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知李鴻章，年老方知真中堂？我們是否錯怪了他

作者：學而高

許多人對於李鴻章的印象大概來自於九年義務教育。

在曾經的大多情況下，這三個字都是近代屈辱的同義詞。

1871年8月，已是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同日本簽下了《中日修好條約》。這是李鴻章簽訂的為數不多的平等條約。

而從此以後，李鴻章開啟了代表清政府與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後半段人生。

我們都知道，李鴻章是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中靠編練淮軍起家的。此後他先後經歷了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在內的數個不平等條約。

歷史的註腳處，李鴻章的名字就如此與喪權辱國連在了一起。

而後，我們又發現李鴻章還有另外一面。

他同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共同主持了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程序。而細數洋務運動的諸多成就，李鴻章是這些實業背後最大的功臣。

他是中國近現代電力、鐵路、金融、航運、翻譯、教育、兵器製造等多個領域的開荒者，由他經手的“洋務”中出現了500餘個中國第一，200餘個亞洲第一。

因此，有很多人都說，如果沒有李鴻章，中國的近代化程序也許會更加緩慢，而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撐不到20世紀。

定遠號

再到後來，一些人看到了歷史不同的面相和細節，他們對李鴻章的敬與恨愈發強烈。

一些人為李鴻章鳴不平，認為歷史的公論於李過於不公。就拿簽約一事來說，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遺臭萬年的事，李鴻章頂上去了，但後世不能將這明明屬於清政府所有人的鍋全部歸於李鴻章一人頭上，更不能說他是賣國賊。

再說了，李鴻章一個明白人也帶不動一整隊的豬隊友啊。於是，便有人發出了“年少不知李鴻章，年老方知真中堂”的感慨。

這種觀點這些年越來越流行，以致於幾乎到了批判不得的地步。你要是多說兩句，大機率會被反駁“歷史侷限性，誰上都一樣”，或者是“你行你咋不上”等等。

於是蔓延發酵到前兩年，抖音還曾經發生過一次拜見李大人的盛景，然而莫名其妙的是，畫像中的這人其實乃是張之洞。

當然，也還有一些人愈發堅定地認為李鴻章就是中國的千古罪人。同樣拿簽約來說，1896年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喪權辱國的條約之一。

在給清政府的電報中李鴻章極言中國之弱、俄國之強，要求清政府趕緊批准簽字。想想曾紀澤的據理力爭，李鴻章這樣的態度很難不讓人懷疑他收受了賄賂。

而若干年後的事實證明，李鴻章在這一條約的簽訂中的確收受了俄國的好處，更直白點，他就是賣國求利了。

眾人爭論不休的原因就在於，李鴻章本身就是個複雜矛盾的人，如果你只看到他的某一面，卻自以為發現了不為人知的秘密，那無疑暴露了自己的無知和鄙陋。

在《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中，王充閭老師從心靈史的高度出發，結合中國文化的發展演變，以及複雜多變的現實世界，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錯綜複雜的李鴻章。

01

李鴻章的多面向

李鴻章是個“不倒翁”。

一生中，他始終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經常在夾縫裡討生存。上面坐著陰險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圍繞著數不清的王爺、太監、宰輔、權臣，一個個鉤心鬥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烏眼雞似的。

而他居然能夠斡旋其間，縱橫肆應，遊刃有餘，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

在他當政的幾十年間，可以說，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掛連著。不妨掰著指頭算一算，晚清時期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哪一個不是經他手簽訂的！他真的成了“簽約專業戶”。

這樣，就難免遭來連番的痛罵。可是，罵歸罵，他卻照樣官運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單就這一點來說，當時的滿朝文武，從他的老師曾國藩算起，包括光緒皇帝的教師爺翁同龢、號稱“變色龍”的張之洞，還有後來的陰謀家袁世凱，大概沒有誰能比得過他。

