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會在對北亞控制權的爭奪中輸給俄羅斯？

作者：由雲石發表于體育時間：2017-03-14

雲石2017-03-14 22:09:55

北亞對俄羅斯來說有著非同一般的戰略意義。這塊表面上荒無人煙，地下卻埋藏著海量資源，並有著巨大地緣價值的廣袤土地，使原本蝸居東歐一隅的俄羅斯，一舉成為全球第一領土大國，併為後來蘇聯時代成長為超級大國奠定了基礎。

只不過，相對於俄羅斯人對擁有北亞的慶幸，中國人的心裡，一直多少有點不是滋味。畢竟從地緣關係來看，北亞——至少是其中東部的東西伯利亞山地和中西伯利亞高原，在地緣上跟東亞大陸的關係要更加緊密一些。

而從歷史角度來看，儘管北亞的極端惡劣自然環境，決定了近代以前，從沒有哪個外部文明勢力，真正有能力將它消化吸收，不過相對而言，中原王朝在國力鼎盛之時，還是可以把影響力之末梢勉強輻射至此，並透過羈縻等方式，將當地一些原生土著部落納入到中國的朝貢體系，化為外藩，構建起名義上的宗主——藩屬政治體系。

地緣關係更加親密，政治上也佔得先機，而論地緣實力，俄羅斯本部東歐平原，跟中國本部——東亞大陸中東部更是不在一個檔次。為何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中國，最後卻並沒能得到北亞，反倒是讓俄羅斯撿了這個便宜呢？

一般的認識，是俄羅斯借了歐洲文明變革的東風，在人類文明由農耕向工業轉型的過程中佔得先機，而當時的中國，則依舊深陷農耕泥沼，所以自然而然的喪失了與俄羅斯爭奪北亞的能力。

不過這種認識，用來解釋19世紀時俄羅斯奪取中國外興安嶺、庫頁島，倒也確實說得過去。但用來解釋中俄關於整個北亞板塊的競爭，就有些不合適了。畢竟早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時，中俄兩國就已經透過尼布楚、恰克圖等一系列條約，勘定了邊界。而按照當時的協定，除了現西伯利亞南部接近東亞的少部分外，中西伯利亞高原和東西伯利亞山地的大部分土地，早已經清楚的劃給了俄羅斯。

17世紀末，18世紀初，雖然那個時候的歐洲，在文明發展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中華文明，但工業革命畢竟還沒有開始，這種程度的差距還算不上太大。加之俄羅斯在歐洲文明圈中屬於相對落後國家，中國又有體量與地緣關係上的優勢，故在那個階段的北亞競爭中，中國可以說還是具備一定優勢的——甚至，如果當時的清廷能夠下定決心，完全有能力把俄羅斯的影響力限制在西西伯利亞平原，。

但事實截然相反。在粉碎了俄羅斯向東亞滲透的企圖後，中國當時當政的清王朝便無意再跟俄羅斯糾纏，轉而透過簽訂條約的形式，主動捨棄了對北亞大片領土的訴求。

分明有能力進取北亞，卻主動放棄，當時的清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在雲石君看來，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農耕文明的先天性侷限。

這種侷限主要反映在兩個層面：第一，農耕文明條件下，農業種植潛力是衡量土地價值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標準。而北亞的自然環境極為苦寒，農業生產潛力幾乎為零——連牧業和漁獵價值都十分之低，故在當時人看來，北亞沒有什麼實際價值。

第二，農耕時代，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相對有限，世界各大地緣板塊之間的有效交流嚴重不足，呈現出某種意義上的孤島格局，海洋、荒漠、山脈這些大型強勢地緣屏障，在阻礙各板塊間交流的同時，也有效降低了它們彼此間利益衝突的風險。

17、18世紀的人類文明，儘管比中世紀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整體而言，突破地緣屏障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像北亞這種高等級的苦寒之地，在當時依然是十分強大的地緣屏障，基本阻斷了東歐文明區與東亞文明區的交流。

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依然延續了農耕時代對世界的舊有認知。這種概念體系中，除了蒙古草原可遊牧勢力棲身，所以有必要駕馭外，像北亞這種連放牧都不行的地方，壓根沒有威脅自己的能力。而當時的清廷更是做夢也想不到，就在不久後，這塊看上去毫無價值，也難以逾越的苦寒之地，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被來自歐洲的俄羅斯突破佔領並初步開發，搖身一變成為東歐地緣勢力壓制地緣東亞勢力的戰略基地。

既沒什麼用，又沒什麼危害，華夏農耕文明對北亞的滿不在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話又說回來，就算沒什麼用，可北亞好歹也是一大塊領土，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傳統世界觀的中國人來說，似乎也不應該完全對它無視——起碼也得羈縻一下，就像以前歷代大一統王朝那樣，將它納入朝貢體系，建立至少是法理層面的宗主權。

