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把《資治通鑑》讀透

前言

“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

——宋末元初的史學家胡三省

當代讀《通鑑》者，多為職場之士，出於興趣，抽取自己喜歡的部分，粗略擷取文中片段真理，用於日常行為規範和為人做事的參考標準，或用於職場生存和管理的指導準則。但這些理論中少有自我感悟的，多是直接索取的司馬公評價，奉為圭臬。或許讀者會說，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去作論斷，難道司馬公所述有假，他的歷史研究程度還不如我們？

眾所周知，任何一部作品，只有涉及到對事件和人物的評判，必定會夾帶主觀態度，也必定會產生爭議，認同與不認同的源頭在於當事人所處的環境、身份地位和對人對事的態度的差異。司馬公也是如此，加之《資治通鑑》不同於一些專門討論人性和道德的文章，讀者如果不能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探討歷史事件的發生，便很容易陷入“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尷尬處境。

首先，司馬公位極人臣，著一部帝王之書，第一物件便是君王，他希望自神宗後的帝王能夠“讀史明智，知古鑑今”。從《資治通鑑》開篇關於“禮制”的論述我們便可以窺見，這是整本書的要義，時刻提醒君王要謹記三個要點：依靠禮來維繫綱常、以德治國、用德才兼備的人；其次，司馬公著書的時間正是王安石變法階段，他因反對變法，上疏請求外任，離開朝廷這十五年，主持編纂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司馬公在書中的評價大部分都是針對政治對手王安石的，從一系列故事的引發著手，每每以人的“德”和“才”作為歷史事件論斷，其目的是為了證明王安石就是那些個古往今來，有才無德之士的代表，當然這也從另一種方式去勸諫君王，王安石的政治觀念不會長久。熟悉宋史的人都知道，宋代是文人治國，注重個人修養，即所謂典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但諷刺就諷刺在，歷史上真正有政治才幹，有政治作為的人，私德都不敢恭維。最後，司馬公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儒家的思想固然優秀，但在亂世之間，帝國為了延續，人為了苟活於世，仁義道德的遊說遠不及權謀策略管用，儒家的思維，難以在亂世成就梟雄。人性的複雜，怎麼能夠用把品德和功績作為等價公式來推導呢？

所以讀《資治通鑑》最不可取的地方正是如此，這種片面的意識形態引導令後世之人在讀史過程中，往往忽略事件發生是客觀因素和自然規律，囿於一隅地評價某君王，某人臣的功過道德，甚至把朝代的更替交換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統統歸於“個人品德”的因素。

筆者欣慰瞭解到，越來越多的《資治通鑑》愛好者，開始迴避司馬公的片面評價，轉而喜歡在一個又一個歷史事件中去做沙盤演練，從中獲益。此書便是筆者與來自各行各業的《通鑑》愛好者，所作的一些辯論總結和受到的啟發，以供讀者們從不同維度去解讀各個歷史事件。

三家分晉：只是仁義敗壞？還是一場戰略性的失誤？

《資治通鑑》起筆於三家分晉一事，司馬公把分封制第二層級禮制的破壞作為戰國拉開的序幕。

何為第二層級呢？春秋時期，中原霸主雖然強盛但不敢越距，周王室的名分猶在，諸侯仍舊視周天子為天下共主，此為第一層級：諸侯國臣服於周王室。春秋末年，各諸侯國內以下犯上事件時有發生，譬如晉國的範、中行、智、韓、趙、魏六卿之間鬥爭激烈，卿大夫本該臣服於所屬的諸侯國，卻出現卿大夫亂政，輕視諸侯國君，為所欲為的情況，即所謂的二層禮制敗壞。

在司馬公的眼裡，禮制的敗壞，如蝴蝶效應一般，直接導致了諸侯國內的動亂，間接導致了周王室的衰微。

闡述“三家分晉”事件前夕，司馬公拋開記載晉國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選擇性的談論了智氏一族繼承人選拔的問題。作為智氏第六代掌門人的智宣子固執己見，選擇了“美鬢高大”、“射御足力”、“伎藝畢給”、“巧文辯慧”和“強毅果敢”，但是“不仁義”的智伯作為繼承者。把不良的選拔人作為三家分晉開端和結束，“仁德”二字便成了貫穿始終的核心論點。

很多讀者把《資治通鑑》作為歷史的開端讀物，在未充分“春秋”這段歷史前，容易誤把這位權勢了得的卿大夫智伯當成了晉國的國君。試著將三家分晉事件往前推300年，我們會發現”三家分晉“有一定的必然性。公元前633年，晉文公建立三軍，晉國政壇在公卿趙家專權的情況下，形成了“

