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薩突厥汗國的猶太人
杜佑《通典》引族子杜環《經行記》：“苫國（大約今敘利亞）在大食西界。。。北接可薩突厥。”982/3年成書的波斯地理文獻Hudud al-‘Alam記載，可薩突厥者，位於裡海畔，都城在Volga下游，而名曰Atil；並稱其王乃Ansā之後。Ansā者，Asnā之訛也，即突厥阿史那氏。
可薩突厥西遷建國，裡海之濱高加索之北，稱雄三百年（當時裡海稱為sea of theKhazar）。西遷事件，與突厥之軍事外交頗有關係。一則六世紀下半葉，與拜占庭通使商路；二則七世紀二十年代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與拜占庭皇帝Heraclius會盟高加索，聯兵以擊波斯。除西遷部族之外，沿途與裡海附近的部落，或自主，或兵敗，亦加入部落聯盟，於是建國。
建國後，先與波斯爭奪高加索。波斯在Derbent關城（是今俄羅斯最南方城市）據險而守，東有大海，西靠崇山；然可薩突厥屢屢越過關城，犯境劫掠。待到波斯亡國，大食繼踵，往往兵戎相見。九世紀下半葉的阿拉伯史家al-Baladhurī留意開疆闢土征服事，著有Futuh al-Buldan，其中記載兩國近百年交戰始末，互有勝敗焉；al-Tabarī出生於裡海南岸之Tabaristab，其史書自然也收集這些材料。待到阿巴斯王朝（從750s開始），開始和親，於是戰爭漸寡少。在倭瑪亞朝末代君主Marwan未登基之先，曾任高加索地區總督，737年大敗可薩突厥；可汗為擒被迫皈依回教。然阿拉伯退去，可汗並不顧之前的約束，終於皈依了猶太教。
Derbent fortress
東方有佛教，而西方皈依或基督教，或回教，可薩突厥如何皈依猶太教？關於此問題，Peter Golden文章the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裒集材料甚詳而分析深入，談及皈依時間原因過程等。然而存世文獻不足緣故，這些問題並不能定論。關於原因，多以為欲獨立，以自別於拜占庭與阿拔斯王朝。雖不錯，然似乎有些不足。關於皈依過程，多認同過程頗漫長，並非敕令一下，通國棄舊之Tengri崇拜而讀誦妥拉（Torah）。巴格達哈里發派往Volga Bulghars的使團，922年抵達。成員Ibn Fadlan所著Mission to the Volga談及，Khazars及其王皆猶太人也（wa hazar wa malikuhum kulluhum yahūd）。Ibn Fadlan未曾遊牧Khazaria，所言未必盡皆可信；然而反映出鄰國之知識印象。皈依大約從Harun al-Rashīd（786-809）時期已然開始（al-Masudi，volume 1，p。407），考古發現五枚837/8年鑄造可薩突厥錢幣，上有阿拉伯語銘文Musa rasul allah。以告回教徒，非穆罕默德，摩西方是上帝使者；反映出國以猶太教為國教。皈依過程頗漫長，從過程觀察原因，似乎有裨益。
Khazar coin
可薩突厥西遷建國之先，此處已經有猶太人居住。在六世紀下半葉，突厥人與拜占庭來往，商路開闢。如隋代之裴矩《西域圖記》便講到從敦煌至於拜占庭和西海之商路北道（《隋書》卷67）。此道途徑裡海北岸。商業日益，猶太人也更見增多。更遊牧政權，放牧及軍事征服皆能遠涉，接觸頗多。除了有利貿易的條件，也頗重視之，互市一方面換得穀物，一面將來貴重貨物貿易。
具體不得而知，然猶太人在可薩突厥影響概日日重大，稍稍從貿易而參知政事。譬如史料提及，有猶太將軍闔家奮勇傳教。事雖難知，猶太人出任將軍卻大約不錯。關於皈依和猶太人關係，最緊要材料，是阿拉伯史家al-Masudī於943/4年所著the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記載道，其王及親近，是猶太人（p。407）。Ibn Fadlan聽來傳言相比，al-Masudī更加真實。準確來說，是上層皈依猶太教，此事發生在al-Rashīd時期。於是回教各地猶太人往焉；拜占庭猶太人逃避逼迫，亦赴焉。
這些皆大有利於貿易之昌盛。而兩條似乎支援可汗皈依頗出於貿易考慮。一、伏爾加河自都城Atil穿城而過，是方便運輸貨物往來而選址。二、都城的居民猶太人不少，然回教徒、基督教徒和異教徒人數亦眾多；而除此之外，尚有居巴爾幹之Sclaveni以及基輔羅斯人（al-Masudī，pp。 407，409）。後兩者雖則在軍隊服役，似不能與貿易全無干涉。
Atil and the neighbors of the Khazars
而更早些文獻，Ibn Fadlan談及，所出使國，Volga Bulghars不堪Khazars奴役：隨軍出征，王子為質，王女為劫走，更重者賦稅也。國中每落每年需貢黑貂皮一張（p。239）。黑狐狸皮價值甚昂，售與定居地區，譬如阿拉伯及其他地區國王裹體。黑貂皮雖然價值稍不及，也算是貴重貨品（al-Masudī，p。412）。
另外，商隊往來於伏爾加河Bulghars與花剌子模和呼羅珊之間（al-Masudī，p。413）；東方也往來貿易證據。Ibn Fadlan同時也記載，羅斯人沿著伏爾加河往來貿易云云。Al-Masudī記錄彼劫掠裡海北岸各地，掠物之一半送與Khazar可汗（pp。417-8）。兩種文獻雖然都是十世紀整理；然都城之繁華，貿易之昌盛，大概卻是一般情形。
猶太人在Khazars影響與統治階層的宗教皈依關係，正可與粟特人在漠北迴鶻（743-840）角色比較。茲羅列幾則：
一、皆是從事長途貿易，族人散居，頗能壟斷。《新唐書》卷217上，回鶻傳中記載，回鶻派往唐使臣，多九姓胡（即粟特人），居都城近千人；利用政治，經營貿易，資產甚厚。
二、統治階層改換宗教之先，兩群人皆久居當地；經濟政治諸方面皆有日漸增強之影響（粟特久居回鶻中，參看Drompp劍橋歷史百科the Uyghur Empire條）。Karabalghasun回鶻外，尚有粟特銘文。漢文碑銘記載，Bügü可汗助唐平叛時節，在洛陽遇摩尼高僧，既信服而決計皈依；這種說法以告百姓而已，實則熟稔粟特人文化宗教。
三、皈依皆有各教派辯論，一派勝出故事；統治者做夢，天啟真理記載。大概不外廣告群眾，以圖說服文武官員和百姓。
四、宗教改革罷了，皆出現了政變，是利益損益造成。譬如780年莫賀達干與可汗政見分歧，於是弒而代之。莫賀達幹在政變時節，殺九姓胡約有兩千眾。這些大約是宗教改革崛起新貴，於是被清算者。
兩國改革宗教，於統治者，考量大約是一改遊牧政出多門，部落自治，欲集權專政。故任外人，卻是無地方部落利益之牽涉，能赤心事主；與中世紀伊斯蘭世界之突厥奴隸軍一般道理。
這般兩相比較，可以注意到容易疏忽的地方；然而還需要各自考證，具體情況若何。卻不能一方文獻分析，即刻應用另一方。比較者，不過是有益視角，俾發現些新鮮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