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耿蘇志：環境史敘事：中國與世界（下）

五、第三波全球氣候變化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關於氣候變化作為全球環境問題，是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才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氣候問題被列為生態環境、威脅人類生存基礎的重大問題，國際社會開始透過政治談判尋找解決對策，這是世界進入第三波生態環境運動階段的顯著特徵。全球應對氣候變暖的國際社會生態環境問題，是指它所顯現出來全球整體生態平衡缺乏的狀態，需要在國際社會之間答成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協議。全世界科學界相信，自1750年以來，人類活動所引起的氣候淨效應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人類過多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直接後果。因為人類過度依賴化石燃料，導致了人類大氣層中二氧化碳造成了溫室氣體增長加快。它引發了兩極冰川融化和海平上長，致使洪水、暴雨、暴雪、乾旱、熱浪、龍捲風等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與強度增加。這關係著人類未來發展安全性問題，它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能繼續沿著先前發展模式根本原因。［①］除了氣候異常帶來整體地球變化原因之外，還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過度發展導致了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過度消耗帶來枯竭，生態極限以及環境載力下降狀態，這些都成為人們生存在地球上難以生存下去的環境問題。正如英國經濟學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言：“發展問題與氣候變化這兩個本世紀最大的挑戰是孿生的，兩者密不可分、不分伯仲。如果我們不能控制氣候變化，我們就會削弱發展的基礎。如果我們無視氣候變化的發生，試圖發展，那就會無法適應，我將使發展處於危險之中”。［②］受到生態環境限制性發展的人類工業社會，再一次面臨著地球氣候異常帶來的環境整體衰退以及不可持續的挑戰。

第三波世界生態環境運動提出的關於地球整體氣候異常問題，是一個直接的攸關未來人類生存基本問題。人類必須改變目前這種高碳消耗和任意排放二氧化碳工業活動，改變自身生存發展路徑，尋求人類在地球上與自然新的平衡。外部氣候條件變化決定了人們對自身經濟增長髮展的限制。使人們逐漸意識到：一種低碳科技和低碳經濟的方式改變才能從根本上擺脫目前這種危險處境，才可能從根本上緩解全球氣候變暖，抑制人類過度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地球環境變暖這一事實繼續發展下去。如果說，世界前二波生態環境運動所產生影響還在相互浸透，並且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時候；全球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卻開始從宏觀角度讓人們看清：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大量焚燒化石燃料和毀林，排放的溫室氣體不斷增加，提高了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引起溫室效應強化，打破了地球氣候系統的自然平衡，導致20世紀全球明顯升溫；世界許多地區極端氣候事件增加，氣候更加變幻無常，給人類生產和生活、動植物以及地球生態系統帶來了變化的影響。為了防止宏觀世界的生態環境整體壞性的毀壞，人類社會必須要減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和經濟需要有一個適應地球氣候變化生態政治選擇，創造一個發展的低碳工業和低碳城市的人類未來社會，才是我們所能選擇的最佳途徑。不論發達國家還發展中國家，都因為面臨著氣候世界變暖環境事實，顯示出他們對於整個地球未來承載力以及環境容量下降的憂慮。

第三波生態環境運動與前二波歐美生態環境運動不同在於，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生態環境被凸顯了出來。將宏觀地球生態環境的優先性置於人們關注視野。相比較前二波生態環境運動，它更加清楚地涉及到全球性問題。在傳統工業化時期，許多國家並沒有選擇現代化社會，他們始終在保持著傳統文明和文化的狀態下，在地球上的不同生態環境中生存著。一個脫離了現代化程序的國家並沒有影響它的生存的基本面。但是，到了世界第二波生態環境運動時，生物技術在微觀層次面上開始破壞生態環境，人們也還是可以選擇不接受生物技術以及拒絕發展起來的生物工業而生存下去。然而，到了全球氣候變暖時期，卻無人可以倖免逃離受到環境整體性影響。如果說，生物技術引進發展中國家所承受的生物基因漂白、生物資源被盜竊所帶來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存安全，它們暴露了人們在微觀層次上生態環境整體性被毀滅的一面。那麼，全球氣候變暖卻可以在世界宏觀範圍內產生不可迴避生態災難。這一次，你不可能因為在區域性地區採取拒絕和逃避環境損害方式帶來的傷害，這就是第三波世界生態環境運動中，關於全球氣候異常時期帶給人們的困厄。任何一個地球角落和區域中人們都難以逃避生態問題危險，它是由宏觀世界環境整體性對我們產生的不可逆轉與改變原因所引起。誰也無法逃離這種由於生態整體性帶來氣候異常問題。

