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搬運|蘇林森：被再現的他者：中國工人群體的媒介形象
摘要
本文對1995-2011年《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工人報道進行內容分析，發現黨報對工人的正面報道是高高在上的“救星”式關懷和愛護敘事，市場化報紙則是負面揭露和受難敘事。2003年後，報道的負面傾向增強。從不同工人群體看，勞動模範是積極、正大、光明的，而農民工是弱勢、被動的，這些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眾對工人階層的刻板印象，阻礙工人群體獲社會承認和尊重。
關鍵詞
工人、再現、媒介形象、敘事、刻板印象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分配關係的多樣化、勞動關係的契約化、勞動就業的市場化、價值取向的多樣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工人群體在內部結構、勞動方式、分配方式、思想觀念上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受此影響，勞動關係以前單純的國家工人二元體制，變為工人企業主二元體制，其標誌性事件是始自世紀年代中期的國有企業改革。
國企工人是我國工人階級的主體，一度被稱為“老大哥”。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千問題的決定》提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由此實施。1997年以中共十五大為標誌，國企改革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有關下崗工人的報道這時也開始增多。由國企改革所啟動的一系列改革給工人階級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工人群體內部分化出不同的階層：企業經營管理者群體、白領群體、普通工人群體以及普通工人派生出來的下崗困難職工群體和農民工等打工者群體，傳統鐵飯碗被打破，勞動關係日趨契約化，職工維權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以2002年為界，新時期勞動關係的變化分為兩個時期，工人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2002年，2002年國企改革與脫困三年目標如期實現後，下崗職工問題已經不再是社會的熱點新聞，國企改革與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勞動關係也進入多元化的新發展。
與國企改革幾乎同時發生，中國傳媒生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報業為領頭的傳媒市場化以及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媒體蓬勃發展。各黨報所辦的都市類報紙在這場報業改革中取得了快速發展，子報（晚報、都市報等市場報）養母報（各地黨報）成為報業集團通行生存法則。作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第一張市場化報紙，1995年創刊的《華西都市報》、1996年成立的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掀起了中國傳媒市場化的序幕。在新型勞動關係和傳媒市場化背景下，大眾傳媒是否真實而客觀的記錄了工人群體在這一歷史時期發生的巨大變化呢？特別是近年來，對快速發展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工人受到了外媒的廣泛關注，較有代表性的如：中國工人成為美國《時代》週刊2009年度人物，被稱為“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力量之一”，2010年7月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了封面文章《中國工人力量的崛起》，中國產業工人登上美國著名財經雜誌《財智》201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就連全球毀滅的災難影片《2012》中也設計了這樣的噱頭：大家都認為在極短的時間內要建成那麼大的船，只有中國工人能完成……作為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工人群體的媒介形象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成為本研究的起點。
