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為什麼需要大劇院？

去年10月，一場“城市保衛戰”在悉尼打響。“戰場”在擁有數十年曆史的

悉尼歌劇院

——抗議者圍在濱海灣附近，他們面前原本白色的貝殼建築，被投上“全球最賺錢”的“巔峰杯”賽馬比賽光影海報。人們舉起“Our House”的招牌，拒絕城市地標被淪為商業“廣告牌”。無論以何種形式，劇院對城市的意義似乎正變得空前重要。一組今年稍早的資料顯示：

在中國，各地興建、改建劇場達到2143家；而投資達數億元的大劇院，則達到40多家。

隨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如同摩天輪、美術館一樣，對任何一個雄心勃勃的城市而言，大劇院都已然成為一種“標配”。

10月11日，隨著經典歌劇《圖蘭朵》上演，全新落成的

四川大劇院

正式開門“迎客”。據當地媒體報道，除去近期相繼首演的成都城市音樂廳、鳳凰山露天音樂廣場、五糧液成都金融城演藝中心，成都還在推進交子（城南）藝術中心、成都大劇院等劇院規劃建設。這也被認為是成都彌補文化基礎設施短板，打造國際音樂之都的重要步驟。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第一任總監列奧波德·達姆羅什曾說：“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看看它的劇院就可以了。”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每年接待數以萬計的歌劇愛好者“朝聖”，悉尼歌劇院更是成為城市“金字招牌”……但在此之後，那些心懷希望、豪擲千金的城市，是否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悉尼歌劇院”？

“養不起”的劇院

2016年，國家大劇院舉辦首屆中國劇院管理論壇。會場內，指揮家

陳佐湟

亮出一組資料：除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其他地區專業劇場利用率普遍偏低，年均演出場次只有58場；而會場外，在新建深圳歌劇院的規劃下，寶安、福田、南山多個區紛紛選出好地，只為爭搶落戶機會。

經營虧損的“冷水”，從來都無法澆熄中國城市建設劇院的熱情。

自1998年上海大劇院建成並投用以來，以國際指標建造的城市大劇院，開始在國內四處開花。東莞玉蘭大劇院、武漢琴臺音樂廳、

青島大劇院

等劇院先後落成，特別是2008年國家大劇院建成，讓大劇院更多了一種彰顯一省或一市文化地位的意味。

上海大劇院 圖片來源：攝圖網

有人統計，到今年初，各地興建、改建劇場達到2143家。其中，不少是以省份或城市冠名的大劇院。

在劇院誕生之初，盈利就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以上海大劇院為例，為實現“自負盈虧”，其可謂絞盡腦汁。該院院長張哲此前指出，沒有一個世界著名的交響樂團來上海大劇院演出是能讓劇院賺錢的，“幾乎都是往裡貼錢，貼得多的上百萬元，貼得少的也得一二十萬元”。因此，只能在運營方面透過其他方式進行補貼。

回顧過去20年，中國劇院幾乎一直在“拉扯”下發展——

一邊是各個城市劇院快速湧現，一邊是越來越大的盈利“窟窿”。

到今年初，有媒體統計，中國平均每個劇院每年上演的劇目已下降到不滿50場，一年至少有300天都在空置。還有統計顯示，中國9成大劇院都無法實現盈虧平衡。

劇院高昂的經營成本，確實無法不引人重視。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教學實習演出中心主任馬述智調研發現，大型製作劇院一年要消耗8-20億元不等，最多的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每年3億美元開銷。

為彌補劇院開支缺口，各地政府在新建劇院的同時，不得不提供更多補貼。馬述智得到的一組資料顯示，

中國一些劇院的收益中，政府補貼佔比甚至高達50%。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城市的劇院數量已經過剩了？有專家對城市人均劇場佔有量進行了計算，得出的結果恰恰相反。

紐約常住人口853萬人，劇場多達643個；這兩個數字，在倫敦是979萬人、241個劇場，在巴黎則是248萬人，353個劇場。反觀中國，即便在演藝市場較為發達、場館建設較為成熟的上海，2423。78萬常住人口也僅享有152個劇場，遠未達到世界城市水準。

“歌劇院效應”

在現有市場水平下，城市到底應不應該建設更多新劇院？換句話說，城市建設新劇院，是否應該首先考慮市場？

《

大西洋月刊

》旗下Citylab聯合創始人Richard Florida發現，

歌劇院的建設，與城市高淨值人群數量並沒有直接關係。

相反，在不少歐洲城市，歌劇院設立之初，並沒有足夠大的消費市場支撐其運營。但歌劇院卻往往成為市民結構變化的轉折點——它吸引了更多“高人力資本價值”就業者，這被Florida稱為“歌劇院效應”。

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傳統歌劇院，扮演了吸引財富與人流的重要角色。在巴赫誕生的圖靈根地區，22個不同的王宮都有自己的樂團與合唱團，更富裕的王宮還建造了歌劇院。歌劇院並不意味著所在區域的富裕程度，它們大多難以盈利、在赤字狀態下發展。但他們卻成功吸引了高工資技工的聚集，最終構成工業革命的人力基礎。

