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後期宦官和皇帝之間的制衡關係是怎樣的？
對唐朝中後期最大誤解之一，便是以為宦官當真可以殺戮皇帝、廢立天子，為所欲為。
對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歷史教科書一略而過，各種歷史科普讀物，則著重於從李家皇帝的立場，去描述他們如何苦心孤詣，小心籌謀，去對付一個接一個的大宦官，因此也令太多人有類似的誤會。
事實上，唐朝中後期，宦官集團之所以位高權重，首先是因為他們掌握了
神策軍
這一朝廷中樞武力。
“安史之亂”後，在藩鎮割據、驕兵橫行的現實下，如果沒有一支兵力充足的禁軍作支撐，來拱衛京畿，威懾四方，那麼朝廷中樞的權威是蕩然無存的。大唐天子想要保證自己不至於淪為東周天子，這支禁軍就是最大的底牌。
而唐朝皇帝之所以會將掌管十幾萬中樞禁軍的軍事大權交給宦官，則是因為“安史之亂”後，武將的忠心已再難被皇帝信任，而文官大臣的能力和威信，被多次證明不足以統軍，一樣也會尸位素餐，中飽私囊，甚至鬧出“涇原兵變”這樣的重大叛亂時，禁軍竟無兵可用的緣故。
因此，當亂事平定後，唐德宗李適才痛定思痛，不再反覆，最終確定了以宦官掌管禁軍的制度。
同時，為了讓宦官們不能一家獨大，反過來威脅皇權，唐德宗先是於貞元二年，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分別設定左右神策軍大將軍二人，左右神策軍統軍二人，貞元十二年，又增設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因為是直接掌握軍權的要職，反過來架空了大將軍和統軍。
唐憲宗元和年間，為著平定叛亂藩鎮的用兵需要，又將此前親信宦官代表皇帝去執掌軍機樞密的差遣，加以制度化，確立了宦官擔任樞密使的制度，讓宦官得以“承受表奏、出納帝命”，逐漸參與到中樞政務。主政的左右樞密使，和主軍的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便被成為宦官集團的“四貴”，更經歷數十年演化後，成為了能穩定傳承的既得利益集團。
在這種權力架構下，皇帝要除掉具體某個當權宦官，是並不困難的，有一群覬覦他位置的其他宦官，會主動甘為皇帝的手中之刀。但若是皇帝想廢棄整個宦官執掌禁軍、參與樞機要務的制度，便意味著要和整個宦官集團、也包括已經被宦官集團極度滲透、遍佈黨羽的神策軍將士們，去作一番生死之戰。
而且，即使能夠成功剷除了宦官集團，大唐朝廷還是不可以沒有禁軍，否則便定是各方如狼似虎藩鎮的口中之餐。看看涇原兵變，不過區區5000亂軍，一個久被閒置的客將朱泚，一旦起事，竟能將大唐天子逼到倉皇出逃，皇族宗親慘遭荼毒，朝廷威信掃地的地步。
而若要禁軍戰鬥力強大，武將信不過，文官靠不住，最終還是隻能用宦官來領軍……
正因
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償失
，所以即使是唐憲宗、唐武宗、唐宣宗，這些論個人能力和雄心抱負都堪稱英明雄主的皇帝，固然一方面會限制宦官、分化宦官，但同時也不得不信用宦官。對他們而言，政事堂一眾宰相和朝堂眾多文臣，這些南衙的“外臣”，也未必就比自己朝夕相處的親信宦官們這種“內臣”，更值得信任了。
同樣，正因為宦官集團已經成為足以和外朝的文臣士大夫相抗衡的強大政治集團，身在內廷又對皇權“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自然也會成為那些覬覦皇位的皇子親王、後宮嬪妃們所竭力拉攏的盟友。這才是中晚唐時期，宦官集團屢屢參與到宮廷政變，並扮演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
當權的大宦官其實往往都是在任皇帝的親信，在不損及他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本身的忠誠相對可靠，而熱衷於投身這種和皇族勾結的宮廷政變的，甚至膽敢鋌而走險，弒帝屠王的，同樣也是一群希望登上權力巔峰的中下級宦官。這才是所謂「晚唐宦官廢殺天子」的事實真相。
