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商朝滅亡的內在原因

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為什麼會取得勝利?

導致商朝滅亡有多種原因，前人已經多有論述，如商紂王荒淫殘暴，商王朝末年社會矛盾尖銳，奴隸反抗鬥爭前途倒戈； 商紂王征伐東夷，消耗力量，兵力分散，後方空虛； 周人背信棄義，發動突然進攻等等。這些說法似乎都有道理，有些我們也很贊成，但我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內部投降派、分裂派的猖狂活動。

關於商王朝晚期的政治形勢，受《尚書·無逸》篇中周公一段話的影響，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漆黑一團。《無逸》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1］是說自祖甲以後即位的諸商王，生來就貪圖安逸享樂，不關心民間疾苦，社會一片黑暗。由於有關商史的資料甚少，《尚書》又是研究夏商周三代史的重要資料，這些似乎也就成了信史。

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1973 年安陽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文的發現提供了一批研究商代歷史的重要新資料，不少學者根據這批資料研究，證明晚商時期從武乙、文丁直到帝乙、帝辛時代，商代社會仍在繼續向前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階段。［2］

這種強勁發展的勢頭一直保留到商王朝末期，商王朝始終是一個強大的中原帝國。商紂的父親帝乙殺死西伯侯的父親季歷，商紂王誅殺九侯、鄂侯，囚禁西伯侯於羑里城，可見此時殷王的共主地位非常牢固，特別是殷紂王帝辛東征，解決了殷代武丁以來歷朝未能徹底解決的夷人反叛問題，更是很好的證明。然而，就是在這種大好形勢下，由於外部和內在的原因導致了商朝的滅亡，而商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內部投降派分裂派的猖狂活動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商王朝統治階級內部高層的矛盾鬥爭一向是十分尖銳的，《史記·殷本紀》記載：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3］伊尹是商初重臣，輔助商湯滅夏功勳卓著。商湯死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相繼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之弟中壬，但他們在位時間都很短就死去了，伊尹乃立商湯之孫、太丁之子太甲即位。太甲暴虐無道，伊尹將其廢黜流放自行國政，三年後太甲悔過自新被迎回當政。然而，《竹書紀年》的記載於此不同：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①。儘管有學者將這裡的“殺”字釋為“竄”、“遷”，引申為“免除”，來為伊尹的結局做善解［4］，但也反映了商初早期的內部矛盾和鬥爭。

中商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日趨尖銳，出現了“九世之亂”的局面。《史記·殷本紀》載：“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3］內政造成了政局的混亂，國力的衰退和諸侯的叛亂。統治者想用遷都的辦法來改變這種局面，於是中商以後遷都頻繁，這就是一些文獻中常說的“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即中商以來的五次遷都。

盤庚遷殷時，更經歷了激烈複雜的鬥爭，遷殷前“殷民諮胥皆怨，不欲徙。”［3］遷都後仍然“遷於殷，民不適有居。”［1］遭到了一批既得利益的大貴族的強烈反對。為此，盤庚費盡口舌，軟硬兼施，說道“嗚呼！ 今予告汝： 不易！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従，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1］《尚書·盤庚》三篇，詳細記載了這場鬥爭。

武丁時期這種激烈的內部鬥爭仍在繼續，武丁為了啟用一個他所瞭解和信任的人傅說，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史記·殷本紀》載：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3］

從甲骨文資料中，也可以看到武丁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1991 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配合安陽市政建設在殷墟花園莊東地進行考古發掘，在距地表 3 米深處發現一個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甲骨坑花東 H3［5］。這是繼 1936 年小屯北地 YH127 坑、1973 年小屯南地甲骨發現以來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發現，被評為 1991 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這次發現的甲骨文從形式到內容十分豐富新穎，有很多過去未曾發現過的現象，為殷商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主持殷墟花東 H3 甲骨文發掘整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一曼、曹定雲在對這批甲骨進行研究後指出： “據地層關係，共出陶片及甲骨卜辭的內容判斷，該坑甲骨屬武丁時代，上限在武丁前期，下限或可到武丁中期。”這批甲骨的占卜主體是“子”，是不同於武丁時代“子祖卜辭”的又一組“非王卜辭。”［2］

關於這批甲骨的占卜主題，即花東“子”的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升南、徐義華等學者認為是武丁太子孝己［6］。劉一曼、曹定雲將花東 H3 卜辭與原“子族卜辭”、“賓組卜辭”、“午組卜辭”、“非王無名組卜辭”等進行對比研究，認為花東“子”祭祀的物件祖甲就是商代第十六王羌甲或稱沃甲，祖乙就是沃甲之父商代第十四王祖乙。花東中的“子”當是沃甲之後［2］，我們是贊同這一觀點的。

