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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有高樓》與白居易《琵琶行》關於音樂描寫的異同?試舉例說明。?

作者:由 小呀丫頭 發表于 詩詞時間:2020-10-08

音樂描寫上:

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更為慷慨,後者更多嗟嘆。

相同之處在於二者皆以悲為基調,十分壓抑、憂鬱。

《西北有高樓》是漢代《古詩十九首》中的名篇,寫的是詩人被高樓上飄下來的歌聲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慨嘆知音難遇。《琵琶行》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所做,送客船上,得聞琵琶女的美妙琴聲與不幸遭遇,感慨:“同是天涯淪落人。”兩詩均由一女子的琴音而引起全文,一略一詳,寫盡知音難覓的淒涼之感,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兩位詩人的作意基本相同。

《西北有高樓》中那期望著能建金石之功的漢末文士,面對的卻是一個君門深遠、宦官擋道的苦悶時代。“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似乎也在表明帝宮的高不可攀,暗示政治理想的難以實現,仕途失意。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的時期。《琵琶行》作於詩人貶官到江州的第二年,時年詩人已45歲,早年“兼濟天下”的壯志已被政治上的打擊擊碎,鴻圖難展。

由於兩人所處時代背景和自身遭遇的相似,因此兩人寫詩的意圖也基本相同。即借詩中女主人公所奏樂曲和淒涼身世,抒發作者個人政治上受打擊、遭貶斥的悲悽之情,表現了深切的世態炎涼感。正如《古詩鏡》中說:“情動於中,鬱勃莫已,而勢又不能自達,故託為一意、託為一物、託為一境以出之”。兩詩用女主人公善奏琴,卻少了鍾期這樣的知音,來表達自己雖有騏驥之才,但無識馬伯樂的抑鬱之感。聲似天籟而無人傾聽,壯志萬丈而報國無門,應是兩詩之悲的落腳點。用琴聲把詩人懷才不遇的失意之感,和女主人公孤獨悽慘的命運聯絡在一起,同時揭露了現實政治的黑暗,強烈控訴了殘酷的封建統治。以聲傳情,以情刺政,聲、情、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其次,兩詩的篇章結構基本相同。

兩詩皆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兩詩都先寫詩人被琴聲吸引。《西北有高樓》中詩人來到一高樓下,在萬籟俱寂中,“音響一何悲”的絃歌聲從高處飄下,詩人被悲聲吸引,駐足傾聽。《琵琶行》中詩人“潯陽江頭夜送客”時“忽聞水上琵琶聲”,使“主人忘歸客不發”,“移船相近邀相見”。隨著低沉幽怨的琴聲響起,令詩人“感悲音而增嘆,愴憔悴而懷愁”漢侯瑾《箏賦》,也使詩篇籠罩上了一層哀怨的氛圍。

第二部分:女主人公演奏琴曲,自敘身世。《西北有高樓》高樓上的女子在錚錚地彈奏,“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不盡的悲哀在琴聲中流淌。“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陣陣嘆息聲中,隱隱約約“看見”了一位蹙眉不語、撫琴墜淚的“絕代佳人“的身影,似乎在嘆息自己無人傾聽琴聲、無人可訴心事的悲慘命運,唯有獨自坐在高樓上,何等孤獨!信手撫琴,默默企盼“若有知音見採,不辭遍唱陽春”晏殊《山亭柳》贈歌者,長嘆知音難尋。《琵琶行》先描寫演奏過程,表現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從“沉吟放撥括弦中”到“夢啼妝淚紅闌干”,寫琵琶女自述早年曾走紅運,盛極一時,到後來年長色衰,飄零淪落無可奈何只好嫁給了一個商人。商人關心的是賺錢,從來不懂藝術和情感,他經常獨自外出,而拋下這個可憐的女子留守空船。孤寂清冷,恨無賞音人。

第三部分:詩人和女主人公心靈的共鳴。

《西北有高樓》悲哀的清商調隨著風聲從高樓上傳出,彈到曲子中間時,主旋律一直在那兒迴環反覆,歌者心情在此亦不斷徘徊,聽者腳步與內心也一直徘徊,再三的嘆息,詩人其實也沒見到這位唱歌的人,他只是偶然經過這座高樓之下,偶然聽見歌聲,但他完全瞭解這位歌者藉由歌聲表現出的心中的苦,由此他想到:歌者的苦還不是最讓人悲痛惋惜的,更悲哀的是,知音的人在這世間是多麼少啊!住在如此的高樓上,歌者必定不是尋常可接觸到的人,聽者只能自己想象把自己變成能高飛的大鳥,和歌者一起高高飛起,擺脫這人間貧富、階級、距離、死生種種的限制。

《琵琶行》琵琶女“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和詩人“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一樣的孤獨、淒涼,“同時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詩人以一個平等真誠的朋友、一個患難知音的身份,由衷地稱讚和感謝了琵琶女的精彩表演,並提出請她再彈一個曲子,而自己要為她寫一首長詩《琵琶行》。琵琶女本來已經不願意再多應酬,後來見到詩人如此真誠,如此動情,於是她緊弦定調,演奏了一支更為悲惻的曲子。這支曲子使得所有聽者無不唏噓成聲。而詩人“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第三,兩詩略詳皆美,《西北有高樓》只有八十字,卻不嫌少,言有盡而意無窮;《琵琶行》有六百多字,無一字多餘,極凝鍊優美。