事實上，根據正史記載，確實死於宦官之手的唐朝皇帝，有唐憲宗、唐敬宗兩人，而暗殺他們的並非是他們所寵信的、大權在握的高階宦官，相反，則是立場與之對立、意圖透過弒君，達到飛黃騰達目的無權低階宦官。
按唐宣宗即位後的官方結論，是時為皇太子的唐穆宗和其母郭貴妃，策劃了弒殺唐憲宗的宮廷政變，直接動手的宦官僅僅是受其指使。
至於唐順宗之死，就算其死因當真是被史書掩藏，實為被逼退位後遇害，那麼同樣也請他好兒子唐憲宗負責。這就如明英宗奪門之變後，令太監蔣安動手，勒死明代宗一樣。
誰都知道，高力士在馬嵬坡奉命勒死楊玉環，絕不等於是說，唐朝宦官集團在唐玄宗時就已權勢滔天，竟可以殺害貴妃，而只是秉承了李隆基的旨意。
因此，唐順宗和唐憲宗之死，本質上也是親子弒父，報應不爽，動手的宦官只是新皇帝的殺人之刀罷了。
唐敬宗這個頑童，倒算是真正意義上被宦官弒殺的。而刺殺他的是整天被他凌辱、不堪受虐的低階宦官，當時真正執掌軍政大權的王守澄大將軍，表示自己背不起這個鍋。這就如一群宮女因為不堪虐待，鋌而走險刺殺嘉靖帝一案，如果她們僥倖成功，難道就能因此說，是“明朝宮女權力何等之大，竟能殺戮天子”不成？
所以，很多人往往人云亦云的「
唐朝宦官如何權勢滔天，竟可以廢殺天子，皇帝為其傀儡
」，同樣僅僅是對歷史的誤讀。宦官集團首腦所謂的“扶立天子”，以李唐天子為門生，自己為定策國老的風光，同樣是在那些一心想當天子的親王或皇子為主導，充當其皇權交接時的政治盟友罷了，
如唐憲宗逼唐順宗退位、唐穆宗母子謀殺唐憲宗奪位、唐敬宗被殺後唐文宗即位、唐文宗死後唐武宗即位、唐武宗死後唐宣宗即位……皆是新帝和宦官集團勾結的結果。
李唐皇帝和宦官集團的最大一場衝突“甘露之變”，實為唐文宗只會死讀《貞觀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竟意圖將宦官集團和士大夫朋黨一網打盡，恢復唐朝前期皇帝的威福自傳之權，卻全然不計後果。
因此，他依靠李訓、鄭注兩個並不得人心的倖進官員去奪權，先將當時朝中的牛、李二黨盡皆貶斥，然後意圖以一場大規模的殺戮，來肉體清洗宦官集團，在失敗後又頹廢喪氣，稱自己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云云。
當唐文宗的政治冒險失敗後，宦官集團雖然迅猛反撲，軟禁天子，殺盡朝中李訓、鄭注黨徒，進而得寸進尺，欲殺戮異己，從此獨佔朝堂大權。
然而昭義鎮節度使劉從諫為首的外鎮各大強藩紛紛上表，聲討其罪，因此宦官集團亦畏懼其勢，被迫收斂，牛、李兩黨的高階官僚回朝執政，於是達成“南衙北司”新的平衡。
因此，即使是對這個已經徹底撕破臉的唐文宗，宦官集團亦不敢殺之、不能廢之，還得讓他如常上朝聽政，只能待其病重時，才成功矯詔，更立儲君唐武宗，搶回新一輪的“擁立”之功。
事實上，在中晚唐的百餘年時間裡，
正因為眾多藩鎮的存在，宦官們在中樞雖可大權在握，但即使出外到各藩鎮為監軍時，權力卻受到節度使們的監管與限制，因此對國家與百姓的實質危害性，亦遠較明朝那種高度集權體制，掌權太監們在中樞一呼則地方百應、生祠遍起為輕。
也正因為藩鎮的強大軍事壓力，唐朝宦官集團雖然肯定並不忠於哪一個皇帝，對其真有身為“家奴”、甘願被生殺予奪的自覺，但也不得不忠誠並竭力維護大唐王朝的社稷。只因為彼此間的利益已經高度一體化了。
畢竟此時，就連飽讀詩書的官僚士大夫們，同樣是更多忠誠於帝國本身，甚至公然宣佈「
但李家天子而北面事之
」，根本就無所謂宦官集團推舉出來的新任皇帝是誰。
很大程度上，士大夫集團的“南衙”與宦官集團的“北司”，和眾多的外鎮藩鎮，在彼此制衡、約束和限制皇權的同時，也確實堪為互相依存，讓帝國得以正常運轉、延續百年的三大支柱。
一直到黃巢起兵之後的殘唐，中樞權威徹底淪喪，帝國秩序已經總崩潰了，四方藩鎮群起交兵，互相征戰兼併，方有宦官劫持皇帝逃跑之事，那時帝國的喪鐘早已敲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罷了。
等到軍閥朱溫成功兼併其他河南藩鎮，同一時刻南衙北司一齊被摧毀，帝國三根支柱盡去，則大唐亡矣。眾多和李氏皇族一併殉國的宦官們，其實也和“白馬之禍”中，被當做“清流”沉到“濁流”的那些士大夫官員一樣，同樣為這個帝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