有學者還根據花東 H3 卜辭祭祀的內容分析，武丁時期開邊拓疆，對外戰爭頻繁，卜辭中常見命令王室成員出征和在他們領地上徵兵的記載，就連愛妃婦 好也 被 徵 兵並 親 自 率兵 出 徵。“但在花東卜辭中不見與此有關的內容，顯然，花東 H3 子對武丁的復興事業並不關心，但卻和一些大貴族子癸、丁，甚至武丁的愛妻婦好關係密切，又是獻馬、又是探疾。花東 H3 卜辭中有關婦好的卜辭有近 30 條，不少都是‘子其告於婦好’，這是極其不正常的。”［7］

劉一曼、曹定雲還揭示了花東 H3 甲骨埋藏的情況： “H3 坑是專門為埋放甲骨而挖的。因為此坑形制規整，從坑底便開始堆放甲骨，坑內除甲骨外其它遺物很少，這些情況表明 H3 坑是為埋藏甲骨而營造的……甲骨倒入坑內，隨即填上灰土、黃土，並進行夯打，在黃夯土上再填上一層灰土，與當時的地面平齊。”［2］這和 YH127 甲骨和小屯南地甲骨利用現成灰坑，與陶瓷殘片、獸骨（ 有時還有人骨） 、灰燼等夾在一起出土，正面的與反面的，有字的與無字的，腹甲與背甲，彼此疊壓，相互枕籍，顯得十分凌亂的情況有所不同。這種特別的填埋方式，一方面表示埋藏甲骨的人，希望這些甲骨能永遠安寧地長存地下，也表明了他要掩蓋上述活動的證據，以免被人發現。

根據上述的材料，劉一曼、曹定雲得出結論：“H3 卜辭中的‘子’是一位地位很高，權力很大的人。他不僅是一位族長，可能是沃甲之後這一支的宗系，而且又是朝中一位重臣。他與朝中重要人物婦好、丁、子聿等交往甚密。他擁有僅次於殷王的龐大占卜機關。由此可見，此‘子’在武丁時代是一位權傾朝野的人物，其地位遠在目前所見其他非王卜辭主人之上。”［8］我們認為還應當再加上一句，此“子”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危險人物，是武丁朝中的反對派。

晚商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有增無減，帝乙、帝辛時期更達到驚心動魄的地步。《史記·殷本紀》載：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3］實際上帝武乙並非無道，他與“天神對弈”和“革囊射天”，正是向舊貴族反對派的示威。

據《史記·殷本紀》記載：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3］這種說法其實也是不確切的，嫡妾制度是分封宗法制度中關鍵的一環，西周時期才有了明確的嫡庶之分，殷商時代並不明顯。王國維就明確指出： “商人祭其先王，兄弟同禮，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禮亦同。是未嘗有嫡庶之別也。”［9］關於商朝王位的王位繼承製度，目前，學術界還存在著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是“兄終弟及”，即先王死去後王位傳給弟弟； 有學者認為是“嫡長子繼承製”； 也有學者認為早期是“兄終弟及”，晚期是“嫡長子繼承製”； 還有學者認為是“傳壯不傳弱”即傳位給強壯者。顯然，最後一種說法更比較符合實際，在國家形成的早期階段，王位沒有後世那種嚴密的政治機構和制度的有力保證，因此主要是“傳壯”，即傳位於能擔當起社稷大任，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強者。紂王就是這樣的強者，《史記·殷本紀》也記載： 紂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3］因此得以繼承王位。

王子之間爭奪王位繼承權的鬥爭是必然的，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微子啟未能繼承王位，在商王朝後期風雲激盪的形勢下，以其為首在朝中形成了一個反對派，其主要成員有紂王的叔父箕子、比干，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殷有三仁焉”。他們反對紂王輕蔑鬼神，加強王權，疏遠權貴，提拔賢才的改革措施，反對用兵東南徹底解決夷人反叛問題，但對西方的周人卻持妥協的態度。

紂王堅持自己的主張，與反對派展開多次激烈的爭論。為了擺脫他們的干擾，也因為東南用兵的需要，他營建陪都朝歌常年駐蹕。而微子、箕子等人則加緊密謀勾結，暗中串連，四處煽動，唆使下屬通敵投敵。微子曾對太師箕子及少師等人說： “父師、少師！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氐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罪辜，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1］於是，“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3］

《史記·殷本紀》載：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3］《史記·宋微子世家》亦載：“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 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殷既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 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 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吾家保於喪？ 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 太師若曰：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3］都說微子最後逃亡了。

其實不然，他並沒有逃亡，而是暗中潛伏下來，策劃迎接周人的到來。果然，很快後來“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3］這是一個何等奴顏婢膝的醜陋嘴臉，像這樣的人是根本不配繼承王位的。