《琵琶行》對詩人聽到琵琶聲的緣起——送客船上、邀請琵琶女彈奏、彈奏過程、琵琶女自敘身世、詩人抒發感慨,都作了詳盡細緻地描寫,尤以對琵琶女高超演技的描摹最為生動形象。“轉軸撥絃”的準備,“弦弦掩抑”的曲調,“低眉信手”的姿態,“攏念抹挑”的指法,“霓裳”“綠腰”的曲名,先為我們展示了一位技藝精湛,而又“心中無限事”的琵琶女形象。然後詩人用一連串的生動比喻,細緻描寫了琵琶樂曲的音樂形象。琵琶聲時而“嘈嘈”如迅速的急雨,時而“切切”如輕柔的私語,時輕時重,像“大珠小珠落玉盤”。樂聲有時像宛轉的鳥鳴一樣輕快流利,有時又像冰下的泉水一樣聲澀不暢,悲抑哽塞。“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在這無聲的間歇中,也表達了琵琶女的隱恨憂愁。短暫的寂靜之後,樂聲重又爆發,“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如奇峰突起。最後,“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戛然而止。使聽者時而悲悽、時而舒緩、時而心曠神怡、時而又驚魂動魄。演奏已經結束,而聽者尚沉浸在音樂的境界裡,周圍鴉雀無聲,抬頭望時,唯見月白江清。

《西北有高樓》雖是略寫,卻使人感到無處不周。如比《琵琶行》少了琵琶女自敘身世的一段描寫,只有“無乃杞梁妻”的猜測,但透過“杞梁妻”的典故“杞梁”即杞梁殖。傳說他為齊君戰死,妻子悲慟於“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竟使杞之都城為之傾頹(崔豹《古今注》),彷彿看到了一個“誰家獨夜愁燈影?何處空樓思月明?”的思婦形象。“一彈再三嘆”,如怨如泣的琴聲夾雜著聲聲嘆息,毋庸多言,惆悵悽美的女子形象活脫脫得呈現在眼前。詩中語言是濃縮的、積澱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豐富的表現力,簡煉而不簡單。詩人運用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極合鍾嶸的評價“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詩品》

如果把《西北有高樓》比作粗筆渲染的水墨畫,多了幾分含蓄委婉;《琵琶行》則像是細緻勾勒的工筆畫,更顯細膩精緻。淡抹濃妝總相宜,一略一詳皆是美。

最後,二者都採用以實寫虛的手法。

蘇珊•朗格在論述音樂的基本特徵時曾指出:“音樂的綿延,是一種被稱為‘活的’、‘經驗的’時間意象,也就是我們感覺為由期待變為‘眼前’,又從‘眼前’轉變 成不可變更的事實的生命片斷。”《西北有高樓》的結構基本上可說正是由這麼三個變化過程構成的。該詩前四句自為一節,由“高樓”帶出了音樂,令人產生期待之情。中間八句用充分的筆墨將高樓上飄來的“絃歌聲”展現出來,使其呈顯於人們的眼前。 末尾四句又為一節,將聽曲人的感慨提升為一種不可變更的生命經驗傳達了出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忽視實際的音樂與用文字描寫出來的音樂之間的差別;對於實際的音樂,我們是透過聽覺、情感上的緊張及一系列不可名狀的心理波動來接受的。而對詩中所描寫的音樂,則只能透過視覺、想象及與記憶中類似的場面的聯絡來體會。那麼,詩就要給想象提供可能,並要設法激起人們對現實經驗的聯想。也就是說,詩要想法把抽象的音符中所傳達的感情的流程用具體的意象符號轉述出來,即要化虛為實,以實寫虛。《西北有高樓》正是這麼做的。正如方東澍所說:“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創言,虛者實之,意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深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敘歌聲。七八句硬指實之,以為色澤波瀾,是為不測之妙。‘清商’四句頓挫,於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 而反似從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深致慨嘆,即韓公《雙烏詩》《調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

《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這裡用博喻(實)去寫無形無狀的樂聲虛。一連串以大、小弦為本體的比喻應接不暇:有陣陣急雨的粗重,有喁喁私語的細切,有珠落玉盤的輕軟,有化底鶯語的婉轉,有泉流冰下的冷澀,有銀瓶迸水的激越,有刀槍撞擊的鏗鏘,有絲帛撕裂的尖利。語語中音,字字傳神,實實在在引人浮想聯翩,並且在博喻中巧妙地運用三種比喻形式:大弦、小弦句有本體、喻體和喻詞,是明喻;“嘈嘈切切……落玉盤”兩句,前邊是本體,後邊是喻體,無喻詞,應是暗喻;“間關鶯語……冰下難”中,無本體、喻詞,只有喻體,花下黃鶯的啼鳴聲和冰下泉水的幽咽聲代替了琵琶聲,是借喻。三種比喻,不著痕跡而匠心獨運。“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文心雕龍》詩人故意避開無形無色、難以捉摸的主體(琵琶聲),從客體(“急雨”、“私語”之類)落筆,以實寫虛,亦真亦幻,極富表現力。

《西北有高樓》和《琵琶行》作為古代詩歌中的名篇,都寫盡了知音難覓的淒涼之情。二詩一略一詳,在寫作意圖、篇章結構、以實寫虛等方面可謂異曲同工。音樂的共通和情感的相似,使兩詩成為了“遙遠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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