，一切與外界的溝通全靠謝燁；他的文字，也是依靠謝燁的打字、整理、投稿才得以面世。

在布萊迪的調解下，二人達成儘快離婚的共識，謝燁還同意教會顧城開車，並同意繼續幫顧城打字。顧鄉關於最後十四天的記述顯示，那段時間謝燁也在教顧城打字，看上去他們那時已在為離婚做準備。離婚之後，顧城打算和姐姐顧鄉一起生活，謝燁則計劃留在原來的房子裡。危機看似已經過去，二人看起來放鬆又平靜，還與布萊迪擁抱告別。然而布萊迪始終感到不安，接下去的一週，她用學習緩解焦慮，整整一週沒有與二人通話。

1993年10月9日，布萊迪像往常一樣去辦公室時，電話忽然響起。是警察打來的。他們請求布萊迪協助辨認兩具屍體。

03.

性別視角下的重新檢視

在「詩人神話」與「愛情話語」的掩蓋下，是謝燁不被看見的家務勞動、情感勞動、翻譯與外聯方面的工作。

謝燁作為戀人與妻子，在顧城的要求下辭職輟學，一方面需要扮演顧城慾望投射下的理想化女性，另一方面又承擔著母親對兒童一般的生活照料者角色，同時還肩負著為顧城謄抄詩稿和文稿、聯絡交流訪問活動，以及翻譯溝通的工作。顧城認為女性最理想的狀態是“無所事事”，他因此把謝燁留在家裡；然而，“無所事事”與他所需要的照料者的角色，本就是矛盾的。

謝燁母親謝文娥這樣講述

：

“他和謝燁婚後一年，住在武夷路的一間私房裡。他自己沒有工作，還要謝燁辭職，還竭力阻止謝燁去讀書。謝燁下班回家，經常是熱水瓶被砸碎，鋼精鍋被踩扁，墨汁濺得牆上斑斑點點，滿地的碎玻璃片，無法立足。最後她不得不停止了工作，輟了學，呆在家裡給顧城當私人秘書和保姆。在顧城和她結婚後的日子裡，所有的生活擔子都落在謝燁身上。她為他抄稿，改錯別字，當外文翻譯。顧城一點外語也不會，又不肯學，出國後問路都不會，裡裡外外都要她操心安排。她在給我的信中常常訴說∶‘太累了！太累了！實在太累了！’”（《華聯時報》1994年3月4日）

“他根本就不讓我的燁兒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

他們一結了婚，他就不讓她去上班，不許她繼續到電大上學，要她一天到晚只陪著他。我曾經去勸燁兒上學，他竟然將手裡的一碗麵條兜頭砸到我的頭上。

那一天，我就親耳聽到他狂吼亂叫過： ` 我要殺人l 我要殺人！’ 我的燁兒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保姆、傭人、管家、秘書、翻譯、司機、帶路的導向而已……”（王曉玉《謝燁母親謝文娥的痛訴》，收於《文學報》1994年一月刊）

▲與母親謝文娥在一起的謝燁。謝燁之父在講究階級成分的年代中受到牽連，被迫離婚；謝文娥一邊上班做衛生員，一邊獨自撫養謝燁與謝燁之弟成人。謝文娥見到女兒與顧城的相處模式，擔憂女兒的處境，當年很不贊同女兒與顧城結婚。

▲王曉玉，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與謝燁、顧城皆不相識。曾寫過一篇千字短文《我為謝燁一哭》（筆者未能找到此文）。謝燁母親偶然看到了這篇文章，主動輾轉聯絡到王曉玉。王曉玉收到謝母聯絡，前去拜訪謝文娥，後寫出了《謝燁母親謝文娥的痛訴——那斧頭，天天砍我的心》一文，於1994年發表在《文學報》上。

從筆者搜尋的資料來看，《我為謝燁一哭》與《謝燁母親謝文娥的痛訴》這兩篇文章可能是謝燁罹難後目前僅見的從受害者家屬角度出發的文章。

評論家鍾文曾記錄過謝燁講起的一件小事：

“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讓他（顧城）到了飯點給小木耳餵我調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來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給兒子準備的奶糕。”而鍾［I3］ 給她的建議竟是“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

這裡的“不會長大”關涉雙重含義，一方面牽連到文學界一直存在的對“童話詩人”、“少年天才”的浪漫想象，另一方面則指：這類“天才”都像孩子一樣需要一個母親式的照料者。