卿為國君大夫

”的先例，這就是以下克上的源頭，也是不符合當時主流價值觀的。

從法統的角度來說，只有周天子分封和承認的諸侯國才是名正言順的傳承人，即國君。卿大夫是諸侯國內往下分封的一個層級，不管他們權勢再大，都是理應為諸侯國君效力的。

重視法統，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就是法統。

實際上分封的諸侯也好，諸侯國下面分封的卿士也罷，一旦下層勢力變大，對直接上層所表現的尊重只是表面功夫，更多的是想方設法取而代之。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晉國內部趙氏卿族專權之前，晉國國君也曾對周天子做出過不少逾越的動作。這種不良風氣在晉國內部蔓延開去，從公元前633年開始，到三家分晉出現，晉國政壇前後出現了11位卿士弄權，他們一步一步架空真正的晉國國君，互相之間博弈殺伐，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洗牌，到了最後剩下智、韓、趙、魏四大卿士。

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家分晉一開始是群卿博弈分晉，隨著時間推移，十一家縮減成六家，六家再縮減成四家，各卿士家族透過各種聯合、對峙的手段取代對方。真正的晉國國君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他既沒有大片領土，也沒有軍隊實權。

三家分晉前80年，智氏家族勢力最為強大，也是最有機會滅掉韓、趙、魏，直接取代晉國國君的卿士。如果說智家才是晉國末代時期的掌控人，在實力上其實是合理的，只是在法統上的差一點意思。

中國歷史暗藏著一個朝代更替規則，什麼人掌權由軍事和經濟實力決定，法統不再是決定性力量。所謂君主，兵強馬壯者為之。這就不難理解整部《資治通鑑》為什麼反覆強調“禮制”的重要性。戰國是以下克上的時代，司馬公繼承的是儒家之道，儒家把戰國的亂象歸結於禮崩樂壞，所以就一心要恢復法統，崇尚周禮。就目的性來說，儒家也不是非要崇尚周，而是想借“傳統”和“法統”為名，去重建社會秩序，結束以下克上的亂世局面。

據此，我們瞭解了晉國內部運作幾百年的客觀環境，才能看懂三家分晉為什麼要以智伯要地作為開端。

資治通鑑未記載的是，向三家要地之前，作為晉國的新執政，智伯的藉口是晉國大權旁落，政出私門，若要恢復晉國霸業，必須先增強晉國國君實力。為此，智伯率先將智氏一個萬戶城邑先給晉國國君，然後才是分別向韓、魏、趙三族要地。三家勢力，要屬韓氏最弱，所以智伯率先拿他開刀。

韓康子被要求割地時，他的態度很明確：不想給！家臣段規權衡利弊後說了一番話：地肯定是要給的，目的是助長智伯的驕氣。於是韓康子拱手交出一座萬家人口的都邑。接下來是魏桓子，魏桓子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和韓康子一模一樣。不費吹灰之力的智伯拿到了兩座都邑後，目標直指三卿中勢力最強的趙襄子。

這裡就有幾分意思，為什麼智伯一開始不找趙氏要地，而是先找勢力較弱的韓和魏？在二者交出都邑後，趙襄子明知會被打，為什麼還是斷然拒絕了智伯的無理索求？

從選拔智伯作為繼承人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知道他絕非一個智商低下的庸人，“要地”只不過是拉開智家和韓、魏、趙三卿進入新一輪博弈的找的藉口。智伯一開始的戰略謀劃應該是個個擊破，實在不行就拉攏聽話的，收拾反對的，這期間就有多種博弈組合存在。

有人會問，如果當時趙國也和韓、魏一樣答應了智伯要求，三家分晉這件事豈不是就從源頭上解決了禍端？我們要知道，三家分晉是結果，並不是目的。智伯會透過不斷要地縮減三卿領土，一步一步削弱三卿勢力，最後一家獨大，掌控晉國才是目的。如果韓、魏、趙一開始都答應了智伯的要地要求，那麼接下來自然會出現第二輪，或者第三輪要地要求，直到韓、魏、趙三卿獻出自己最後一塊封地。很顯然這是智伯的陽謀，自古陽謀無解。

我們試著分析分析，實際上智伯要地的第一輪博弈中，韓、魏、趙就已經盤算出了接下來自己所處的局勢，對於韓、魏二個弱者來說，只能暫時持觀望的態度，先割地，再做打算。

趙氏家族拒絕了割地要求，智伯起兵圍攻趙氏，這時候，韓、魏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跟在智伯身後。一方面智伯本來就是打著晉國國君名號要地的，站在道德和輿論角度，韓、魏不得不隨智伯攻打趙氏。另一方面，他們透過謀劃、借鑑前300年裡晉國卿士們博弈，洗牌經驗：弱者必須聯合起來，滅掉較強的家族，剩下的卿士勢力相當，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關係，讓本族獲得生存環境。