一、文獻探討
（一）再現和刻板化
傳統上新聞往往被視為對“真實”的客觀反映，甚至被認為是真實本身，但傳媒研究者越來越認識到，新聞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媒介對於事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從字面看，所謂“再現”，就是“再次呈現”，是“真實”世界裡客觀事物的一種映像、類似或複製，再現是一種對真實的製造和表現。
媒介是人物形象的“加工廠”，人們對某一群體的瞭解，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媒體的形象再現。面對變化多端的社會環境，我們不可能對我們生存的環境有很全面的瞭解，如果沒有媒介對工人的報道，我們就不可能瞭解那麼多工人的生活狀況，煤介為受眾創造了一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環境，再現了我們生活的真實環境，從媒介新聞報道的性質和新聞報道的內容我們可以瞭解這是一個怎樣的環境，同樣工人報道的性質和內容也就再現了工人形象。
媒介形象具有相當的虛擬性，常與現實脫節，其中一大原因是刻板化。刻板化（stereotype）又叫臉譜化，是-一種資訊處理和表現手段，將人物特別是不熟悉的人物臉譜化、符號化、概念化，從而在資訊處理上更直接便利，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預定的效果。現實中有很多對特定人群媒介形象的刻板化（陳勃等，2005；風笑天，2010，張田，2009），刻板化在每個社會個體的日常認知和交流中都存在，但作為媒體，刻板化最大危害是把不同的人或者人群標籤化，把偏見當作或誇大成事實，加重社會公平和歧視。
（二）特定人群媒介形象研究
特定群體的媒介形象是大眾傳播學研究中經久不衰的議題，比較多的媒介人群形象多為農民（夏倩芳，張明新，2007）、農民工（李豔紅，2007）、女性（韓素梅，韓燕，2004）、老人（陳勃等，2005）、獨生子女（風笑天，2010）等，迄今為止，除相關研究多集中在工人群體中的農民工外，對我國工人群體的媒介形象研究相對較少。夏情芳等（2008）透過對1979-2008年《工人日報》有關工人議題報道的內容分析發現，工人群體的媒介表達狀況不容樂觀，工人議題報道的新聞框架受限於意識形態藩籬，工人議題的報道不僅未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而得到改善，反而有所弱化，李青（2009）從語境向度對建國後《人民日報》典型工人報道進行話語分析：揭示工人形象文字的意義形成，探尋建國以來工人典型的話語變遷，以及這種話語變遷背後的社會意識形態因素，孫麗君（2008）在其碩士論文中選取《中國工人》、《工人日報》和《工會博覽》三份報刊有關工人的人物傳記類報道，分析工人媒介形象，指出工人的媒介形象高度型別化，工人群體形象一直是因不同時期的需要被建構起來的，與現實中工人的生存狀況並不完全相符。但現有的相關研究多以工人報紙為分析物件，不要說代表媒介，甚至根本不能代表報紙，各級黨委機關報及機關報衍生出的都市報是中國目前報業主體，從而使研究缺乏代表性。
二、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將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媒體對工人群體形象的再現，用以回答以下問題：
1。工人群體大眾媒體上展示的形象如何？
2。由於2002年國企改革基本完成，本文將研究2003年前和2003年（含）後工人的媒介形象存在什麼變遷？
3。由於各媒體定位、辦報取向存在差異，不同媒體之間對工人群體的形象展示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二）樣本選擇