可清廷卻這種法理上的面子活都不要，而是大筆一揮，將其送給俄羅斯。而中國之所以如此“大度”，其實另有其因：

第二，價效比考慮。

對中國而言，之所以長期以來勢力範圍侷限於東亞大陸，這裡面很重要一點原因是：周邊板塊的土地農業潛力相對低下，開發的收益十分有限。而且隨著地緣距離的拉長，中國實行佔領征服的難度將逐漸提高。出於價效比方面考量，古代中原王朝在佔據了適宜農耕的東亞大陸中東部後，對周邊的所謂“蠻荒之地”，大多隻是用羈縻之法，將其化為內藩即可。而更偏遠的，最多就是將其納入朝貢體系，使他們成為自己名義上的外藩——這差不多就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能力極限了。

而這一規律，在面對北亞時同樣適用。北亞在以農耕為標準可謂毫無價值，本身也不具備威脅中國的能力。可中國要施加影響力，其中耗費卻非常之大。畢竟北亞環境惡劣，路途艱難，當地土著部落又弱小零散，均未開化，俄羅斯沒來之前，中國還有那麼點興趣透過朝貢體系，換的一些奇珍異寶（諸如動物皮毛、海東青、東珠之類）。但隨著俄羅斯的進入，中國再要想維持對北亞的經營，其投入自然要多的多——而收益卻比以前沒什麼增長——這在當時的中國人眼中當然是很划不來的。

基於這種邏輯，清朝在粉碎俄羅斯向東亞滲透的企圖後，更樂意以合約的方式，放棄“無用”的北亞，以終結這種無止境的戰爭消耗，並換得北方邊境的持久和平——而就當時的認識來說，這筆買賣，也的確不能說不划算。

第三，則是出於穩定內部統治的考量。古代漢人長期注重“華夷之別”，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無也”。在這種世界觀影響下，清朝皇室的非漢族出身，讓它不得不時刻深陷嚴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機當中；而且滿族人口遠尚不及漢人零頭的國情，使得清廷要確保對中國長久有效的統治，難度十分之大。

對此，清廷主要採取兩種方法應對：一是積極融入華夏文明體系，力爭在意識形態層面，獲得漢人的認同；二是對蒙古各部多加籠絡，給予他們高於漢人的政治地位，並在經濟上予以補貼，使他們心甘情願的成為清王朝的統治支柱，靠著他們強大的遊牧軍事優勢，制衡中原漢族農耕勢力。

不過，滿蒙終究是不同民族，何況蒙古遊牧勢力更是中原農耕文明的天敵。因此，作為中國的統治者，清廷一方面要借蒙古之力鉗制漢族勢力，但另一方面，有必須極力避免蒙古過於強大，以致遭其反噬。基於這種邏輯，清廷必須在對蒙古各部的利用和提防之間，尋找一個戰略平衡點。

如果清廷欲跟俄羅斯逐鹿北亞，那不管是從地緣關係，北亞自然環境，或者軍事特點而言，清廷都有必要倚重蒙古遊牧勢力——鑑於俄羅斯的強大實力以及它已佔領北亞大部的現實，清廷與沙俄的戰爭肯定是長期性的。

這對清廷來說，無疑相當危險。且不說能否成功驅逐俄羅斯尚未可知，單是軍事上對蒙古各部的過於倚重，久而久之必將導致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現，甚至會加速蒙古各部的整合（只有各部政治上整合為一體，才可以形成最強戰力，更好的與俄羅斯抗衡），這樣一來，清廷極有可能會重蹈安史之亂的覆轍。

而且，從戰略方向來看，清朝之所以籠絡蒙古，歸根結底還是希望借它的力量，制衡中原漢族。如果把蒙古的實力消耗在跟沙俄的長期纏鬥中，這不僅會嚴重消耗自身資源（蒙古最多出人出馬，戰爭開支只能由清廷承擔），而且也等同於喪失了一直能夠有效威懾中原的強大武力。要是中原再出現反清復明或者白蓮教之類的大規模暴亂，清廷將喪失一支重要的憑叛力量。所以，哪怕只是為了維護統治，清廷也犯不著為了那個鳥不下蛋的北亞，而把蒙古這種重要力量，投入到跟俄羅斯沒有止境的纏鬥當中。

北亞的過於貧瘠、與俄羅斯纏鬥的得不償失，以及內部維穩的戰略考量，這三大因素，與華夏傳統農耕文明的先天侷限性結合，最終導致清朝非常果斷地退出了北亞的競爭。

既然中國主動出局，放眼北亞、乃至中亞，再無一支強大地緣勢力能與俄羅斯抗衡。這種格局下，俄羅斯僅用了短短一兩百年時間，就把上千萬平方千米的龐大土地，盡數收歸自家版圖。

得到亞洲領土的俄羅斯，終於具備了成為世界頂級地緣勢力的資格。只不過，亞洲領土雖則廣袤，但卻過於荒蠻，導致開發程度天然受限。俄羅斯受此制約，長期只能空有一副龐大身軀，但綜合國力卻始終只在列強的二流。甚至到19世紀下半頁，還在與其他列強的競爭中接連敗北，最後居然還被後起的三流地緣小國——日本擊敗。而隨著一戰的爆發，以及後來的蘇俄內戰，俄羅斯更是山窮水盡，一貧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