在我們追溯由歐美髮達國家工業帶來全球氣候損害中，仍然要具體區分究竟是誰應該承擔更多責任與義務這樣一個問題，這是關係到世界範圍內環境公正與生態平等的熱點問題。歐美髮達國家應為改變了我們整個地球氣候負主要的責任，這是因為它們在先期進行工業化發展時期大量排放了二氧化碳之後才造成了如此的後果。目前導致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在實現現代工業發展過程中隨意的排放二氧化碳權利現狀，起因就是因為先前過度排放造成的後果。為了人類氣候異常變化安全，發展中國家必須為歐美先期排放放棄自身利益發展需求同時，還要對今天二氧化碳排放空間限量負起責任。雖然在國際社會共同有區別原則下，但是為了全球氣候安全，發展中國家必須放棄發展的正當性，並且由此而擔當起歐美過度排放二氧化碳歷史責任，這顯然是一種環境的不公平和生態非正義。它體現了全球化時代氣候變化中第三波生態環境運動核心問題。在對待因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首先由歐美髮達國家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工業在氣候應對中約束性政策，顯現出來歐美國家在氣候環境上對發展中國家生態歧視一面，成為當下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現實。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卻還要承擔起應付國際社會環境責任與義務。

全球氣候變暖現實困境迫使人們關注全世界的環境保護問題，也促使了人們生態意識的快速覺醒起來，正是因為世界環境變暖難以迴避全球生態政治，讓各國環境主義者和生態主義者聯起手來共同面對氣候異常中所出現氣候變化的問題，開始尋找到相互理解對方生存處境。在低碳科技和低碳經濟的生態環境保護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可能達成一種共識。其原因就在於，它分清了各自的環境歷史責任與義務之後，在國際範圍內人們首次達成協議。開啟了共同面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並且尋找到了一個多方面都可以接受與可操作的路徑。儘管其後可能還潛藏著在環境主義與生態主義之間嚴格的區別，其後作為支撐理論與實踐中包涵諸多複雜的環境理念和生態信仰。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在低碳經濟和社會中達成了一種共識，既克服了環境主義歷史侷限性，也適當解決了生態主義過於理想主義化的烏托邦情結。他們之間分歧消解在共同生態政治邊界重疊交織的低碳經濟與社會的共識之中。對於中國這個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它自然也包含著這樣上述兩種生態與環境保護的政治訴求合力在其中，並且在生態社會與環境保護實踐與理論中逐漸地凸顯了出來。這是因為我們從西方後工業社會中選擇低碳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尋求更加生態平衡的發展之路，把傳統工業社會環境破壞問題透過低碳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替代式融為一體解決，不再將環境成本外部化，而是透過低碳經濟環境成本內在化完成，又同時將生態經濟穩態結構建立在生態的視域之中。在低碳環境質量中求得穩態經濟發展，在修復生態基礎平衡之中獲得了經濟質量的提升或人們生活水平質量增長。由此可見，低碳經濟是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最為直接途徑之一，也是未來在後工業化時期人們普遍願意選擇的一種生產模式。比起先前的傳統工業發展來說，對於能源消耗和清潔能源的選擇，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現有的生產結構和生活模式。目前的一切社會基礎設定都應該轉變為低碳化，未來生產的一切商品都必須低碳化，這已經成為世界生態經濟發展的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

六、現代三波環境運動與中國生態選擇的糾結

歐美生態環境表現出來不同的歷史階段性，是人們跟隨著時代科技進步和環境感知的直觀性共同經歷了的事實。在環境生態公共認知領域內，對全球三波生態政治運動的區分，是學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研究環境生態得出的大致階段性劃分。因為在環境公共認知領域中，人們時常憑藉著一般性環境生態知識與科技發展的特徵，區別生態政治與環保階段的任務性，將不同時期生態政治和環境運動各自的特徵分別開來。因此建構一個適合表達我們環境生態分析性話語理論非常關鍵。將我們三十多年沿著歐美現代化工業發展道路放置到歐美生態環境運動整個歷史去考察，從中可以發現我們在不同生態環境階段中，因為受到歐美現代化自身發展與調整階段性內容的影響和控制非常明確。在我國現代工業化發展程序中所遭遇生態環境問題，大多時歐美國家工業化生態環境安全轉移帶給我們的，它們並不是我們本土工業發展中必然遭遇的這樣一個事實。因為其輸入和引進了歐美工業科技，導致我們整體生態環境承載力下降和環境容量空間的崩潰，同時也伴隨著一個自身工業發展中與生態環境發生矛盾與衝突的問題。

