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賭博風氣是否越來越盛？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X | 萬人聚賭震動中央： 誰又在收割農民？》

本文隸屬 地平線HOA X系列文章。已獲得 文化縱橫 授權轉載。

✪ 陳柏峰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

導讀

】近日，某直播平臺賬號“長沙鄉村敢死隊”涉嫌萬人聚賭，以辦卡/送禮為賭碼入場，進行幾千至幾萬不等的“抽獎”活動，其2020年流水達1。7億，併入選該直播平臺的年度十佳主播。這是繼去年9月直播賬號“彡彡九戶外”聚賭而被中央有關媒體怒批之後，又一起嚴重聚賭事件。該事件也再次引發人們對平臺監管不力的質疑。事實上，近年來各線上平臺競爭加劇，紛紛搶佔農村下沉市場。但為何以聚賭為噱頭的內容，會成為吸引下沉使用者的一種形式？

本文指出，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個“去道德化的鄉村世界”。過去數十年來，消費主義刺激了強大的需求，錢和消費能力日益成為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生活意義的主要標準，但卻並未給予鄉村居民充分實現這些需求的物質條件。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生活中的消費攀比和麵子競爭非常嚴重，不少農民都在想方設法掙錢，而不再像以前一樣尊崇勞動光榮理念、崇拜德行高的人，而崇拜有消費能力、能賺錢的人，並且嚮往“不幹農活”的消遣經濟。在這種背景下，很多農民的生活變了，賭博投機盛行、女性靠性工作賺錢、“混混”職業化等等，越來越成為鄉村生活中的現實。然而，因為這些現象的泛濫，農民又成為其中的受害者，在市場、資本、技術等多重力量的席捲之下，被收割的農民該何去何從？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

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去道德化的鄉村世界

▍從消遣經濟到消費經濟的勞動倫理變遷

20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相關經濟態度經歷了從消遣經濟到勞動經濟， 再到消費經濟的轉變。每一次變化， 其背後都有特定的勞動與財富倫理的支撐。在消遣經濟時代， 閒暇和不勞而獲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勞動經濟時代，勞動光榮的觀念經過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後深入人心； 在消費經濟時代，消費和時尚成了地位和能力的象徵，成為人們從事生產勞動的理由和動力。在經濟態度轉變的過程中，農民的勞動倫理也隨之變化。

費孝通在雲南祿村調查時， 將傳統中國農民的經濟態度概括為“消遣經濟”，這是一種“寧願少得，不願勞動”的基本精神。他發現農村中有兩類人物， 一種是不用勞作的，一種是農閒時也依舊勞作的：

“那些在農閒時可以蹲在街旁抽菸談笑的，農忙也忙不著他們， 至多在摜稻時， 換個地方蹲蹲， 不在街旁而在田岸上罷了。那靠農閒時背老鹽的， 農忙時忙得更兇。農民有閒忙之別，在祿村這條界限也許特別清楚。”

“那輩脫離了農田勞動的人， 在我們看來， 在農作中省下來的勞力，並沒有在別的生產事業中加以利用，很可說大部分是浪費在煙榻上，賭桌邊，街頭巷尾的閒談中，城裡的茶館裡。”

在傳統中國農村, 不幹農活, 可以 “不勞而獲”是有面子的體現, 有閒暇時間可供打發的人被村民們當作有“福”之人。

我在農村調查中發現， 直到世紀之交， 很多地方的農民都不願意外出打工， 哪怕就在離家很近的縣城， 因為打工在村莊中被認為是沒有面子的事情。

不過，在消遣經濟時代，農民並不排斥勞動， 勤勞致富也是農村生活的基本倫理。因為只有少數佔有大量田地的農民才可能過上“不勞而獲”的生活， 大部分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農民只能透過辛勤勞動才能養活自己和家人。握有土地所有權的人， 可以不勞而獲地生活， 於是就閒了起來，而沒有田地或田地不多的農民， 除了勤勞，別無出路。

在傳統社會， 透過勤勞致富進入“有閒階級”， 是許多農民的希望。正是這種希望和偶爾出現的個案實踐， 將消遣經濟和勞動倫理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也因此, 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對“二流子”的態度有些曖昧,處在否定與肯定之間。

