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詩詞

紅學索引派的意義是什麼?是否有過分解讀捕風捉影之嫌?

作者:由 紅樓袁雪芹 發表于 詩詞時間:2022-07-19

紅學索引派的意義是什麼?是否有過分解讀捕風捉影之嫌?紅樓袁雪芹2022-07-19 04:09:58

俗話說,理越辨越明。

俞平伯晚年的觀點點燃了索隱派迴歸的火炬

俞平伯先生很早就開始修正曾經支援過的“自傳說”,寫道:“人人皆知,紅學出於《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越昌,紅樓越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雨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

他把這總結為《紅樓夢》的二元論,到了徹悟之高齡的紅學大師斷言道:“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了。”此語實為百年新紅學刻上了“墓誌銘”。

1986年11月,86歲高齡的俞平伯先生在香港發表紅學演說,主標題是《索隱與自傳說閒評》,副標題是《有關〈紅樓夢〉的研究》。演說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目是:“索隱派與自傳說的得失”,又分為三個小節,分別為:“各持己見惜難自圓其說”;“兩派研究方法迥異”;“誰是作者今仍撲朔迷離”。

俞平伯1923年出版《紅樓夢辨》的時候,完全贊成胡適的“曹家家事說”和“曹雪芹自傳說”,並且反覆宣稱:《紅樓夢》是作者自傳,書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實有而非虛構,作者的唯一手段就是寫生實錄。到了1925年初,俞平伯就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明確提出“最先要修正的”就是“自傳說”,他認為“自傳說”的錯誤就在於分不清“歷史與歷史小說的界線”,他認為“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不能當做歷史和科學論文。俞平伯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

1978年,俞平伯開始偷著寫紅學筆記,名曰《樂知兒語說紅樓》,他以全新的觀點反思過去自己的紅學研究。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從“開宗明義”來看<紅樓夢>的二元論》中寫道:“人人皆知紅學出於《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語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1985年,他在《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寫道:“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我認為當時對他的批判是擊中其要害的。他說的‘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確實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談些問題’就是講他的問題。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什麼了?一些續補之作實在糟糕得不象話,簡直不能讀。”已到人生暮年的俞平伯對《紅樓夢》的重新認識,讓他的某些紅學觀點往正確的道路上邁了一大步,有些觀點甚至是顛覆性的。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舉行慶功會,俞平伯整理了《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和舊作《評<好了歌>》作為大會發言。在《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中,他對《紅樓夢》研究提了三點意見:(一)應該從文學、哲學兩個方面加深研究;(二)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紅樓夢》,建議編寫“入門”、“概論”之類的書;(三)不贊成一邊倒地讚美曹雪芹。應該說俞平伯以上三點意見是很中肯的,過去胡適紅學熱衷於考證曹雪芹及其家事,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哲學層面的意義研究得很不夠,因為對《紅樓夢》的讚美自然也就讚美作者,甚至把“曹雪芹”神化,吹捧他為“十三大”。其實到目前為止“曹雪芹”究竟是誰?是真名還是化名?是哪個時代的人?有什麼人生經歷?都沒搞明白。

在《評<好了歌>》一文中,俞平伯指出:“《<好了歌>解注》與《紅樓夢》不相當,不是由於偶然的。一、廣狹不同。《紅樓夢》既是小說,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總不外乎一姓或幾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則不同,它的範圍很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無所不可。《紅樓夢》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虛神籠罩全書,如一一指實了,就反而呆了。二、重點不同。《紅樓夢》講的是賈氏由盛而衰,末世的迴光返照,衰而不復盛。然而《解注》的意思卻不是那樣,它的重點正在衰而復盛上,卻不與《紅樓夢》本書相牴觸,因得旺氣者另一家也。”

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受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三聯書店之邀訪問香港。此次香港之行,俞平伯發表了著名的演講:《索隱派與自傳說閒評》,這是他把1978和1979兩年寫的紅學筆記的主要觀點做了歸納總結,其要點如下:一、“(索隱派和自傳說)在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內又是互有得失。誰是誰非,很難一言論定。”二、“索隱派務虛,自傳說務實,兩派對立,像兩座對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但是兩派之間有聯絡和共通之處,要理解全書必須兩派結合。三、“索隱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傳說則是順流。”既然作者明說有“隱”,為甚麼不能“索”?如果有所收穫,不也很好嗎!四、“我們很難斷言作者在著書時,沒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五、“曹雪芹從來就沒說過是他自己獨寫《紅樓夢》。”“依我個人之見,《紅樓夢》的完成,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它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六、“追蹤他們(索隱派與自傳說)共同的疑惑,源遠流長,歷時二百年,這絕非出自偶然,是與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有關。”七、“索隱、自傳兩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們都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資料這一點卻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當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適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傳。”