建構這樣的生態環境理路，一方面可以大致區劃出我們在現代工業化程序中用了三十年時間走完了歐美國家將近三百年發展之路，濃縮了它不同時期生態環境問題，並將其帶入到本土化的生態環境語境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對照和連線全球範圍內各種不同環境生態政治運動特點，表述出我們現代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中的艱難選擇。中國現代性社會在經歷了歷史陣痛的轉型過程中，用了短短三十年經歷了歐美國家所有生態環境問題，走過了它在三百多年中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歷史，也同時經歷了它所承受諸多環境生態方面的問題。一個濃縮了現代工業化和城市程序所有環境生態問題國家，如何將不同方面環境生態問題分門別類進行治理？如何在當今世界普遍尋求生態環境安全條件下堅守可持續社會的經濟發展？在現代社會制度轉變和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一併開始的升級的改造和恢復我們的環境生態，如何把握環境生態科技方面前沿實踐與理論開拓我們的未來？這幾乎成為我們揮之不去生態生存所追求的目標。

當前，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僅僅是我國生態與環境基礎被毀壞狀態，還更多地包括新的生物技術侵入之後帶給我們生態環境中生物多樣性滅絕的危險，同時這還意味著人們不得不接受更多的轉基因食品安全的威脅。緊跟其後另外一個環境問題就是：全球氣候變暖這樣一個事實，它同樣也威脅著我們環境生態以及相關工業與社會結構的調整。當我們完成了第一波工業革命轉型之後，我國的環境生態整體基礎顯然已經被破壞殆盡。而第二波生物技術伴隨著歐美國家創新強勢在全球掀起一場巨浪時，這一次，卻因生物技術帶來環境侵害難以看得更清查。所以，對它的防範也自然不可能具有現成的答案和路徑可循。生物技術滿足了歐美環境和生態科技創新需求，減輕了自然環境壓力，它卻同時產生更多的非確定性，並未能改變全球性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其中卻潛藏著、或遮蔽太多的生態環境安全方面更多不確定性。生物技術它不僅僅以基因技術改變了世界物種，同時它也表現為對生物多樣性徹底地滅絕，這是我們在現代化程序中面臨和遭受著新的環境生態問題。它所使我們付出的犧牲代價可能更大和更加危險。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同時還面臨著著世界第三波環境危機問題——那就是世界全球變暖一種整體環境危機的到來。這個由歐美國家歷史工業造成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引起全球氣候變暖事實，發展中國家必須承受的一種發展代價而進入了我們生存視野。歐美髮達國家開始在世界範圍內重新制定工業遊戲規則，以低碳經濟與社會發展科技為先導，試圖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企圖在全球建立碳稅制、碳交易、碳排放的控制體系，並且希望透過世界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全球氣候異常問題。這個由歷史積累起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引起生態環境問題，卻要強迫發展中國家來共同承擔責任與義務。其實，它也是一種歐美國家生態環境主義的殖民統治的放大與氾濫。因為，不讓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中排放二氧化碳，其結果就可能導致這些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滯後。為了全球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而抑制發展中國家發展需求，或者說，為歐美國家歷史排放造成事實承擔責任和義務這幾乎成為一種綁架。但是考慮到全球生態環境惡化事實，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採取適當措施進行二氧化碳減排，並且為了滿足歐美國家建立一個碳交易、碳稅制、碳排放世界市場化規則。我們就必須進行低碳工業和低科技變革。全球性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做出決定時刻。因此，發展中國家在低碳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更增加了我們發展的成本和受約束和限制條件，當我們隨著歐美國家生態環境運動不斷調整變化歷史，追尋它們在發展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時而陷入發展徘徊不前困境，積累和疊加起來生態環境問題一併被帶入到我們發展歷史選擇程序。本土生態環境與國際社會生態環境之間差距非常之大，給予我們生存發展的空間限制性太多；自然環境基礎被破壞殆盡狀態，使發展中國家迴旋的餘地也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給予條件下解決本土和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生態環境問題，必須選擇有利於長遠發展規劃來應對歐美三百多年工業發展中帶給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問題。

