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 我不知道我是誰，但我感受到了目光

作者：由韋坤劼發表于攝影時間：2017-12-18

更新專欄一篇，首發於

VISION 2017年7&8月刊，前幾個月我的老東家 VISION 做了大主題為“身份”的一期，邀我寫一篇相關內容，我就想，如果深入討論身份這個事，也不僅是丟幾個關於“我喜歡什麼性別”，或者“我想成為誰”這樣的表面現象，而是大概可以聊聊“追問自我”在現代是個什麼路數，它可能的意識形態從哪裡來，它這一路必然的苦難和光亮。歡迎討論。

French Identity，by Rachel Marks

身份就是一種政治。這事兒值得好好說說。

當Frida Kahlo 1940年離婚後畫下那張著名的剪掉頭髮的自畫像時（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也許是下意識地實踐了這句話。這幅自畫像跟她所有受人歡迎的作品都不太一樣，代表墨西哥風情的紋樣和彩色長裙統統不見了，她那經典的血腥的阿茲特克人造型也不見了，畫中的Frida 一頭短髮手執剪刀，紅色地面上鋪滿女性象徵的碎長髮，而身體，則裹在一套過於肥大的男人西裝裡。

這等於宣告，我，Frida，今天要透過剪除自己的女性象徵，來達到角色上的平等，也許這種平等可以緩解我精神上無盡的痛苦。

要求身份的平等，意味著是在要求一種政治身份。政治是人類活動與社會現象的關係總和，存在於任何兩個人之間，並非僅是狹隘的階級統治論。在這個社會關係總和裡，人迫切需要搞清楚自己的社會角色是什麼，作為個人的權力範圍有多廣。Frida所有自畫像都是一種自我追問，並且努力平衡與丈夫Diego Rivera間的權力關係——這是一種古老的、自發的、男女模式的權力互搏，她的藝術則從這互搏中生長起來。

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

Frida Kahlo畫於1940年，跟她所有其它自畫像截然不同。

這個時候距離琳達·諾克林丟擲丟擲那篇小炸彈《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還有三十年，距離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麻煩》又還有四十多年。從諾克林開始，女藝術家女批評家女性創作者開始旗幟鮮明的把性別作為一種鬥爭物件。性別這件事第一次成為確認自我身份的方向。

那是上個世紀發生的事。

人類在追問“我是誰”中打開了最後的寶盒，從女性意識成為目標開始，每一種邊緣的性別認同都逐漸站在陽光下。漫長曆史裡，人類社會對每一種人物形象定下嚴苛標準，在中國叫做綱常，在西方演變為一種本體論的結果，本體論目的在於泯滅他者的他性，追求同一性，是“一種普遍綜合的企圖，一種把所有的經驗，所有合理的東西還原為一個總體。”而對性別固定角色的否認撬開了這個大堤的一個洞，人類社會接著走到了這個階段：“我”不再是“我們”中的一員，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僅是一個複雜的、多層的集合體。

“我”是一個概念。

transgender 藝術家Heather Cassils。

圖中作品之一是她在用自己的軀體不斷擊打雕塑泥，並使之成形，意味著女性身軀也可以煥發同等的力量，同時Cassils也曾在我過去的採訪郵件中要求過希望使用“他／她”來指代自己，而不是其中任何一個人稱代詞。他／她是比較激進的代表。

陶冶和他的舞團“陶身體”演出作品《7》。

“陶身體”的作品是我所看過目前國內最牛的現代舞，真正在捕捉當代的精神。他們極簡的形象和舞臺造型，力圖把舞者的性別區別降至最低，進而關注他們肢體本身的完整與想象力。 photo by 範西

Self-Portrait，Romaine Brooks 畫於1923年。

這個把自己打扮得陽剛十足的女藝術家曾經是上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的一個傳奇，讓時尚圈大呼小叫的一票上世紀初時尚icon們大都與她交好過。她特別擅長將柔媚女性畫出一股英氣。

或者，我們再走遠一點。回過頭去觀察下文藝復興之後的肖像畫演變。

十六世紀的肖像繪畫時常流露出人物的神聖性，人作為高貴的造物，在刻畫自身的同時保持了一種聖像的特徵，身體作為展臺，呼籲靜穆而高尚的精神——它們像細微的共同密碼在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裡閃動。西方藝術繼續往前發展，藝術家們對自我，對人的形象，對於人在世間的分量逐漸產生了諸多疑問——懷疑浸入血液裡，從中也誕生了英國重要的肖像藝術家Francis Bacon。 Bacon的肖像畫扭曲且肉慾，人物被不可知的力量所控制，有時還顯露出卑鄙邪惡與殘忍，而這也同樣是我們，準確的我們。