索隱派之定義與源流

所謂索隱即透過字面探索作者隱匿在書中的真人真事。索隱派在乾嘉時期經學考據風的影響下,形成一種學派。索隱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瑣的考證,從小說的情節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

《紅樓夢》最早的索隱派可以認為是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

從表面看,索隱和考證是不同的。索隱是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考證是實證推理、多方求證。索隱重在附會,考證重在證據。一個是意會,一個是立言,有根本區別。但從本質上看,考證派也在探尋“真事隱”,二者其實是一回事。

考證派的代表人物一般認為主要有胡適、俞平伯。

紅學研究主要有三個派別:索隱派、考證派和小說派,當然還有其它一些派別。

從表面看,索隱和考證是不同的。索隱是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考證是實證推理、多方求證。索隱重在附會,考證重在證據。一個是意會,一個是立言,有根本區別。但從本質上看,考證派也在探尋“真事隱”,二者其實是一回事。

考證派的代表人物一般認為主要有胡適、俞平伯。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版。胡適認為,蔡元培的索隱派是“猜笨謎”,他努力尋找《紅樓夢》中隱藏的“真事”,認為《紅樓夢》是“自傳小說”,其中的賈寶玉就代表著作者,賈家就是曹家。

索隱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傳說則是順流。看起來逆入是要把「 ”隱”去的「 ”索”出來,而順流是在往事上做文章,牽涉曹氏家族,好像是順流對、逆入錯,但不一定。作者明明說有「 ”隱”,為什麼不能「 ”索”?如果有所收穫,不也很好嘛!自傳說詳細考查曹氏家族,雖與「 ”親睹親聞”等文字相符合,但作者又明明白白地說是「 ”假語村言”,「 ”滿紙荒唐言”,兩派搞來搞去,到最後往往是不能自圓其說,於是便引出了許多奇談怪論,結果是齊國丟了,楚國也沒得到。

它的核心內容有以下幾條: 一,自傳說(事實上也就是曹學)不能自圓其說; 二,考證派並不是最科學的紅學派別; 三,作者是誰至今撲朔迷離,並無定論; 四,曹雪芹從沒說自己獨撰《紅樓夢》,而是凝聚了多人心血; 五,二百年來紅學爭論不休,是與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有關; 六,自傳說風行,50年代《輯評》發表,我(俞)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此感到慚愧; 七,《紅樓夢》不是史料,而是小說,不能以考古的方法來研究。(當然要以分析文字為主了); 八,自傳說因受到材料限制,到後來都是以假混真,濫竽充數。 從以上文字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俞平伯對自己與胡適開創的所謂「 ”新紅學”也即現在的曹學進行了實事求是、言簡意賅的分析、評判,可以說是對曹學宣告了終結和破產。

考證派的缺陷

考證派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包含著致命的弱點,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弱點日益突出。史料是考證的生命,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考證派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發現有很大的偶然性,這使考證工作面臨著僧多粥少,時常無米下鍋的困境。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考證勢必陷入停頓。有些從事考證工作的學者往往耐不住冷清,渴望著新材料的突然降臨,一旦摸到些蛛絲馬跡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於是以假當真的事時常發生。一些古董商故弄玄虛、以假亂真,把偽材料趁機塞給他們,造成了紅學研究的一場場鬧劇,敗壞了考證的名譽。另外,考證的內容往往碎細繁瑣,研究者的學術目光狹小,見木不見林,這樣勢必難以發揮已有史料的效率,造成寶貴史料的無形浪費。

因此,有人對考證派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考證派本未倒置,是“小學”,是將《石頭記》庸俗化。

有意思的是,考證派吹捧的考證大師周汝昌居然認為自己考證的目的是索隱。而周汝昌的大弟子劉心武毫無疑問是索隱派。

新一代索隱派黃一農

黃的著作,《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便是這四年艱辛上下求索的成果。正如陳寅恪所言:“初必效之,終必反之。”雖然開始是帶著胡適的方法論進入紅學大觀園,但在經過研究後,黃一農卻“愈來愈相信這部小說應是建立在曹家家事與清代史事間近百年的精彩互動之上,而不是胡適先生所講的‘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無異是說,已經被嚴重汙名化的索隱派並非毫無依據,因為清代的宮廷政治鬥爭“也是這部曠世奇書醞釀過程中的重要酵母。