七、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的認知框架

不論是低碳社會建構，還是環境保護的發展，或是生態社會的未來，都透過它們各自之後認知框架作為支撐。分析它們的結論和對影響未來社會的情景都是在建構一種生態社會發展理論之上。因為信奉不同生態與環保理念，形成了不同生態環境問題的敘述與論證。凸顯了歐美生態環境運動中所隱含諸多環保和生態矛盾。它們相互浸透、難以區別陷入焦灼和纏繞的狀態；彼此之間問題交叉和排序，並非清晰地顯現為一個先後發展跟進秩序，而是混合與複雜的交織在一起狀態。三波生態環境並非具有明顯地層次性和順序，它們在理念上大多好像近似，但卻顯得十分不同。它們由完全重疊和交叉的生態理念共同組成，反映了建構生態社會的複雜性。透過社會生態理論的敘述背景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清支撐不同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後面知識框架是什麼？支撐它們的學術背景究竟是什麼？如何判斷不同環境主義與生態主義相同與差異性？分析其後的學術背景和認知框架以及和他們關聯的生態思想與環保意識特徵，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環境運動與生態主義之間複雜的糾結，任何一種環境保護與生態理念，它們都是由其所接受的環境意識、生態思維理論框架所決定。我個人以為，有以下三種生態環境的認知框架：

一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利益認識框架。環境保護主義者的理論，是一種維護現行工業制度社會變革思想，它相信人們完全可以依靠現代科技進步解決一切生態與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其中支撐自由市場的商品經濟理念，採取環境保護行動和措施，大多是來自於資本運作所維護的集團利益實體，他們是這種環保理念積極地推行者。只有維護現行的工業體制，維護現行的生產方式，維護消費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危機，就可以採取有效的手段。採取高科技的技術來滿足人們對生態平衡的社會需求同時，它既可以保證人們日常生活秩序沒有改變，也保障了環境保護秩序在科技創新狀態控制之下。這種以區域性的環境作為治理環境選擇，以科技創新本身來解決環境的問題，只有站在不斷地增長經濟與發展的角度，才能選擇性的控制環境問題的持續發生。它們持續推動了歐美國家前二波社會傳統工業和生物領域工業革命，又同時引起了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任何深層生態環境整體性，都包含在具體微觀經濟領域變革之中，這種環境保護的理念陷入到了利益集團實體怪圈。在他們看來根本不能改變現有人類向自然索取的方式，只能依靠科技創新解決環境汙染的問題。從中看到三波生態環境留下來許多問題，大多都來源於這些環保和生態的認知相對區別與差異之中。人類利益集團維護的是已經取得了工業革命成就的現行社會秩序與物質文明，因為他們不可能自身採取革命來推翻工業社會的基礎。這就決定他們是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上對待自然界立場與態度，他們把人類利益的獲得看作為是從自然界征服而來一個結果。如若誰質疑這個工業社會的合理性，就等於質疑現行社會生存的合理性，也就等於質疑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合理性。從這裡可以看出，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調認識框架決定了環境保護主義者侷限性。不破除工業利益集團實體就不能夠消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觀。這個環境保護者的認識框架，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他們在環境保護領域內只能提出一些區域性性的生態計劃，只能做出一些區域性環境的改變。這是緣於他們自身的環境保護是出自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長久性，也是他們所持的既得利益集團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所決定的。他們不可能去反思人類中心主義過失中得出生態中心的理念與實踐。因此，環境保護主義者只能透過漸進改變環境才能逐漸的尋找到通向生態主義者的路途，在激進的生態主義思潮傳播和影響中，尋找與生態主義協作和配合方法與道路。