李鴻章還有一種形象，就是“撞鐘的和尚”。“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這是他的夫子自道。當時掣肘、下絆者多多，處境十分艱難，話裡夾帶著哀怨，透露出幾分牢騷。那時候，社會上流行著兩首《一剪梅》詞：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臣經濟要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從容，議也毋庸，駁也毋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百世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這兩首詞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場中的流弊。不過，李鴻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七十四歲那年，他還奉旨出訪俄國，爾後水陸兼程，遍遊歐美，歷時二百多天，奔波九萬餘里。對於大清王朝，他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爾後已的楷模。

當然，李鴻章最具哲學意味的還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鴻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間破紙屋，自己是個裱糊匠。

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正所謂：屋不成屋還是屋，糊無可糊偏要糊。

他所扮演的正是這種角色。

02

李鴻章的出現不是偶然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李鴻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沒落，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晚清王朝的時代產物，是中國官僚體制下的一個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場的一個標本。

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他出生於道光繼統的第三個年頭（1823年）。鴉片戰爭那一年，他中了秀才。從此，中國的國門被英國人的艦炮轟開，天朝大國的神話開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蒼茫，大體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獨特性。

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脅，或來自內陸邊疆，或遭遇民變蠭起，或禍起蕭牆之內；而晚清七十餘年，卻是海外列強餓虎捕食一般，蜂擁而上。

外邊面臨著瓜分慘劇，內囊裡又潰爛得一塌糊塗，女主昏庸殘暴，文恬武嬉，官場腐敗無能達於極點。在這種情勢下，李鴻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說是命定了的。

當然，這並非他的初衷。由於深受儒學的薰陶，他從小就立下了宏誓大願。他在參加殿試時，藉著《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題大肆發揮：

“今當舉世披靡之會，使皆以緘默鳴高，則挽回風運之大權，其將誰屬耶？”以力挽狂瀾、隻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種“捨我其誰”的驕人氣概。

熱心仕進，渴望功名，原是封建時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鴻章那樣執著、那樣迷戀，卻是古今少見的。

一般人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李鴻章則是不分順境逆境，不問成敗利鈍，總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

他把功名利祿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後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官場,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官迷”。

曾國藩說過，他的兩個弟子，“俞樾拼命著書，少荃（鴻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覺、狂熱的勁頭、強烈的慾望追逐功名仕進，這是李鴻章的典型性格。

李鴻章一生功業甚多，但他蜚聲中外，以至成為“世界級”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務、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鴻章與清廷的外交事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每當大清國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煩，面臨著危機，老太后總是“著李鴻章為特命全權大臣”，於是這個年邁的衰翁便會披掛上陣，出來收拾殘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難堪”之事。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間，竟連續簽訂了《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和約》等四個屈辱條約。

03

“笑罵由人笑罵”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聲名尤為狼藉，民怨沸騰之下，清廷不得不給他“禠去黃馬褂”的處分。李鴻章的長兄不忍心看著弟弟遭罪受辱，勸他早日離開官場，一起告老退休，他卻堅決不肯。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殺李以謝天下”的呼聲遍於朝野。而李鴻章則“晏如也”，毫無退避之念，“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他故作鎮定，撰聯懸於書齋：

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

這是跟他的老師學的———曾國藩當年也曾寫過類似的聯語：

挺起兩根窮骨頭，養就一段春意思。

他們二人所奉行的都是一種“挺經”。

你若說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時候，處境過於艱難，他也會頭腦暫時清醒一些，顯現出一種平常心來。

比如，當他接到已經退出官場的湘軍名將彭玉麟的函件後，看到這位故人徜徉於湖光山色之中，逍遙在世慮塵氛之外，不禁湧起豔羨的情懷。他在覆函裡說：

弟日在塵網中，勞勞碌碌，於時事毫無補救，又不敢言退。仰視孤雲野鶴，翱翔天表，聽其所止而休，豈啻仙凡之別！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獨佔。下視我輩陷入泥塗如醉如夢者，不知幾時可醒耳。