本文以1995年為起點，採取內容分析研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傳媒對工人群體的形象再現。本次分析的樣本取自報紙，在全國近2000份報紙（2011年全國共出版各類報紙1928種）中，本研究選擇三份報紙：《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和《南方都市報》，《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導向性；《工人日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直屬機關報，是我國最權威的工人類專業媒介，《南方都市報》讀者覆蓋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自1997年創刊以來秉持“辦中國最好的報紙”，成為中國都市類報紙的風向標，三份報紙均為日報。本研究以1995年為起始年，每隔一年進行抽樣調查（1995、1997、1999、20012011），每年隨機抽2個星期一、2個星期二、2個星期三…2個星期日，共14份報紙（兩個“組合周”），各報紙抽中的日期一致。
根據研究目的，本調查的分析單位為有關工人的單篇新聞報道，包括訊息、通訊、評論和
新聞圖片等，判斷工人新聞的標準是，首先，該新聞出現有“工人”、“職工”、“技工”、“農民工”、“外來工”、“打工仔”等明確的字眼，或在新聞中存在一些具體描述，可以界定出該新聞所涉及的人群的特徵為“工人”其次，新聞的主題應該是圍繞著“工人”，而非其他人群。為準確分析我國工人的媒介形象，在分析中剔除：工人政策的新聞（如《工人能不能申請保障房》、將工人作為影視角色進行報道的新聞和非新聞報道文體（如詩歌、散文等）、報道的工人非中國人（如《南非工人……》）另外，理論版、國際版、副刊等版面及文字、通篇為政策條文、議案的文字及簡訊等不計入樣本。
（三）編碼
根據研究目標，筆者主要的編碼變數分別是：
1。工人話語引述情況。話語引述是特定人群新聞中反映其媒介形象積極性、主動性的重要指標，透過工人新聞中是否引述（包括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工人話語、話語引述的感情色彩以及衝突性可以反映出工人群體在媒介上的話語權狀況；
2。工人行為層面形象。除話語權外，本研究還考察工人在新聞中的主動性，即施動者還是受動者來考察工人在新聞中屬主動還是被動；
3。對工人的敘事型別、從一定程度看，有關某一特定群體的新聞報道就是在講故事，講故事就有一定的敘述型別，從敘述型別可以看出主流社會對工人的態度變化，本研究的敘事型別包括：受難敘事、負面行為敘事、英雄/正面行為敘事、受愛護敘事、中立敘事、受難+負面行為敘事、受難+受愛護敘事和不適合無明確敘事。
四位經過訓練的編碼員進行編碼，最後本研究共抽取符合上述要求的有效樣本731篇報道，其中《人民日報》177篇、《工人日報》387篇、《南方都市報》167篇。在分析之前，按照系統抽樣的原則，從731篇報道中抽取10%樣本（共74篇報道）複核並進行信度檢驗，信度檢驗採用Kappa係數檢驗顯示，所有變數的係數值均超過0。5，達到內容分析的要求。
三、研究結果
（一）工人話語引述缺乏
從工人群體的話語引述看，過半（51。44%）新聞無工人話語引述，即大部分工人新聞中，工人是沉默的，2003年以後，工人話語引述增加了（分別佔41。26%和52。52%）在語引述中，超過八成（佔88。10%）的意見一致，表明新聞報道中，要麼工人集體“啞巴”，要麼話語一致。總的來說，工人話語引述情況並不樂觀。
（二）工人形象傾向於被動
本研究內容分析發現，超過六成（61。29%）的新聞中，工人行為層面的形象屬受動者，進一步分析發現，這種形象與新聞中的主角具有密切關係，在黨政官員為主角的新聞中，受動者形象高達95。10%，但在以基層一線職工為主角的新聞中，受動者形象僅佔40。09%。從不同類工人看，勞動模範作為施動者形象的比例最高，達73。58%，而關於農民工的新聞中，其作為施動者的比例最低（僅為20。00%）。
（三）受愛護敘事是第一大敘事型別
從敘事型別看受愛護敘事是工人新聞所採取的第一大敘事型別（佔35。70%），其次是英雄/正面行為敘事（佔23。67%）。從不同類工人群體看，除勞動模範以正面/英雄敘事為主（佔73。58%）外，其他類職工以受保護敘事為主（表1）。與工人類似，李豔紅（2006）將農民工的報道概括為：“受難形象”和“負面行為者”，表明我國媒體對包括工人在內的弱勢群體報道呈現出一種髙度的刻板形象。
從不同報紙看，《人民日報》明顯傾向用受愛護敘事型別來報道工人，而《南方都市報》則首先採用受難敘事型別來報道工人（表2），這在一定程度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的“救世主”形象定位，作為面向市場的報紙，《南方都市報》主要採取受難敘事來報道工人話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黨報和都市報在報道工人議題上的差異。
2003年後受難敘事、受愛護敘事、受難+受愛護敘事和負面行為敘事型別均顯著增加，而英雄/正面行為敘事則出現下降趨勢（表3）這可能與其後都市報的興起有關，從不同報紙看，《人民日報》和《工人日報》工人新聞的受難敘事均呈一定程度的下降。