之所以否定， 是因為“二流子”不成家立業， 不參與勞作， 這不符合勞動倫理； 之所以不絕對否定，也是因為“二流子”不從事農業生產，這與消遣經濟的外觀相似， 屬於另一種“有閒階級”。普通農民嚮往“有閒”的生活，只是現實的處境使他們不得不壓抑這種奢望。

只有在承認土地私有, 同時又允許可以不從事勞動而繼續佔有土地的相關收益的法律和制度下, 消遣經濟才有可能。

1950年代， 中國的土地革命排除了消遣經濟得以繼續的可能性。透過佔有土地等生產資料而不勞而獲被新政權認為是“剝削”， 剝削被認為是可恥的， “有閒”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而是剝削階級的生活習慣。新政權將 “勞動光榮”當作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和重要的道德規範， 新社會的人們也普遍接受了 “勞動光榮”的觀念。

勤勞致富的勞動倫理在傳統中國農民中有著深厚的基礎，因此， 當他們的傳統奢望“消遣”被國家認定是可恥的剝削階級生活習慣後，人們似乎很快完全轉向了並不算全新的“勞動經濟”態度， 接受了“勞動光榮”、“不勞而獲可恥”的信條。當然， 對於新政權而言， “勞動光榮”不僅僅是農民應當接受的經濟態度和倫理觀念， 更是國家組織經濟生產的意識形態方式。新政權面臨現代化的艱鉅任務，它試圖透過計劃經濟體制來完成這個任務。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在於國家透過“制度性剝削”， 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現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積累。

“勞動光榮”的意識形態是計劃經濟體制的輔助裝置,它促使人們對新政權領導下的現代化建設任務有著高度認同,並願意透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去努力實現它。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越來越以一種配合的姿態進入全球化體系中，因此也日益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在經濟發展上，應該說，當前中國各地發展非常不平衡，處在一個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狀況並存的階段。當代西方的發展進入了以消費主義為主要特徵的階段，受全球化及其他多種力量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消費主義這一命題。在經濟態度上， 人們日益接受消費經濟的理念。

費孝通曾比較傳統中國農民與西方人的經濟態度：

“減少勞動， 減少消費的結果， 發生了閒暇。在西洋的都市中， 一個人整天的忙， 忙於工作， 忙於享受， 所謂休息日也不得閒， 把娛樂當作正經事做， 一樣累人。在他們好像不花錢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們的農村中卻適得其反。他們知道如何不以痛苦為代價來獲取快感， 這就是所謂消遣。

消遣和消費的不同在這裡: 消費是以消耗物資來獲取快感的過程, 消遣則不必消耗物資, 所消耗的不過是一些空閒的時間。”

費孝通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經濟態度，今天正日益成為中國農民的經濟態度。中國農民正日益拋棄傳統的消遣經濟觀念和勞動光榮的理念， 他們接受了電視廣告鋪天蓋地的宣傳， 逐漸也像城市人一樣， 將消費和時尚當作快樂和成功的來源。

現在， 農民消費的慾望是有了， 但消費的能力或購買消費的貨幣還沒有。

正如賀雪峰所指出的,農民目前被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廣告所刺激起來的物質慾望所控制,有了強大的需求,但並沒有實現這些需求的物質條件。

他們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與現實世界的無力感所折磨，這種折磨尤其因為農村社會的迅速分化與外在想象世界的真實化（因為農民流動以及傳媒的強有力傳播）， 而使不能實現被刺激起來的消費慾望的農民處於痛苦不堪之中。

長期的痛苦不堪的不能實現的物慾及頻繁的社會流動，使農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了未來和希望。沒有希望， 就會麻木， 這種麻木很快就會寫在臉上，進而寫進他們的心裡。但是， 不是所有的農民在沒有希望時都會甘於麻木，他們中的一些人一定會在邊緣處尋找出路。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對於很多希望過上美好生活的婦女來說， 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性工作, 這個詞彙本身就表明這一“行業”的中性化。