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無非說說而已，實際上卻根本做不到。對於李鴻章來說，官場的榮華富貴畢竟要比湖山的清虛冷落更具誘惑力。

彭玉麟的辭官不就，視富貴如浮雲，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辭安徽巡撫，三辭漕運總督，一辭兵部右侍郎，一辭兩江總督並南洋通商大臣，兩辭兵部尚書。每次辭官，他都情真意切，絕非藉此鳴高，沽名釣譽。

他能在功名場中陡然收住腳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像他在詩中所詠歎的：“黃粱已熟前番夢，白髮新添昨夜霜。布襪青鞋容我懶，金貂紫綬任人忙。”“縱使平生遭際盛，須防末路保全難。登場端賴收場早，進步何如退步安。”

這種境界，高於李鴻章何止十萬八千里！而他的那幾句詩：“我笑世人心太熱，男兒抵死覓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熱透道心微”，簡直就像專門說給李鴻章聽的。無奈，言者諄諄，聽者渺渺，最後只能是“馬耳東風”。

04

不能倒下的“避雷針”

李鴻章當政之時，曾國藩已死；左宗棠雖在，正遠征西北；恭親王已被免了議政王，芥蒂既生，寵信自不如前；至於翁同龢等帝黨頭目和“清流派”的張之洞、李鴻藻等，或老朽頑庸，或徒逞空談，難抵實用。

尤其是面臨著列強鯨吞之勢，要與之斡旋談判，折衝樽俎，更非李鴻章莫屬。此之謂“形勢比人強”也。

在封建社會里，任何時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擔失誤責任、代杖受罰的大臣。晚清時期的李鴻章，就充當了西太后的這種角色。

他像避雷針那樣，把因兵敗求和、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所激起的強大的公憤“電流”，統統吸引到自己身上，

從而緩和了人們對朝廷的不滿,維護了“老佛爺”的聖明形象

。

試想，這樣的角色還能倒下嗎？而且，李鴻章不像曾國藩那麼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麼剛愎自用，更不像張之洞那麼浮華、惜名，他縱橫捭闔、巧於趨避，有一套討好、應付“老佛爺”的招法，因而能夠一路勝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貪墨索賄的案件。他敷衍了幾個月，最後上了一道奏摺，說吳棠一貫忠厚廉謹，官聲尚好，所參各項查無實據，而且在籍士紳都讚頌他善政利民。

結果是，吳棠安然過關，而原參者卻受到申斥。實際上，所參各項都完全屬實，只是由於吳棠曾有恩於慈禧，李鴻章便做了這種違心滅良的處置。

原來，吳棠任清河縣令時，一個老朋友的靈柩路過那裡，吳知縣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作為贐禮。不料，當時河裡並排停著兩艘大船，僕役把銀子錯送給鄰船了。吳棠盛怒之下處分了僕役，正待上船索還，一個幕僚從旁解勸說，鄰船上的是入京參選秀女的滿洲閨秀，說不定日後成了貴人，還能夠借利呢！

吳棠聽了甚以為是，便換成一副笑臉，登船問候母女三人。那位母親慨然地說，如今世態炎涼，我們孤兒寡母一路上受盡了冷落，唯獨吳老爺古道熱腸，真是難得，我們母女誓不能忘。

那兩個女兒，你知道是誰嗎？一個就是後來的慈禧，另一個做了醇親王的福晉。“只因一回錯，便為人上人。”從此，吳棠平步青雲，一路飆升。

大清的國運如何，“老佛爺”可以不在乎；唯獨“垂簾聽政”的大權必須把在手裡，拼死也不能丟。李鴻章深知這一點，所以不管簽訂什麼和約，總要堅持一條底線：割地賠款的條件再苛刻也沒關係，只要能夠維護“老佛爺”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說。