為什麼這些扭曲的、失敗的、痛苦的、掙扎的形象是準確的肖像？

西方有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基礎，我們可以認為現代到當代藝術的現況用他們整個環環相扣的哲學系統是可以闡釋的。所以，回到西方哲學的源頭，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討論了非常有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透過對影子、映象與真實之間的思辨，來闡釋柏拉圖所定義的藝術裡的肖像描繪，在那個遙遠的沒有鏡子沒有照相技術的時代，他認為“藝術家的描繪是遠離真理的長途跋涉，而且他能夠複製所有的事物，因為他從沒有洞察隱藏在表象下面的實質。”

這個認知太好玩了，它恰好預示了現代藝術以來的肖像繪畫為什麼是今天的模樣。極盡可能的摹真一度佔據繪畫的最高原則，但形象表面上的求真解決不了“我是誰”的問題，肖像上的我越像我，就離真實的我越遠。

所以，人的臉孔從Chaïm Soutine、kokoschka 一路狂奔到 Bacon、Lucian Freud，講得通的。他們畫下的是那個流動的、複雜的、脫離不了桎梏又拼命掙扎的個體，肖像不再是物理的相似卻精彩萬分。

對於自我的觀察再次跳出窠臼，人類所賦予自己的那個神聖的、閃著光輝的形象逐漸消融於時間裡，取而代之的是質疑、破壞、反對以及恐懼。

Self-Portrait ，Francis Bacon畫於1973年。

此刻的Bacon更多轉向描繪自己，一個失去情人、多次面對死亡，更加陷入虛無中的自己，這時期的肖像是他對自我深淵的觀察

這是從幾百年的西方藝術史裡提取的某些小樣。

它們的歷程展示了人認識自己的途徑：即從何處確認自己是誰。這也是現代藝術開啟以來，黑人藝術少數民族藝術邊緣藝術等作為一個集體時，開始發問的方向。所有人都對著舞臺中心發出了吶喊。這些新鮮的發問，甚至對同一性全然的否定，將當代藝術帶入了一個前人從未想象過的境地——在當代創作中，觀念和意識，手段和技術，一時之間風頭無二，成為打量作品的重要甚至唯一標準，而視覺本身逐漸退到舞臺後方。這個境況的前方，到底是一條令人興奮的新航線還是沒有退路的險道，誰也無法定論，但這個方向並非偶然拐進，舊有的身份早已坍塌，而新定義亟需到位，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恰恰指明瞭當下藝術的特徵之一：混亂。

這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混亂。在一個可以仰望數億光年外、事物細分至夸克的時代，人對於“我”的概念前所未有的複雜與虛弱。我們，更容易看到“他人”，而無法看到自己，“自己”在龐雜的資訊中消失了。

所有這些無法確認的自我反映在藝術的表達上，這導致大量的當代藝術開始從根上破壞對於人的形象的表達，人的形象更機械，或者更空虛都成為一種預設。傳統的哲學本體論已經無法覆蓋透過藝術顯露的精神危機，全新的時代早就開始了，新時代需要新的哲學闡釋，藝術找到了列維納斯。

列維納斯作為叛離了海德格爾的哲學家，為當代藝術劃出一個新的思維框架。他說，”西方本體論的秘密就是它在根本上對於政治上的迫害和專制是同情的“，本體論傳統追求的是”總體性“，追求的是”同“，消除的是”異“。列維納斯所擔心的是，這種本體論最後將導致一種專制，這就是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源。這就是在西方語境下構建的當代藝術危機的根源。他提出的“他者”概念，站在傳統哲學主體性的對面，重新詮釋了人們對自我理解的角度和深度。

對“我是誰”的懷疑，對不同身份被迫害的恐懼，甚至對身而為人的動搖，這些都是我們的時代精神，它們不僅僅動搖了我們的觀念，不僅僅形成了新的藝術審美體系，也同樣給現在的歐洲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而我們在今天全都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列維納斯用他的哲學為二十一世紀的歐洲藝術下了判語。

double portrait，Miquel Barceló作品。一個雙關語也好，一個故意為之的恐嚇也好。這類似恐怖片型別的自我對映充滿藝術家本人的惡趣味。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講。

讓-呂克·南希在《肖像畫的凝視》中舉例了西班牙藝術家Miquel Barceló。他有一幅作品《雙人肖像》（double portrait），作品借用了一種可以追溯到拉斐爾和喬爾喬內時期的雙人肖像型別，畫面乍看似乎是一雙巨大的黝黑的眼睛，然而細看能發現這是兩顆頭顱，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們感受到了目光，一種打量我們穿過我們的目光，在這個凝視下，我們也許才是被描述的肖像本身。我相信藝術家於1994年創作時，根本不可能想到在並不太遠的二十一世紀，就是這種對自我身份的質疑、不滿，這種對確認自己的強烈願望，對一種文化專制下的怨恨和反抗，在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都帶來了此起彼伏的悲劇。

藝術在發生，悲劇也在發生，這從來不是兩件事。藝術和真實的時代裡真實的痛苦，從來都不是兩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