過去人們稱之為賣淫嫖娼、娼妓業， 自古以來就遭人歧視，新中國建立後娼妓業被徹底掃除，這與勞動倫理相匹配。改革開放後，賣淫嫖娼現象又開始復活，至今， 人們對它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各地農村調研， 都聽農民說過村裡有已婚或未婚婦女在外“做小姐”的。農民講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動，雖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卻反映出他們對“做小姐”的看法和評價。

儘管農民認為“做小姐”終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時覺得越來越成為“不好說”的事情。這種“不好說”正和勞動倫理的變遷聯絡在一起。因為儘管“做小姐”並不光彩,但“有錢”總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來， 隨著農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 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開始在發達地區從事性工作， 這在農村已經不是秘密。我們在很多村莊調研， 隨便一數， 一個村裡就有十多個女性在外“做小姐”，“村裡人都知道”。村民主要是聽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來說的，逐漸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有的村莊甚至蔚然成風， 有幾十個婦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個拉一個，“傳幫帶”的。最為離奇的是，我在湖北洪湖的一個村子裡調研時，村民告訴我村裡有好幾個未婚女孩在當地縣城裡賣淫，村裡的男人去嫖娼時還經常遇見她們。“在髮廊（嫖娼）裡遇到就回避一下，換一家（髮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莊裡，沒有人去過多地說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個村幹部說，一些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婦女，每個月向家中的匯款都 在幾千甚至上萬元。

以前, 村民對這樣的婦女及其家庭都會在背後指指點點, 這些婦女的家人也都會覺到抬不起頭; 但現在不同了, 社會輿論風向變了, 這些發財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羨慕的物件。

在外面“做小姐” 掙了錢的婦女，穿著打扮上檔次，給家裡買東西， 給孩子買東西， 村民也很認可。“還是出去好，不會受窮。”有兩口子吵架時， 丈夫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你有本事就跟著別人出去啊，變富了，還好些。”在我們調研的湖南橋村，一個畢業於上海某大學的研究生，娶了村裡一個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女孩為妻，其理由並不是愛情，而是上海房價太高， 這個女孩靠賣淫已經積累了100多萬， 正好可以用來買房子。這不能不叫人慨嘆。

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婦女, 能掙錢, 丈夫、父母都不說, 村民也懶得議論, 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羨慕,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錢就能給家庭帶來實惠, 並帶來面子。

這些婦 女在外掙到了錢， 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檔次， 在村裡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 說話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氣， 更放得開。這些發了財的家庭， 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闊綽， 樂意幫助窮親戚， 孝順老人， 更能得到村民的認可。而大多數靠家人從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這一點。

村民們說，“一年能弄那麼多錢， 管他正當不正當， 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 說話也有風度，還要什麼？”

這就是消費經濟時代, 一個人的地位是根據其消費能力劃定的, 至於那些“陳腐”的道德,沒有人把它當回事

。“現在也不議論，把這個社會看穿了。”他們說，“發財就是本事”，“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甚至那些向我們講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講述時凸顯的往往不是道德譴責，而是強調賣淫者掙錢後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變。

▍混混的職業化

從事性工作是婦女致富的一條捷徑， 那麼做混混則是青年男性的一條捷徑。

鄉村混混的狠氣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很多農民的羨慕和讚賞。

一箇中年農民曾向我講述他做“混混”的侄兒的混世經歷，言談間居然很有幾分自豪，這曾讓我不太理解。後來一個老聯防隊員的一番話才讓我幡然醒悟， 他說：“在80年代， 要是誰家裡出了一個流氓混混， 全家人都抬不起頭來， 親戚朋友見了人也不好意思； 今天不一樣了， 不說在外面混一混， 就是蹲監獄都成了一種榮耀和資本。”

現在，人們說起誰坐過牢，不像在說一段令人感到羞恥的經歷， 而好像是說一段英雄經歷； 說起誰又砍人了， 不是表達對其狠氣的鄙視， 而是羨慕和讚揚。

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氣勢,出手也非常闊綽, 甚至賭博也有膽量,從而受人羨慕。這些人因為有錢,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很幫忙, 親戚也比較慷慨。

有一個混混，其哥哥與嫂子的關係不好，老吵架，他說：“為什麼吵架，還不是因為窮了，給他們兩萬元，保證關係馬上就好了。”果然給了他們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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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鄉村江湖對年輕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鄉村混混周圍很快就可以嘯聚人馬，吸引更多的鄉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許多年輕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長將孩子送去。在有的村莊裡，“混黑道的年輕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還要多”。在湖北荊州某村，一個農民將自己的兒子送到一個大混混那裡，並對他說：

“我兒子就交給你了,他要麼混出個人樣來,要麼被人砍死!”