與主題樂園、摩天輪等遊樂設施不同，各類劇院傾向於吸引對藝術有一定鑑賞能力、有更高消費能力的人群。而劇院通常是高雅藝術聚集的場所，這又能夠改變城市的對外形象，從而讓更多對生活環境有要求的人，找到符合其預期的生活環境。

甚至有城市嘗試以劇院“搶人”。

在西班牙，受“缺人”所困的梅迪納塞利等城市，將廢棄的古建築用作歌劇表演。去年，德國漢堡新建的易北愛樂音樂廳，一年接待參觀者突破400萬人次，漢堡市長奧拉夫·舒爾茨直言，“這座神奇的建築徹底改變了漢堡在全球的形象”。

德國漢堡易北愛樂音樂廳

不過，在張哲看來，一些地區想透過劇院帶動文化發展，這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劇院仍然要靠人氣烘托，應該建在人氣最旺的地方，比如市中心。

“歌劇院效應”能否有效發揮，的確不是一所劇院能夠決定的。它往往還會牽扯到許多其他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化氛圍。

在

倫敦西區

，沿街兩側各種風格的劇院建築，構成了一道獨特風景線。恢弘大氣的

女王陛下劇院

（Her Majesty’s Theatre）與《

歌劇魅影

》相得益彰，

皇后劇院

（Queen’s Theatre）外牆面的舉旗者，暗示了《

悲慘世界

》的故事情節，還有蘭心劇院的《獅子王》、阿波羅維多利亞劇院（Apollo Victoria Theatre）的《

魔法壞女巫

》——每個劇院背後就是一出成功的劇目。

早在1998年，

倫敦商學院

、MORI調研機構Wyndham Report就有調查顯示，在倫敦西區看戲的觀眾，15%會留宿，70%的觀眾會在附近就餐，從而維持了當地5000家酒店正常運轉，1。5萬家餐館營業，由此帶來的總經濟價值超過10億英鎊。

密集的“劇院群”，並不會因為競爭而此消彼長，反而共同形成區域性的文化繁榮。

百老匯

的成功，離不開“外百老匯”與“外外百老匯”劇院的助力。因此，對於那些寄希望於透過劇院增加吸引力的城市而言，繼續增加劇院密度，也許是必須邁過的一道坎。

注入城市靈魂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中心，也就有屬於一個時代的“劇院”。

陝西曆史博物館收藏的西漢百戲俑，表明西漢時期戲曲藝術進入高峰。當時，已經出現早期的戲曲演出場所——位於長安上林苑的平樂觀。張衡在《西京賦》中描述的“臨迴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記錄的就是當時平樂觀的表演場景。

與平樂觀高居廟堂之上相比，宋元雜劇的表演場所則是更加“接地氣”的勾欄瓦肆。《

清明上河圖

》所勾勒的汴京盛景中，人群聚集之處，木質欄杆圍出簡易戲臺，雜劇、傀儡戲、影戲、雜技各成一派。戲曲文化已從宮殿滲入到市井生活當中。

清代後期，文化中心轉移到開埠後的上海。1867年，由英僑集資建立的蘭心大戲院，是中國最早的歐式劇場。此後，陸續建成的文明大舞臺、天蟾舞臺、共舞臺、中國大戲院，組成老上海著名的四大京劇舞臺。有資料顯示，上海解放時中心城區正規戲院達110多家。當時的上海戲院天天開業，夜夜有戲，被稱為“東方百老匯”。

上海保利大劇院 圖片來源：攝圖網

劇院伴城市而生，劇院的發展也離不開城市的發展。長安、汴京作為都城，繁榮的經濟與匯聚四方的文化，為劇院誕生創造了基本條件。而上海的劇院，更是無不帶有濃重的“海派文化”印記。可以說，

城市文化正是劇院靈魂所在。

西方歌劇的興盛，同樣離不開其在地化的過程。據馬述智介紹，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歌劇，實際上是在古希臘戲劇基礎上，進行本地化再創作的產物。因此，如今看來與生活距離較遠的歌劇藝術，在當時的義大利實際上是一種受到大眾歡迎的藝術門類。正是這種與當地文化的貼近性，最終成就了其經久不衰。

“劇院最終應該是服務城市居民的文化場所。” 馬述智說，如何讓劇院符合當地文化需求非常重要。劇院的作用不僅是引進高階劇目，更需要打造具有當地特色的劇目，“就像中國戲曲在國外演出一樣，中國觀眾始終難以像理解當地戲劇一樣理解引進戲劇”。

當然，劇目創作可能會耗費更多成本，對於劇院也有更高要求。但在如何與城市特色相連線上，已有先行者展開嘗試。

在短期內就收穫巨大成功的易北愛樂音樂廳就是一例：建在碼頭倉庫上的劇院，遠看像一艘巨輪，突顯了漢堡作為海濱港口城市的文化特質。更早前，

悉尼大劇院

無疑是提升城市全球知名度的佼佼者——其藍白相映的配色、令人驚異的貝殼造型，已成為其最重要的城市標籤。

德勤曾計算，

僅悉尼歌劇院為整個澳大利亞帶來的社會價值，就達到46億澳元（約合人民幣220億元）。

這或許也是城市痴迷於劇院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