黃一農在《聖駕閱歷河工兼巡南浙惠愛錄》這部書中查到一段故事,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南巡蘇州,貴人王氏隨駕尋親。黃一農按圖索驥,查到王氏的父親叫王國政。而小說裡,元妃的母親叫王夫人,父親為賈政,林黛玉母親名賈敏,每遇“敏”字,她都諱稱為“密”。這些情節,無不暗合王國政之女密妃王氏。

不論是曹賈互證,還是賴曉偉的考證,都有力地推動了曹家店的破產,結論必然是:

曹家故事僅僅是幌子,曹頫是墊腳

參考本文附錄文獻可以知道,曹雪芹僅僅是個筆名,曹雪芹不姓曹。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大量早期紅學著作都提到了袁枚,參見:

富察明義在《題紅樓夢》組詩的小序中說:“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在賀袁枚八十歲生日《和隨園自壽詩韻十首》的詩中,富察明義再次說:“隨園舊址即紅樓”。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袁枚又說:“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富察明義和袁枚都明確說“大觀園即隨園”,但二人又不敢指明具體時間,富察明義只說是“故址”、“舊址”,袁枚乾脆說“雪芹者,相隔已百年”。

鄭逸梅先生《淞雲閒話》記載:袁祖志說“此書(指《紅樓夢》)之作實我祖所授意,而雪芹主稿也。”

南京大行宮小學“紅樓一角”的碑石也是一個旁證。據有關資料記載,抗戰前,南京大行宮小學至碑亭巷殘存著一個小花園,裡面略有花木池館,亭中懸有匾額,上題“紅樓一角”四個大字,據說碑亭巷由此得名,而大行宮小學就在隨園範圍。

摘錄個人圖書館文章,《紅樓索隱派》:

一般紅學論著都將紅學索隱派分為“早期索隱派”、“民初索隱派”和“新索隱派”。

所謂“早期索隱派”,是指辛亥革命以前有關《紅樓夢》“本事”的種種說法。這些說法均散見於清人的隨筆雜記中,既無理論的系統性,亦未展開充分的論證,大都起於傳聞,終於猜測,因此,嚴格地說,早期索隱諸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紅學派別。據現有資料可知,早期索隱諸說主要有以下幾種:一、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中提出的“張侯家事說”;二、護梅氏所力主的“和珅家事說”。該說見於清代無名氏的《譚瀛室筆記》;三、舒敦在《批本隨園詩話》中提出的“傅恆家事說”;四、乾隆皇帝所倡導的“明珠家事說”。該說首見於趙烈文的《能靜居筆記》,此後許多人都信奉並宣揚此說;五、孫靜庵在《霞閣野乘》中提出的“宮闈秘事說”。

民國初年,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及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這三部自成體系的索隱派紅學專著相繼問世,紅學索隱派才真正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研究派別。王夢阮、沈瓶庵認為:《紅樓夢》一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子也”,“至於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實則人人皆知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死後,世祖痛之切,“至落髮為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王、沈的這一說法,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愛情故事說”。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則明確提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卻又認為《紅樓夢》有“原本紅樓”和“曹氏紅樓”兩種。“原本紅樓”的內容是“明清興亡史”,是對順治皇帝及其滿漢朝臣的指刺。而“曹氏紅樓”則用“雙管齊下之法”,把“原本紅樓”的“明清興亡史”擴充套件為“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這三部索隱派紅學專著,是紅學索隱派的代表作,在紅學史上,均曾產生過重大影響。

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給予穿鑿附會的紅學索隱派以沉重打擊,從而使紅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但遭到打擊後的紅學索隱派,卻沒有就此而銷聲匿跡,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幾部紅學索隱派著作相繼問世。這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便是闞鐸的《紅樓夢抉微》、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及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