二是漸進地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生態認知框架。低碳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模式是環境保護主義者向生態中心主義者一種妥協，也是一種漸進的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的開端，還是一個環境保護向生態社會和諧過度的一種必然的選擇。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開始迫使環境保護主義者從更大範圍內關注地球環境的變化，開始學會從解決人類自身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入手，關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這一全新轉變使環境保護主義者學會了從全球化角度看待世界環境問題的起點，這也是生態主義者希望看到環境保護主義開始改變自身的一個新的變化方面。過去，環境保護主義者總是把自己的目光侷限在具體的環境汙染上面，現在卻不同了，從生態平衡角度去審視環境問題，使環境保護主義者在思想深處發生了巨大變化。讓一個專注於具體環境科技治理環保主義者，開始思考生態主義從整體角度去看待地球環境問題，這超出了某些具體集團利益共同體需求，開始迫使他們有了生態平衡的思想。這個過程的確很難，它不僅僅要把幫助環境主義者轉換視域，還要使他們在具體的生態平衡操作中實現生態思想的真正跨越。這使得生態主義許多理論開始被環境保護主義者象徵性地接受；在更大範圍內判斷全球氣候異常與變化影響。環境保護主義者提出低碳經濟與社會契機，但是其中卻已經暗含著接近生態主義思想的東西在裡邊，這就是全球生態意識，環境整體觀念，生態平等主義等觀念。從世界三波生態環境運動發展軌跡看，前後三波相繼的生態環境運動，彼此飽含著許多漸進和突破性生態環境的發展問題，只有到了一定發展時期才可能引起全球關注，由於人類社會工業化發展總是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生態環境整體困境中感受不同，只有不斷生態思維上取得認知上突破，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尋求到解決其共同環境問題的共識，開啟一個從全球視域去透視生態與環保問題的視域轉變，引導環境保護主義者向生態主義者相互理解對方和認知方向上的變化，教育了環境保護者開始從生態平衡視域去思考全球環境問題。當環境保護主義者提出建構一個低碳經濟與社會時，就是在關注全球氣候異常狀態下提出的一種接近生態平衡社會目標。這個認識框架改變，讓環境保護主義者開始從區域性走向全球，開始感覺到生態主義者過去曾經說過的許多有關全球生態問題得到證實。

三是堅定的選擇了生態平等主義認識框架。如果讓環境保護主義者一開始就選擇激進的生態主義理想目標，放棄區域性環境的改善與保護，而按照生態激進主義的方式選擇生態中心主義立場看問題，這是難以做到的。因為環境保護主義者就是以人類為中心框架來建構人類生存環境的思想為基礎，他們不可能像生態平等主義那樣去滿足生物多樣性發展，滿足所有生物與動物生存發展權利需要，堅持一種生態倫理與道德，將自然界一切視為眾生平等對待，去設計人類生態社會制度，去創新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或者用人類道德和價值觀外推與演繹去滿足生態平等理想需求，或是完全迴歸到原始社會純粹自然狀態中去，滿足生態主義者激進的社會發展理念。當環境異常的變化給環境主義者帶來更大視角去看待全球化問題時，生態激進主義的整體環境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環境主義者似乎開始明白，生物多樣性中包含有生態平等主義精神，地球整體環境可能包含著更大一個宇宙生態系統執行機制。這個由先前懷疑和不相信生態理念，開始逐漸的進入了環境保護主義意識之中；他們開始正視，人類既是一個強大的地球生命物種，也是一個可以毀壞自身文明的力量。剋制自身貪婪的慾望，保護地球自然資源以及維持整個生態平衡，才是人類與地球共同進化與發展目的。三波世界生態環境運動中顯現出來認知路徑，恰好反映了當前全球生態環境走向整體發展趨勢。傳統工業造成汙染和資源枯竭問題，在不斷受到自身工業發展局限性影響下，人類開始從生物技術上尋找其突破性，解決環境資源和石化能源緊張局勢，卻未能徹底擺脫生物技術帶來改變物種帶來可怕結局；人類打亂了整個生態進化秩序之後，顯然也就將自身陷入一種絕望發展的困境，因為氣候全球化變暖以及生物技術工程帶來非確定性，使人們徹底開始失去在地球上生存在下去基礎與權力。它們不是一種虛假敘述，而一種可以被科學證明事實。人類對生態環境具有呵護責任與義務，人類必須承擔起維護整個生態平衡的重任。儘管人類社會系統是自然生態系統中最具有傷害與毀滅的力量，但是人類可以透過自身的生態智慧和創新發明去完善自身，去改變人們傳統對待自然的方式。環境保護主義者開始向激進生態主義者靠攏的開端。開始讓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理解對方認知，他們接受並認同先前構築的認識框架中隱藏有環境主義認知的侷限性。人作為征服與改變地球智慧主體力量，在接受了全球生態平衡思想之後，人是作為生態系統中可以維護這個系統健康發展並執行力量，參與到整個生態系統的執行之中。我們還不能說這個轉變就是指環境保護主義者完全接受了生態激進主義者許多思想，但是可以講環境保護主義者具有了超越自身的生態平等主義的精神，開始站在非人類中心主義角度來面對全球環境問題。並不是說他們已經放棄了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而是透過整體生態思想去看待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同時深刻地包含著他們進行生態思想轉變的軌跡在其中。