智、韓、魏三家包圍晉陽後，智伯的家臣絺疵（chī ci）提醒他韓、魏一定會叛變。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智伯因為驕橫和自大無視了絺疵的勸諫，還故意把這話說給韓、魏二人聽。韓康子、魏桓子先紛紛表示智伯多慮，又立刻暗自接見趙氏派來遊說的家臣張孟談，表明內心早想反叛，就怕事情還沒成洩露機密，引來殺身之禍。

張孟談說了一段有意思的話：“這個計謀是從你兩人嘴裡說出來的，聽到的只有我一個人，不會有第四個人知道，有什麼好怕的！”司馬公記載這段話，或許藏了一點私心。把韓、魏、趙密謀和智伯洩露絺疵勸諫舉動形成鮮明對比，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成害”，藉此佐證他最後的觀點：智伯“失德必敗”。

四卿博弈，事關生死，真有這麼簡單嗎？

從客觀條件看，智氏家族勢力最強，最有可能一家獨大取代晉國，可偏偏被三個弱者翻盤滅族，他輸得冤不冤？筆者認為一點都不冤枉，因為不管從戰略上還是決策上，智伯都在不斷陷入被動局面。

第一， 韓、魏、趙在智伯要地那一刻就已經開始密謀了，不然韓、魏二人的家臣說不出同樣的理由割地，也不會在後來起兵前說早就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至於什麼時候聯盟，怎麼一個聯盟法，當時大家都還沒盤算好，也不知道智伯的底線在哪裡，兩個弱者只能先去試水。站在智伯的角度，韓、魏二家既然都乖乖給地了，也不好找理由直接滅掉其中一個，只能暫時聯合二個弱勢的去收拾趙氏了。在此期間，三方還盤算過，滅掉趙國如何平分土地。但對於韓、魏二者而言，不管是聯智抗趙，還是聯趙抗智，結局都是凶多吉少，既分不到多的利益，也不會改變被壓制的局面。如果第一輪博弈就進入白熱化，聯趙抗智，從道義上是不合理的，因為智氏背後還有個形同虛設的晉國國君，智氏要地是代表晉國國君的，沒有國君同意，他一個同級別的卿士怎麼有資格去向韓、魏、趙三家要地。對於智伯來講，最理想的狀態就是：韓拒絕割地，滅掉。魏拒絕割地，滅掉。趙拒絕割地，滅掉。如果不行，先聯合，再分化。

第二，

圍困晉陽，陷入了持久戰困局。

《孫子兵法》講兵貴勝，不貴久。智伯沒預料到趙襄子把晉陽（今山西太原）作為了根據地，晉陽城高牆厚，人口眾多，兵源廣，而且糧草儲備充足，足以將這場戰事打成消耗戰。這場戰爭雙方都打得很艱苦，即便智、韓、魏三家聯軍把趙的晉陽城圍得水洩不通，可是聯軍也攻不進去。晉陽城被圍了三年，這樣的膠著窘境也持續了三年，期間自然會發生很多變故，比如趙襄子的家臣張孟談說：韓、魏各有一個家臣叫段規和趙葭，這兩個人是能左右韓庚子和魏宣子的決策，主公可以派我出城去見他們，說服他們反叛。

這裡面有個不得不重視的客觀條件，三年內張孟談肯定不止一次遊說韓、魏，但並未成功。對韓、魏二者來說，“智氏要地”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的：膠著！所以兩家在中間划水，因為這種僵持不下的狀態對韓和魏的生存條件反而是最理想的。

但智伯又很快打破了這種平衡：引晉水灌晉陽城。

久攻不下的晉陽很快被淹沒了，城內糧食也都吃完了，士兵越發病弱，眼看馬上就能攻克晉陽，將趙家打敗。智伯和韓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巡視圍城部隊，魏桓子在左邊趕車，韓康子右邊作警衛，智伯志得意滿站中間。看著水淹晉陽城的效果很好，他卻在這個時候當著韓康子、魏桓子面說了句不該說的話：“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韓、魏二人一聽，心都涼了半截。之前三家協商好滅掉趙國瓜分土地，但現在整體局勢很不友好，加上智伯向來狂妄，滅三家以代晉的目的性強。兩家忽然意識到：晉水可以灌晉陽，馬上就輪到引汾水灌魏都安邑，引降水灌韓都平陽。與其等到趙氏滅亡，智伯出手滅韓、魏，還不如抓住機會搏一把，以其人之道還治之身的方式，聯趙反智。