鍾文言下之意，顧城作為詩人的才能是以生活能力為代價換來的，而謝燁應當包容顧城並且承擔照料其生活的操勞。於是夫妻二人本應共同承擔的育兒職責被轉嫁給謝燁一人，同時還把本應分擔職責的顧城指為應當由謝燁照料的另一個孩子。

社會對家庭性別分工的不同期待在這裡顯露無疑：女性往往被期待承擔照料者的角色，男性則可以專注於智性領域的“創造”，把雜事丟給妻子。這樣的組合在文化藝術領域並不鮮見，相反，我們很少聽說有女性可以以創作為理由把其他事務一概丟給丈夫或男性伴侶，走入異性戀婚姻的女性用於創作的時間往往被育兒與無盡的家務消耗。

日常生活中，謝燁也面對著十分典型的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苛刻期待。除了前文提及的家務勞動與情感勞動的不平等分配，一些細節也能令我們窺見親密關係中屢見不鮮的厭女症候。

女詩人舒婷的文章《舒婷憶顧城》和《燈光轉暗，你在何方》曾記錄

顧城對謝燁衣著的審查

。顧城曾因謝燁和朋友們一起游泳時穿泳裝而臉色陰沉，謝燁由於顧忌顧城還要在泳衣里加穿內衣。謝燁在外的衣服顧城都要審過，而且由於顧忌顧城，不戴任何飾品。甚至因為顧城希望謝燁保持初戀時候的兩條長辮子，謝燁一直不能剪燙。

褪去文學修辭的光環，謝燁的經歷可謂男性凝視下女性“穿衣不自由”的一個升級版本。

然而相比起迫於顧城的壓力辭職、輟學，以及後來被迫送走兒子甚至遭受家庭暴力和對生命的褫奪，“穿衣不自由”對於謝燁來說，只是她遭受過的性別暴力中一個小小的側影。

▲謝燁、顧城和舒婷。舒婷與顧城、北島等人一同被視為八十年代朦朧詩的代表詩人，與顧城、謝燁相識多年。

如果說謝燁生前在家務、情感和才能上為顧城所剝削，身後她的名字被附註在以顧城為中心的公共回憶裡，這是否可算作另一種剝削？

顧城從發表寥寥到聲名籍籍，十多年間的文字幾乎都經由她手整理而成，漢學家顧彬在文章中寫道：“他（顧城）是透過她（謝燁）才學會講話的，他的言說還有他的書寫都歸功於她：她幫他校正初稿、抄錄，將作品變成了以他的名字發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勞動。”

作家王安憶回憶1992年與謝燁的會面說，“那時候，謝燁開始嘗試寫作小說，

以前，她寫的是詩，也是一個詩人。因為是顧城的妻子，就算不上詩人似的。

”謝燁寫下她的詩、散文與小說，署下她的名字，我們卻把它掛在顧城的腳註中。她的文字從未單獨出版，或許至多夾附於顧城文集的後面。遇難之後，謝燁的聲音與視角更是在對顧城的浪漫化追憶中被淹沒。“顧城從肉體上消滅了謝燁，顧城後面的人在努力地從輿論上抹去她”，傾聽謝燁母親傾訴的王曉玉如是說。

緬懷顧城的人們未必有意遮掩罪行，相反他們也許懷著善意，希望理解顧城作為人的立體性與豐富性，而非將之扁平化為殺妻嫌疑人。

但在理解顧城之前，我們何曾以同樣的努力，嘗試理解謝燁處在人身威脅陰影下的不安？何曾懷著同樣的興趣，瞭解她豐富鮮活的一生？摘下神話濾鏡，嘗試看見罹難者的處境，是我們對謝燁最起碼的尊重。

相關文章：回憶的性別：我們為何要寫《謝燁之死》

參考資料：

Anne-Marie Brady，Dead in Exile：the Life and Death of Gu Cheng and Xie Ye，China Information 11（4），126-148，1997

陳力川《“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憶顧城與謝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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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片段〉補記——顧城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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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鄉《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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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挺進、嶽建一《詩人顧城和謝燁之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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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舒婷憶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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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燈光轉暗，你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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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蟬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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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玉《謝燁母親謝文娥的痛訴》，原載《文學報》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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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母親談“顧城事件”，原載《華聯時報》199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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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一個本真的詩人無法逃避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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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平、姜娜《朦朧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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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1343。html

撰寫|元十雨

編輯|Iggy、王笑哲

排版|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