八、未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的思路

全球性第三波生態環境浪潮的分析理論，這是源於我們對自身現代工業社會經歷的歷史程序一種生態環境的認知結果，問題是，在這三種影響全球環境生態力量面前，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處置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三波生態環境之間變化並非有著清晰的有序進化，它是將各不同生態環境方面問題累積起來，賦予了當代中國社會艱難的生態選擇。許多過去時代關於汙染與環境災難的問題逐漸開始大面積地升級，過去曾經在一個區域性地區的環境問題，現在開始上升為全球的生態的災難；這說明，在全球生態問題在環境運動的推動下，環境運動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預示著多數環境問題的區域性性，現在開始成為生態災難的全球性在不同的領域內展開。歐美生態環境運動不同時期凸顯了它的層次與輪廓以及由此引發問題，逐漸由區域性向全球這一生態環境視域的轉變。世界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普遍性全球性課題，它為多種生態視域提供了更好觀察空間。當環境主義者僅僅作為區域性治理環境患得患失者，全球環境意識卻告訴人們，生態平衡與安全的問題是區域性環境保護難以實現的。正是一波又一波生態環境運動，打開了環境保護主義者面向全球化的環境生態視域，糾正了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許多環境偏見。在前二波生態環境運動影響下，我國現代工業化程序中遺留下來諸多環境問題未能解決。比如我國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方面問題主要表現為，一些未能在實驗達到生物安全保障物種，在轉基因農產品商業化生產方面，在高額利潤驅使下，不少單位違反轉基因種子、種畜禽和水產苗種的生產、經營許可證制度，非法從事相關的生產和經營活，甚至連我國政府還尚未批准進行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水稻的種子，也在市場已有銷售，轉基因產品未能經過實驗就直接進入市場。這對中國食品以及環境安全帶來難以預測的危險。

在第三波全球性環境生態影響和麵臨的諸多問題面前，顯然我們的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都難以跟進落後狀態。它不僅反映了我們在對歐美不同時期科技創新的引進缺少基本地判斷力，把諸多因素混淆在一起難以分解。缺少把不同階段生態環境問題一併起來解決能力，這必然引發多種解決生態平衡問題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如何區別對待與處置的環境深層中那些潛在生態問題，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程序中面臨著巨大挑戰！當然也應該看到其中也存在著更多的發展機遇。如若我們缺乏對綠色科技和低碳創新核心技術方面的把握，缺少成熟經驗和制度化建設的跟進，就不可能從歐美國家手中獲得真正具有生態科技。它們往往會利用他們獨創與控制的核心科技，在公開談判與商業化發展中打壓發展中國家，為改善生態環境設下諸多的障礙。這是因為生態環境殖民主義與生態法西斯主義還仍然存在，它們時常隱含在不同環境語境中發揮作用。一方面我們在全球生態環境第三波共同因素影響下促成了現代化社會轉型；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受與接納諸多科技帶給環境生態交織和重疊變化的影響。在一個失去了整體環境生態基礎作為支撐的新興國家經濟體中，能夠抑制住由三種不同時期產生的生態環境帶來的諸多問題重疊與交織，釐清它們之間相互糾結與纏繞。我們的困難是，將三波生態環境產生共同問題合併在一起加以解決。它加大了我們經濟社會發展難度，並且也增加了生態環境的成本。不論對於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同樣面臨著這樣一種難度。在科技形態的歷史進步中，在其轉換的程序中不斷選擇與淘汰出來落後工業技術，共同表現出來三波生態環境所關注的全球共性的問題；一個交織和糾結不同生態平衡在一起以及不可逾越的環境問題，表現為環保科技與生態科技相互並置、相互浸透、相互焦灼的狀態。我們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工業基礎之上創造一種綠色的文明，也不可能在一個全新地綠色科技之上建設一個生態社會。必須要在現有的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利用現有科技成果進行不斷地創新。從盲目性發展科技力量而毀滅生態環境的災難中清醒過來，建構一個以生態科技為發展目標的社會，跨越人類中心主義科技盲目發展與毀壞生態環境歷史階段。