圍困晉陽三年，智伯在這裡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本來想借水淹晉陽快速結束戰事，不料在這場消耗戰結束的關鍵時刻，主動權落到了兩個弱者手中。當韓、魏認為自己誰也無法一家獨大的時候，自然會去做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滅強智而存弱趙。二人向張孟談表明態度：唇亡齒寒的道理我們都懂，之前不出手是時機未到，現在時機到了，動手吧！

智伯毫無防備，韓、魏聯手趙氏，利用水勢反灌智伯大軍，打了對手一個措手不及，智軍潰敗，智伯被殺，全族被滅，三家反水結束了智氏在晉國長達80年的專權地位，隨便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如此神速的翻盤，絕非一朝一夕的謀略。三家分晉末尾，司馬公就這件大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這種以道德評判來界定一場戰事和多方博弈勝負著實有些片面。三家分晉前的四個主要角色，本身就是晉國後300年裡的勝者，沒有一個繼承人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庸才。才和德在這場較量中只起了很小的一個作用，即智伯在獲取民心上有些欠缺，並不是成王敗寇的核心點。不難發現，兩個最弱的玩家，從隨智抗趙，再到聯趙反智，最後都是大贏家。二者一開始就看清了局勢，以委屈和示弱保全自己，表面看似堅定地跟在智家身後，背後卻把“以小博大”謀略玩得爐火純青，在選擇反與不反的決策上，反而將強勢的智家和趙家拿捏得死死的，等到時機來臨，一局翻盤。

換個角度分析，難道智伯真的不知道韓和趙會反嗎？

筆者認為他心裡有數，作為一個操盤晉國政權三十多年才發動“晉陽之戰”的人來說，他的權謀之術也非常人所想象的。韓、魏會反水，根本用不著絺疵來提醒，在未拿下趙氏之前，智伯根本找不到好的無理由先幹掉韓、魏。哪怕是找到了，分心和抽兵攻打韓、魏，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當他耀武揚威地將謀士的話說給韓、魏二人聽的時候，看似出賣謀士？實則是拖延韓、魏兩家，迷惑對方繼續跟隨自己攻打晉陽。這是一場高手過招的面談，韓、魏也採用了相同的方式，互相迷惑。

《孫子兵法》講：兵道者，詭異也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兩個扮豬吃老虎的角色，在智伯每一輪的試探下，做了太多捧殺智伯的功夫，這也讓智伯在臨門一腳的勝利面前變得麻痺，從而誤判了韓、魏反叛的時間。“水淹晉陽城”是戰術上的勝利，自然也是戰略上的失衡，因為韓、魏二人終於迎來了屬於自己的困局開端：趙氏一亡，自己接下來要怎麼於智伯抗衡？換做誰，也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反水。

實際上，三家分晉之前，應該叫三家分“智”。要論三家誰的收益值最大，自然要屬魏氏，魏氏拿到了物產最豐富，人口數量最多的領地：產鹽的解池、產糧的鄴城和大梁，經過變法後經濟和軍事飛速發展，一躍成為後來三晉中勢力最強的諸侯國。趙氏次之，趙氏地居偏北，獲得了不少養馬好地：如漳釜和代北，據此力量在後來的百年曆史中有能力和秦、齊抗衡。韓氏最弱，雖然拿到了上黨和宜陽兩個擁有鐵況資源的地方，短暫地靠賣武器裝備發展了一波經濟，但是所佔據的地理位置實屬尷尬：位居秦、魏、楚、齊四大國的包圍中，加上自己地小民貧，除了牆頭草兩面倒地利用自己地理位置，維繫生存，實在難以做大做強。（兩百多年後來秦出函谷關滅六國，第一個滅的就是韓國）

圖片來自網路

智伯最終敗給了時局，敗給了自己的戰略失誤。成王敗寇，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智伯未能以家族的興盛取代晉國，反而被三家滅族，讀來頗為遺憾。韓、趙、魏三家在晉國新一輪的淘汰賽中，竟然延續了300年來的晉級規律：弱者抱團取勝。

公元前453年，形同虛設的晉幽公一改禮制秩序，反過來朝拜趙、魏、韓為三公，但這件事仍舊不是戰國開始的標誌。一直要等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反禮制，以天子之名，承認趙、魏、韓三公卿為諸侯，用最大程度的禮崩樂壞告別春秋時代，拉開戰國序幕。

司馬公為何把三家分晉看得如此之重，一方面是除了禮崩樂壞，以下犯上已成定勢。另一方面，至此開始大大小小兼併戰在中原地圖上反覆操練。各國陸續走上變法圖強道路，除了自我紓困和擴大自己勢力範圍外，越往後越是忌憚地處西陲邊境的秦國崛起。最後百年，一輪又一輪的合縱連橫政策，成為了時代主流，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困秦於函谷關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