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戰爭——1215年形勢（上）

在1215年中，雙方的戰事，隨著金都南遷，不可避免地擴大了。在金南退的同時，蒙軍隨之發起了戰略態勢上的追擊，在山西、河北、陝西、遼西、山東等地如入無人之境。更為重要的是，蒙軍將實際控制線推過了

幽雲十六州

，華北門戶大開。在東北出現了東夏，金的實際控制區只能龜縮到原北宋的北方地區。這一期我們主要談如下幾個問題：

一、金軍正規軍在河北的潰敗

接1214年，蒙軍在1215年繼續圍困中都。此時，雖然金朝首都遷至汴梁，但中都作為華北地區的重鎮和舊都，不可輕易放棄。

1，中都對金的統治者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

金朝朝野上下對遷都頗有微詞，已形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況且金的一整套行政機構在中都還有很大殘餘，南遷有很大的政治阻力，因此

金宣宗

更要用一場軍事上的救援，來緩解他在政治上的壓力。《金史·卷一百一》：

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

趙昉

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

《宋史全文·卷三十》：

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2，中都對金統治者具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

蒙軍在1215年對河北的進攻（部分）

河南地區雖然較其它地區要安穩一些，但在遷都之後，河南在經濟上並沒有能夠立即承受大量金皇室、貴族、軍戶的能力，百姓賦稅加重不提，國庫也無法支撐。同時不在中都地區爭奪，金的軍馬就沒有地方飼養；強行在河南、山東等地飼養軍馬，農業就要受到打擊，從而加速了金朝的覆滅。《金史·卷四十六》：

及

衛紹王

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

《金史·卷四十七》：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

同卷另一則：

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

汝礪

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結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挽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況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

3，金宣宗在剛遷都的時候，在心理上也沒有立即喪失恢復的願望。（雖然他之後放棄了）

在《宋史全文·卷三十》中，他回覆曰：

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候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

除了口頭上的承諾，他也落實了實際行動。《金史·卷十四》：

（三月）壬戌，遣內侍諭永錫防邊，毋以和議為辭。

4，且金在大名、真定、清滄等地區仍有部隊可以發動救援，而且在中都附近的通州仍有軍隊，救援中都在軍事上是有可行性的。

金軍兩個方面軍的失敗

於是金軍分兩個批次和兩個方向進行救援。

第一個批次和方向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大名——清滄方面軍。“方面軍”有正規軍兩萬九千人

（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

烏古論

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術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

，由元帥左監軍永錫、左都監

烏古論慶壽

、御史中丞李英率領，其中還有供應中都的補給。其中，李英從河北重鎮大名出發，又蒐集了河間地區的清州、滄州的地方武裝，結果因為醉酒，被石抹明安先是佯退，而後利用速度上的優勢，在永清地區半渡而擊，兵敗。具體過程在《元史·卷一百五十》和《金史·卷一百一》中有敘述。

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神撒將四百騎迎戰，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於永清。將戰，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之，死及溺水者甚眾，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

第二個批次和方向則來自

中都西南

的涿州方向——“西南方面軍”。石抹明安在擊潰清滄方面軍之後，轉頭攻打“西南方面軍”。《元史·卷一百五十》：

未幾，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松哥，復以步兵萬二千人、糧車五百兩援中都。明安復將三千騎往擊之，遇於涿州宣封寨，獲松哥，合住遁去，盡得其輜重，還屯建春宮。四月，攻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攻拔固安縣。

除此之外，中都附近的通州則早已投降。

乙亥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眾降，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京南建春宮。

5

、 蒙軍這次圍點打援的成功，使金軍在河北喪失了能夠機動作戰的野戰兵力，同時由於術虎高琪與完顏承暉的黨爭，其它地區的金兵也多龜縮不出，蒙軍因而可以來去自由，攻打州縣而無後患，這對當時沒有強大攻城武器的蒙軍是一個利好訊息（夏四月，克清、順二州）（是時,中都以南城邑皆降。惟金將張甫、張進、移刺眾家奴、楊壽等據守信安今河北霸州市東信安鎮不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反抗蒙軍的劫掠，河北豪強開始形成地主武裝，或者投蒙，或者自保，或者效忠金朝，金皇室自此失去了往日對河北的集中統治，九公封建的混亂時代就來臨了。

二、蒙軍在遼西的進攻與東北的變局

木華黎在1214年對遼西的進攻並沒有停止。在去年年底或1215年農曆二月，木華黎攻破了北京，隨即對遼西其它州縣展開了進攻，興中府也向蒙軍投降。可以說，北京路的完全淪陷，徹底斷絕了東北與華北的路上通路。《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移剌捏兒）佐太師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賊

劉四祿

。

在這個時候，割據錦州的張致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企圖自立，結果被木華黎平定。這件事情的具體時間，各處史料有所牴牾。但在這裡，我個人就先採用《史集》和《

元朝名臣事略

》的結合說法，認為是1215年出現叛亂，1216年被平定。

木華黎在遼西的行動

《元朝名臣事略》記載的比較詳細：

乙亥（1215年），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闌徹裡必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阿先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吏，據錦州叛，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

這一點符合《元史·太祖本紀》中的記載。然而在《本紀》中，平州是在八月被攻陷的，此時平州為金所有：

詔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

如果結合《事略》來看，這說明平州再次被張致攻破應該在8月以後。於是，在1216年，張致被平定，《事略》中說：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欲設奇餌之，乃遣兀葉兒、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偽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

這一點和《元史·何實傳》中相符。

鯨弟致，初以叛謀於實，實厲聲叱曰：“天之歷數在朔方，汝等恣為不軌，徒自斃耳！”乃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丙子春，來歸。大將木華黎與論兵事，奇變百出。拊髀欣躍，大加稱賞，遂引見太祖，獻軍民之數。帝大悅，賜鞘劍一，命從木華黎選充前鋒。時張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陷陣，殊死戰，殺三百餘人，獲戰馬兵械甚眾，木華黎奏賜鞍馬弓矢以勵之。

《史集》則是這樣說的：

接著，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11年的忽盧吉納亦勒即鼠年（1216）年，有訊息傳到成吉思汗處說，錦州城女真異密（Emir）張致復叛……。。［成吉思汗］遂派木華黎國王［去征討他］，派［他］帶著左翼軍捉住了［張致］，重新徵服了這些地區。就是這些！

如果這樣看的話，1215年冬天出事，1216年傳到成吉思汗耳朵裡，當年春被平定，也是理所當然的了。所以說《元史·太祖本紀》中的“（四月）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遂據錦州，僣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一事，可能實際上發生在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