闞鐸認為,《紅樓夢》乃是一部“淫書”,其人物和故事情節全從《金瓶梅》“化出”,只不過《金瓶梅》是一部粗俗的淫書,是“真小人”,而《紅樓夢》則是一部文雅的淫書,是“偽君子”。壽鵬飛則認為,《紅樓夢》一書所隱去的“本事”,乃是雍正奪嫡,他說:“《紅樓夢》一書,有關政治……然與其謂為政治小說,無寧謂為歷史小說,與其謂為歷史小說,不如徑謂為康熙季年宮闈秘史之為確也。蓋是書所隱括者,明為康熙諸皇子爭儲事,只以事涉宮闈,多所顧忌,故隱約吞吐,加以障幕而已。”

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乃是一部大雜燴式的索隱派著作。景氏認為,批評《紅樓夢》有“三義諦”,“第一義諦求之於明清間政治及宮闈事,第二義諦求之於明珠相國及其子性德事,第三義諦求之於著者及增刪者本身及其家事。”結果如此一來,所謂《紅樓夢》的“本事”,竟包容了明清間的家事、國事、天下事!《紅樓夢考證》發表後出現的紅學索隱派,通常被人們稱為“新索隱派”。

紅學索隱派最大的失誤,首先在於不能正確理解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問題。他們雖然知道文學源於生活,卻又錯誤地將歷史事件及現實生活與文學作品等同起來,於是便牽強附會地將歷史人物和文學人物對起號來。舉凡一切索隱派論著,莫不陷入了這一謬誤的泥淖。而他們所犯的這一共同錯誤,則又導源於他們的文學觀念。倘若在現實生活與文學作品之間劃上等號,憑主觀臆斷而“求其人以實之”,其“結果必然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立論基礎的薄弱,是索隱派紅學著作的又一通病。他們賴以立論的基礎,往往都是軼聞傳說,但這一類悖離史實的傳聞,根本就經不住史料的檢驗,更何況該派著作中還有許多想象和虛構的成分。眾所周知,想象和虛構雖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手法,但與科學的學術研究卻是背道而弛的。

當然,索隱派的觀點之所以荒謬,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其索隱方法的非科學性。總觀所有的索隱派紅學著作,無一不在錯誤的文學觀念的指導下,頻頻使用“拆字”、“諧音”、“分身”、“合寫”等等手法,牽強附會地論證某某“影射”某某、某某是某某的“化身”。須知“拆字”、“諧音”,只不過是一種有趣的文字遊戲,與學術研究沾不上半點邊兒。漢字的特點,本是形、音、義三者的結合,若是任意拆解偏旁、部首和筆劃,或者利用諧音改換音同義不同的字,必定能變化出許多花樣來,其結果也會將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拆解得面目全非。而“分身法”與“合寫法”的利用,則又導致了索隱派著作的顧此失彼、自相矛盾。

當然,對索隱派紅學著作亦不能一筆抹殺。他們認為《紅樓夢》不是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說,其中有政治寓意以及對《紅樓夢》藝術創作方面的一些見解,也不是毫無可取之處的。並且,索隱派紅學著作的不斷問世,客觀上也為《紅樓夢》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要而言之,紅學索隱派的文學觀念以及他們對《紅樓夢》的看法大都是荒謬的,其荒謬性來自其以偏概全,那種牽強附會、拆字猜謎式的索隱方法也是具有強烈的玄學特徵,拆字和猜謎,可以有各種相互衝突對立的結論,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大浪淘沙過程。

參考 :

1、曲沐: 《紅樓夢作者之謎》

2、姬健康:《俞平伯晚年紅學觀點振聾發聵,當今曹學依然我行我素》

3、皇極梅部落格:《紅樓夢貶曹的五個層次》

4、朱光東部落格:《從家諱看曹雪芹考證之荒謬》

5、“逗紅軒石頭真言”部落格:《自稱“曹雪芹”之曹霑是個騙子》

6、克非 :《曹雪芹並不真實存在》(個人圖書館)

7、“歷史解秘坊”(常山趙子蟲): 《1968年曾出土曹雪芹墓碑,小編有五個理由,推測這塊墓碑應是贗品》

8、金品之: 《三年多僅遇兩個半明白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沒有除夕之人》

9、任輝 :《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大才子袁枚》(天涯論壇文章)

10、任輝 :《東郭先生紅學》(專著)

11、鄭逸梅: 《〈隨園詩話〉中之〈紅樓夢〉》

12、知乎 《紅樓夢人物出場次數統計》

13、至真齋主部落格 《如何看待俞平伯晚年紅學觀點的轉變》

14、鄧拓 《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