透過改變生態主義理念，才可能帶來一個綠色科技和低碳經濟發展的未來。解決三波世界生態環境運動遺留下的諸多問題，就是要求我們必須跳出全球化背景之外，站在中西方文化比較的角度，去透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問題，重新看待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之路選擇。要儘可能不受西方化意識形態影響，去重新選擇創造物質財富之路。不能沿著西方工業化發展的破壞環境、治理環境或造成資源枯竭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生產，而是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和立場去處置人與自然關係，選擇歐美國家在科技成就中創造的綠色環保技術，或是依著它們在環保領域中創新低碳科技、迴圈經濟和生態選擇才可能實現生態現代性轉型，減少科技盲目性而帶來過度消耗資源和環境破壞局面。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利用三波世界生態環境運動中那些成熟生態環境思想，開始了反思與探索他們改變的物質財富積累方式和科技創新的策略，從根本上希望糾正歷史上他們曾經延續的瘋狂掠奪和殘酷的剝削全球生態自然資源發展之路，批判他們不斷地在全世界範圍進行生態殖民和明目張膽進行生物資源的盜竊發展進路，以及迅速的將他國生態資源佔據為己有並大量浪費式揮霍消耗。這一切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啟蒙的同時，也使我們的發展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艱難和充滿無法預測的變數。適當調整我們經濟發展迅速，是為了使得我們已被破壞殆盡的生態環境基礎暫且的得到修復和恢復；放慢經濟發展的步伐同時，是為了選擇一條更加綠色和環保技術發展道路。

全球化的歷史程序發展後果決定我們在世界上得到能源和資源的空間極少，必須在有限的自然資源的約束性下作出生態社會的綠色選擇。後現代社會中的環境生態安全問題就在於它必須要解決這些因為不同時期環境運動和生態科技創新帶來交叉性問題。你不可能將自己定位於某種過去成熟的科技創新基礎進行思考。當傳統的工業基礎被淘汰之後，那些因為過度汙染和消耗自然資源落後工業還未能徹底退出；一個被毀滅自然環境基礎還未能充分時間獲得恢復。新的生物創新技術就已經帶著更多的未確定性抵達，增大了我們所處的環境生態非安全性。一切生物技術創新都帶著地球上未曾有過物種，參與到多樣性減少生物世界和環境生態中來，併成為推進著環境生態變化主導力量。我們現在還難以發現全球變暖的氣候如何與生物技術發生根本的聯絡性；可是傳統工業和能源消耗帶來全球氣候異常卻是顯而易見的。這個由傳統工業遺留下來全球二氧化碳過度排放而造成氣候變暖狀態直接威脅著整個人類社會。我們遭到了一個西方國家持續進行生態殖民和毀壞的環境作為代價工業化程序延續階段，歐美國家把所有環境問題轉嫁和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狀態，這是我們在工業化程序中未能根本克服的一個難題。

一個藉助現有的科學技術達到綠色文明和生態社會時代，還是透過另外文明方式與科學技術的創造途徑，用很高科學技術含量達到生態文明社會的需要，這是一個我們走向生態未來文明不可迴避的問題。在中國生態現代性社會重塑之中，我們是否能夠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破壞？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環境破壞與資源有限約束性，走出一條適宜未來地球環境節約以及生態友好發展之路。如果能夠抓住當代生態環境科學最新的前沿技術走出一條快速發展，並避免或繞開它們曾經發生環境和資源問題道路，這可能就是當代社會發展中國家最為明智的選擇。用最少的資源卻能夠最大限度的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在資源約束下求得更加有效的資源利用，或者是尋找到多樣性和替代性資源發展和環境保護機制和更快速的經濟發展，才能追求人與自然永久地和諧永續的平衡。當代西方世界在改變自身環境的同時，同時也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跨越式發展的前景；中國能夠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選擇生態主義科技發展模式，而謹慎的對待環境主義科技成果，在資源約束中獲得更多有效的經濟增長率，選擇一種生態主義科技發展模式，就能夠超越或跨越我們的未來歷史，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更加生態化未來社會。（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

［①］莊貴陽：《低碳經濟：氣候變化背景下中國的發展之路》，氣象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12頁；

［②］［英］尼古拉斯·斯特恩：《地球安全願景》，武錫申譯，曹榮湘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