牧野之戰，武王滅商這只是周人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摧毀了商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但殷人及其在東方的屬國，還保持著相當的實力。從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後的行動上也證明了這一點，武王一方面大肆的表彰微子、箕子、比干、商容等一些紂王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3］，意思是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為殷王，讓其繼承商王朝的祭祀，推行盤庚時代的德政。之後周武王就急忙撤兵，返回了陝西老家。這樣處理失敗滅亡的商王朝，也等於說舊王朝仍然存在，這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武王伐紂兩年後就死去了，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攝政當國。監視武庚的周貴族懷疑周公不利於成王，將會取而代之，周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分裂。武庚乘機聯合管叔、蔡叔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承成王命東征，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武庚被殺後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箕子，商王太丁之子，紂王帝辛的叔父。一說是商王帝乙之子，當與殷紂王為兄弟。封於箕（ 今山西省太谷縣東北） ，官居太師。他懂得陰陽五行、占卜祭祀，充其量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政治家。當微子集團通敵叛國陰謀敗露，紂王準備著手處理反對派的時候，他仍不思過，《史記·宋微子世家》載： “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 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3］他表面上說作為人臣的向君主進諫，君主置之不理，臣子便離他而去，這是張揚君主的惡行，譁眾取寵於百姓，我不忍心這樣做。而佯狂為奴實際上是施的苦肉計，他和微子一暗一明繼續留在紂王的身邊進行陰謀活動。

也正因為這樣，武王伐紂牧野之戰，紂王寧死不屈，商王朝滅亡，周武王首先就是“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來報答箕子的內應之功。周武王親自訪問箕子，問他如何治理天下。箕子就大講了一番，這就是《尚書·洪範》。洪，《爾雅·釋詁》： “大也。”範，《爾雅·釋詁》：“法也。”所以，洪範的意思就是大法。透過五行說的唯心主義來改造已經動搖了的神權，維護周朝的等級統治，防範鎮壓人們的反抗。

周人極為欣賞，極力拉攏箕子，要利用他的影響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秩序，給他封官許願。箕子假惺惺的推辭，不願為周臣，率領殷人 5000 東渡朝鮮。周武王就封箕子為朝鮮王，實際上還是周臣。箕子既受周封，乃於武王克殷兩年後按臣下之禮朝周。路過殷商舊都，見城池宮殿荒廢，長滿了禾苗，觸景生情，悲從中來，想大哭一場。但隨行人員眾多，覺得不適合，想小聲抽泣，又感到近於婦人品格，乃吟道：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3］對已經壯烈殉國的紂王仍然耿耿於懷。

紂王最大的失誤，就是因為礙於親情的面子，沒有及早的處理反叛集團。而當他感到需要嚴厲處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我們認為商朝滅亡正是由於內憂外患，紂王沒有防微杜漸，與反叛集團武庚微子等人妥協，使得禁衛軍無力迴天。與蜚蠊軍隊作戰的不光是周朝和天下軍隊，而他的嫡系部隊也參與了叛亂才造成了這次叛亂最後釀成了商朝滅亡的結局！《尚書·西伯戡黎》篇雲：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 紂王） ”。《尚書大傳》卷二雲：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 《禮記正義》引大傳作伐鬼方） ，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殷傳》曰： “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又引《大傳》曰： “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史記·周本紀》中記述虞、芮入周斷訟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由此可知，“耆”是位於今天山西長治西南、黎城縣西北的諸侯國，為紂都朝歌之屏障，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戰略意義。“文王戡黎”之後，周勢力直逼朝歌。

宋代王應麟曾論“文王戡黎”之重要意義：“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秦拔上黨而趙韓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豈可忽哉！［10］既然周文王已經獲得瞭如此巨大的優勢，反而把這條最近最好的進攻路線放棄，從陝西出發，走洛陽孟津這條線路偷襲紂王呢？ 這個過分奇怪。他沒有一鼓作氣直下朝歌就說明了文王膽寒於紂王壓力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直接走黎城直接進攻紂王，他實力過分的弱於蜚蠊禁衛軍團實力，同時黎是商朝腹地，井方等部族都是忠於紂王的，只要文王進攻，必會遭到重重包圍。不能以卵擊石是他那時唯一的想法，這一事件同時說明紂王不認為文王有威脅。所以可以認為消滅蜚蠊的軍團絕不會是周朝軍隊，而是紂王內部的軍隊，而領導叛軍的將必是紂王身邊舉足重輕的人物，而箕子，微子等都是文人，只有掌握軍權的太子武庚才有可能成為叛亂的禍首！

綜上，筆者以為，以武庚為軍事後臺，微子，箕子等人的叛亂行為最後導致了商王朝在不該壽終正寢之時突然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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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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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勝強． 殷墟〈花東〉甲骨中的“鬯”祭卜辭—花東卜辭研究［J］． 殷都學刊，2005，（ 3） ．

［8］劉一曼，曹定雲． 論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子”［A］． 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北京： 社會科學文學出版社，1999． 447．

［9］王國維． 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M］． 北京： 中華書局，1959． 455．

［10］王鵬程． 文王、武王所戡之“黎”不同——“清華簡”武王所戡之“黎”應為“黎陽”［J］． 史林，2009，（ 4） ．

作者：呂會超，許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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