典型的受難敘事施動者的新聞如：
王本平永遠失去了右臂，在他未滿16歲的時候。……對於河北定興縣西相蓋村村民王本平來說，今年4月9日是非常不幸的曰子。凌晨2時左右，正在2號機盯班的他經過機子的左側轉輪時，夾克的衣角突然被掛住了。
掙脫已然來不及，甚至連想的餘地都沒有。輪子如同巨大的旋渦，猛地拽住王本平，他倒在了機器上……（《斷臂的童工》，《人民日報》1999年8月11日）
四、研究結論、討論和侷限
（一）各時期報紙的報道隨社會發展而變遷
從前述分析可以發現，相對於2003年以前，2003年以後對工人的負面報道在增加，工人越來越趨向於受動者形象，報道採取的受難、負面行為敘事增加了，而英雄、正面敘事減少了。
媒介工人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意識等變化的影響，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工人形象是在中國工人生存狀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國家政策、報紙編輯導向和讀者要求等綜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2003年前後的這種變化可以從這些方面找到解釋。1997年十五屆一中全會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從1998年開始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國企改革與脫困，2002年國企改革攻堅階段完成，這時，下崗、失業等涉及工人的問題不再是突出問題，以“正面報道為主”為基調的對下崗工人的宣傳相對談化；其次，經過國企改革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主人翁變成新時期的被僱傭者，在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階層分化和對立，工人地位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全總第六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84。3%的職工對個人收入水平“很不滿意”或“不太滿意”，33。1%的職工認為與5年前比較，收人水平有“很大下降”或“有所下降”（中華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課題組，2008）；第三，隨著媒介市場化的深入，以獲取最多受眾和最大利益的都市類報紙，更多以負面、受難敘事來吸取更多讀者的眼球。
2003年以後，對工人群體的報道似乎出現了一些向工人的積極變化，如話語引述在增加，但從前述少量的高度一致的工人話語引述可推測，這種引述更多是一種根據需要的安排，如李豔紅（2007）指出，市場化媒體為農民工提供話語表達平臺的兩個基本條件是城市主流社會與農民工之間存在重要的利益共享和城市主流社會與農民工群體之間利益衝突尚不激烈，或尚未外顯化。可見，傳媒市場化並沒有帶來報紙對工人的新聞報道草根化，甚至出現逆草根化的黨政化傾向。中國傳媒改革迄今呈現兩條明晰路線：在經營機制上不斷突破，媒體市場化傾向愈演愈烈，但在此同時宣傳管理體制則未有實質性改革，黨管媒體作為傳煤根本體制，一切改革仍須在此制度安排下進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進行的傳媒改革，對這一根本原則從未改變。傳媒改革的前提是要區分不同媒體和媒體不同部分，針對傳媒經營的改革和突破並未觸及對核心內容（尤其是黨報/臺、新聞）的開放，但無論怎麼改，黨管媒體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黨管導向不能變和黨管資產不能變的“四不變”原則直貫穿媒介改革始終。
（二）三份報紙對工人形象塑造存在差異
報紙的定位、屬性決定了報紙的辦報取向，這種辦報取向的差異報紙對工人報道所採取的立場、方法存在較大差異，並且這種差異主要存在於黨報《人民日報》和市場化報紙《南方都市報》之間。黨報對工人群體的報道多從黨政立場的宣傳需要出發，塑造政府關心愛護工人群體、廣大工人正面積極的傳統形象，這種工人形象仍然沒有擺脫早期的工人文學塑造工人形象的政治修辭，相比較之下，市場取向的報紙比黨報採用了更話躍的新聞實踐，產生了更具挑戰性的新聞論述，更積極地倡導了工人群體的公民權利。