在鄉村混混的結構中，年輕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會上升階梯， 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當成自己的人生目標。在調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訴我， 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個混頭”，他們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來”了，在家裡就能控制公司股份、佔碼頭、搶地盤， 有人送錢來。兩湖平原的鄉村民謠“讀書苦，讀書累，讀書不如去做黑社會，有吃有喝有票子，還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在勞動倫理變遷的背景下,鄉村混混已具有“職業性”,從“社會排洩型”發展成 了“社會理想型”。

過去村莊中的混混，由於觸犯了村民生活的準則和村莊規範，從而遭到村莊主流的拋棄和集體性的社會排斥， 因此是村莊為了維護其生活準則和地方性規範所作的正常的“社會排洩”。而現在，鄉村混混早已發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會理想”。

正因此, 1990年代末以來, 鄉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1980 年代, 混混屬於青春期問題。

很多混混等青春期過了，也就開始老實農民的安分生活， 最終會返回正常的生活軌道。尤其是他們結婚後，受老婆的“規訓”日益明顯，養家餬口的壓力日益增大時。而現在，因為當鄉村混混走上“職業化”道路以後，一方面有源源不斷的職業化利益可供他們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們可以透過職業化的關係組織結構來牟取利益， 而無需事事親力親為，從而無需因年齡和生命週期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而終止混世生涯。

同時，由於勞動倫理的衰落，家庭對鄉村混混的規訓能力和方式發生了變化，這也導致了“成年不退出”現象越來越普遍。1990年代以後， 人們越來越向“錢”看， 能賺到錢就是有本事，至於賺錢的方式則不那麼重要。因此， 人們對混混的道德譴責越來越弱，鄉村混混結婚後， 妻子對其的“規訓”也日趨變弱， 甚至還可能變成一種鼓勵。

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鄉鎮裡一個幫派的頭頭，他最後選擇主動退出團伙，結束這種生活，他總結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願意父母和妻子為他“擔驚受怕”。而我曾問幾個正在鄉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 “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擔不擔心？有沒有勸他不要和那些朋友來往？”她們中的許多已結婚十多年，大多數人回答說：“男人在外 面的事情，我們女人一般不管。”在女性在家庭內的權力普遍上升的今天， 女人顯然不是不願意去管男人， 而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可能是，

她也許不太贊同丈夫的混世方式,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終選擇了沉默,“能混出來也不錯”。

這些表明了勞動與財富倫理變遷之劇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結語

當前農村已經受市場經濟浪潮席捲，進入了消費經濟時代， 錢和消費能力日益成為 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生活意義的主要標準。在這種背景下， 人們生活中的消費攀比和麵子競爭非常嚴重，鄉村生活越來越受到貨幣經濟的衝擊， 農民都在想方設法掙錢。人們逐漸拋棄傳統的勞動倫理觀念， 勤勞致富和勞動光榮的倫理觀念不再被人尊崇。人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崇拜英雄， 崇拜德行高的人，而崇拜有消費能力、能賺錢的人。只要有錢有消費能力， 人們不會在意錢是怎麼來的。在這種背景下，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混混的職業化， 越來越成為鄉村生活中的現實。然而， 對錢財的擁有以及消費本身， 並不能替代人的生活意義本身。毋寧說， 錢財和消費替代其他東西（閒暇、勞動等）成為展現生活意義的工具。

但是, 在生活意義層面, 人們不可能為了錢財而去獲取錢財, 不可能只是為了消費而去獲取消費能力, 而需要透過某種方式獲取一種美好生活, 其背後一定要有某種倫理和美德。

而當前中國農村的種種現象表明， 勞動倫理變遷下的農民生活已經發生了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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