“庚子之役”，八國聯軍進北京，“老佛爺”倉皇逃竄，壓在她心頭最重的一塊石頭，就是怕議和中追究禍首追到她的頭上。

她事先就交代給李鴻章：和議中如有“萬難應允”之事，“先為駁去，是為至要”。對此，李鴻章是心領神會的。果真，聯軍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禍首，他立刻封了門，表示：什麼都好說，唯獨這個事由不能談。

結果，議和條件苛刻無比。慈禧見裡面並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來；至於花些銀子嗎，她一輩子已經大手大腳慣了，誰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著李鴻章去張羅就是了。

不過，這回“李二先生”卻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憐他，沒等“老佛爺”鑾駕歸來，他就提前“翹辮子”了。

05

集三千年仕宦之大成

李鴻章死後，有人給他編了個“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兒，叫做：“巴結主子；搞小圈子；耍手腕子；嚇破膽子；死要面子。”

說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盡渾身解數，以討取主子歡心；為結黨自固，織成一個密密實實的關係網；在官場中耍盡權術，機關算盡；被洋人嚇破了膽子，一意屈從，奴顏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儼然不可一世。

這不僅概括了李鴻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為晚清廣大官僚階層繪製了一幅群體的畫像。

而李鴻章織關係網、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原本是舊時代官場的通弊；而晚清辦團練和私人幕府制度，又為這種結黨營私行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條件。

如同曾國藩的湘軍、幕府是其大本營一樣，李鴻章的淮軍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幫結派的直接依託。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於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盡致地揭露：那些同鄉、同事、袍澤、部下，“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佈滿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還要多方迴護，包庇過關，從而結成了一個嚴密的關係網。

他生來就是一個做官的材料，在弄權術、耍手腕方面，具有絕頂的聰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經歷的宦途險惡，境遇複雜，人事糾葛紛繁，更使他增長了閱歷，練達了人生。因而其宦術之圓熟、精湛，可謂爐火純青，集三千年中國仕宦“圓機活法”之大成。

醇親王奕譞是不好對付的，一貫作威作福，眼裡放不下人。在取代了恭親王，接手總理北洋事務後，成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

他一上來，馬上就找辦洋務的李鴻章，要他拿出一筆經費，支援修建頤和園。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著京腔兒說：整修昆明湖，興辦海軍學堂，這可是關係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呀！李鴻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應對道：親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懷，宏偉抱負，赤誠為國，苦心孤詣，實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盡全力照辦！接著立刻就把難題推還給了對方：

王爺，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稟報哩———增加海軍軍餉，現在找借無門；四艘軍艦即將從歐洲駛回，本國人經驗不足，須僱請外國員弁管理；還要出錢備置燃料，日常費用也須一體安排———這些款項，懇請親王鼎力支援！醇親王一聽，腦袋立刻就大了。

這個只知酒色徵逐的“闊大爺”，哪裡懂得什麼籌措資金，可嘴裡又不便說出，只好唯唯否否，掉頭而去。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鬥法”把戲，玩得該是多麼精彩。

李鴻章對內應付裕如，可是在外國人面前卻少了招數。長期以來，懾於列強的強大威勢，使他覺得處處無法趕上人家，從而滋生一種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

當時，在晚清朝廷中存在著兩個認識上的極端：不瞭解西方實際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無視列強環伺的險情；而對外部世界有較多瞭解，對照本國腐朽、庸懦的現狀，又常常把敵我力量對比絕對化，覺得事事皆無可為，從而一味主張避戰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軟骨症。

李鴻章屬於後者的代表。加之，

他還有挾洋以自重的個人打算

。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樣被列強諸國嚇破了膽，人家咳嗽一聲，在她聽來如同五雷轟頂一般。而李鴻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這些外國主子在後面撐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發狠了。

李鴻章這一輩子，雖然沒有大起大落，卻是大紅大綠伴隨著大青大紫。他奉行實用主義哲學，從來不以正人君子自命，無意去充當那種“道德楷模”。

李鴻章考慮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論勢不論理，只講有用，只講好處，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講求原則。

梁啟超評論他是“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彌縫苟安，而無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這是很準確的。他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