三報工人報道的敘事型別差異顯著，《人民日報》和《工人日報》職工新聞最常用的敘事型別均為受愛護敘事（分別佔50。41%和43。29%），《南方都市報》最常用受難敘事（佔40。12%），另外，雖三報工人報道中工人行為層面形象均主要屬受動者，但差異較大，《人民日報》工人報道中工人行為層面形象屬受動者的比例最高（達72。36%），《工人日報》工人受動者比例最低（58。05%）。這些差異是三報自身的定位決定的，黨報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透過報道農民工中典型人物先進事蹟，給讀者以啟迪，這也是我國黨報一貫堅持的做法：而都市報上的負面報道多於正面報道則是都市報近年來市場化和逐漸走向娛樂化的結果。為了達到盈利的目的，都市報要報道適合讀者口味的新聞，而有關工人的負面新聞正好迎合了讀者的興趣，在新聞真實性的前提下，都市報會透過這些新聞來提高發行量。
（三）對各類工人群體的報道區別對待
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人群體的內部結構和階層最明顯的變化，出現了下崗工人、農民工等群體，本文抽取一些特殊工人群體的新聞報道樣本進行專門分析，包括下崗職工、農民工、女職工和勞動模範等。分析發現，關於勞動模範的新聞報道與對其他三類工人的報道具有較大差異。從報道反映出的職工情感傾向性看，關於勞模的新聞最正面，勞模的話語表達最充分、最正面，雖超過一半（51。37%）的新聞報道無工人話語引述，但關於勞模新聞中無話語引述的僅為30。19%，且正面/滿意的話語引述佔64。15%、一致的引語佔81。08%，從行為層面形象看，勞模最主動（施動者形象佔73。58%）、農民工最被動（受動者形象佔78。62%），形成鮮明對比，即勞動模範是積極、正大、光明的，而農民工最弱勢、被動，是需要（政府）保護的。最後，從敘事型別看，除勞動模範為正面、英雄敘事外，其他主要均為受保護敘事，對勞動模範形象塑造並沒有擺脫“高”、“大”、“全”的框架。這種高度型別化的工人形象，不能完全表達我國工人階層的現實生存狀況，無論是哪種工人群體，他們在整體上都是一個被言說的群體，沒有擺脫被表達的命運。
（四）工人的媒介形象是一種再現和建構而非客觀現實
媒體究竟是社會的“反光鏡”，還是社會的“探照燈”，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媒體內容並不純粹是現實世界的反映，而是有所取捨地“重塑”了現實世界，大眾媒體不僅是社會的“反映者”，更是社會的“塑造者”。
報紙對工人的形象再現表現出較明顯的刻板印象，即工人形象多屬受動者、受難和受愛護敘事為主，這可能與新聞來源存在關係，夏倩芳等（2008）研究發現，1992年後媒體工人報道在新聞來源方面發生了兩個顯著變化：黨政機構和工會信源顯著增加，而企事業單位和工人信源顯著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黨政機構及人員多被描述為工人利益的絕對代表者、救世主，領導人形象。
報紙新文報道所勾畫的工人形象有力地參與工人群體的社會身份的確立，成為不同時期社會公眾所認知中的工人形象資訊源之一，報紙對該工人形象的“再現”強有力地影響主流社會對工人的態度、認識和公共情感，進而影響到工人階層獲得社會承認和尊重的過程。報紙再現的工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主流社會對工人群體的認知和工人階層的現實生存狀態，但這種高度型別化的工人形象，是有選擇的對工人群體的塑造：黨報的正面報道、高高在上的“救星”式關懷和市場化報紙的負面、受難揭露，這些難免會導致社會公眾對於工人階層的刻板印象，從而阻礙工人群體獲得社會承認和尊重。在當前媒介報道模式難以突破的情況下，透過網路等媒介表達自我的主體意識，不失為工人階層有效實現自我表達，擺脫被表達命運的一種出路。
（五）本研究侷限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由於研究經費和研究條件的限制，本研究僅以報紙為研究物件做內容分析，大眾傳播學最主要的研究物件是大眾傳媒，其中包括報紙、廣播、電視和日益興盛的網際網路。考慮到資料蒐集方面的實際困難，本研究選擇以報紙媒體為研究物件。但傳媒對工人形象的建構遠不只限於報紙，有時廣播電視的影響力更為顯著。但苦於廣播電視相關資料的獲取非常困難，且很難確保資料的完整性，故本研究未涉及廣電媒體。未來研究可考慮採用自行測錄和提前準備的方式，將廣電媒體一併納入研究範疇。
本研究僅分析了常規性報導，基本未涉及重大事件和個案，也缺乏將內容分析與實際調查結果進行對比，這些都有待後續研究的補充，研究變數的操作性定義由研究者參考前人研究自行建構，難免存在可靠性（reliability）的問題，也值得後續研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