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距離朱棣最後一次北伐僅二十餘年為什麼敗得如此迅速
明太宗朱棣第五次北伐的時間為公元1424年，三月朱棣以韃靼部阿魯臺襲擾大明邊境為由，發動北征漠北的戰爭。四月朱棣親自率軍北征，大軍抵達開平的時候，阿魯臺帶來韃靼部逃跑躲避明軍的進攻。
於是朱棣命令各部大軍追擊阿魯臺，結果明軍前鋒部隊追到和林後，在這一帶搜尋了很久，依然沒有找到阿魯臺的蹤跡，最後明軍只得班師回朝。七月明軍回師到達榆木川的時候，朱棣在軍中病逝，明軍於是加速返回北京，永樂朝第五次北伐就此結束。
也先進攻大同，明英宗御駕親征
公元1449年，瓦剌派出使團嚮明英宗朝貢，參與朝貢的人員為兩千人，為了多騙取財物，謊報人數，說有三千人。正好遇上了當時掌權的太監王振，就不信這個邪，非得要查清真實人數，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賞賜，並且將瓦剌進貢的劣馬，價格壓到五分之一。因為明朝未滿足蒙古人的貪慾，所以蒙古瓦剌部就不斷騷擾邊境。
瓦剌部太師也先親自率軍進攻大同，大同的明軍無法抵抗，大同關城外的要塞、軍堡全部失陷，而且大同參將吳浩也在瓦剌的戰役中戰死。大同戰敗的訊息不斷傳到京師，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準備御駕親征。
正統十四年七月，朱祁鎮命令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自己和太監王振率領二十五萬京營大軍從北京出發，向大同進發，征伐瓦剌大軍。隨軍一同出征的還有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百官。
進兵大同，王振專斷，未戰先亂
明軍出征，由太監王振一手操辦，把持大權，因而整個行軍的組織如同兒戲，各部缺乏配合，武將也沒有自己的指揮權力，全由王振來指手畫腳。即便是位高權重的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也因為朱祁鎮偏信王振，不得不聽命於王振，整個大軍的組織相當混亂。
明軍的混亂不僅僅於此，還在於文官的拖後腿，隨軍出行的戶部尚書王佐，一路上一直在叨叨著要朱祁鎮回京，如同蒼蠅一般，不勝其煩。王佐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隨行的如同蒼蠅的文官肯定不在少數，就這樣上下難以統一。大軍已然開拔，卻是各執一詞，各安一心的情況，明軍的混亂可見一斑。
八月一日，明軍抵達大同，也先為了誘使明軍深入，率領瓦剌大軍佯裝撤退，此時鎮守大同的太監郭敬嚮明英宗彙報了這個情況，但是王振不為所動，堅持北進追擊瓦剌。全軍北進的途中，王振這個沒鳥的貨，聽見前軍戰敗，倉皇失措，下令全軍撤退。這樣一來估計明軍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一頭霧水，唱的哪出了，連敵人面都沒見就撤退完了，士氣低下到了爛泥裡了。
明軍在撤退的時候就更加混亂了，朱祁鎮這個死人，就一直在縱容著王振這個閹貨在作死。這一圈下來，王振都忘了自己是個沒膽的狗東西，被瓦剌人嚇得撤退了，還想著自己抖威風了，因為自己的家鄉蔚州，距離回京的路線不遠，就想讓朱祁鎮回師的時候路過他家鄉，給自己長長臉，你都是個閹人，要什麼臉啊。
作死的節奏就停不下來了，不久又擔心大軍進入他家鄉，把他老家的田莊給踩壞了，造成財產損失。又改變回軍路線，又讓朱祁鎮從來時的宣府舊路撤退，也不知道朱祁鎮是腦殘還是咋的，就這樣無腦的指揮，也一直放任王振去做，最終導致明軍人困馬乏，狼狽不堪。
被圍土木堡，明軍損失慘重，朱祁鎮被俘
就這樣明軍錯過最佳的撤退路線，同時也無心應戰，此時瓦剌抓住戰機，像餓狼一樣對明軍緊追不捨。八月十三日，過宣府後，明軍狼狽退入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圍困。
退兵過程中，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加快速度，迅速退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是王振這個腌臢人，就是不聽，命令全軍在土木堡休整，結果被也先的主力追上，被圍困在土木堡。留駐在宣府的成國公朱勇，得知主力被圍，匆忙率領四萬大軍救援，結果因為監軍劉僧帶兵冒進，朱勇不得不領兵跟進，誤中被瓦剌阿剌知院率領三萬大軍埋伏，朱勇戰死，三萬大軍損失殆盡，朱祁鎮徹底被圍。
土木堡地勢較高，堡內缺乏水源，無法提供大軍的飲水需求，僅南面十五里處有河流，但是卻被瓦剌軍隊佔據。八月天氣還十分炎熱，明軍將士飢渴難耐，全軍人心浮躁，難以壓制。瓦剌圍困明軍兩天，突然撤退，解除圍困，麻痺明軍。朱祁鎮和王沒有想到這是瓦剌的計策，命令大軍去河邊取水，但是因為指揮技能的低劣，未做妥善安排。當明軍向河邊移動時，嗓子早就冒煙了計程車兵，不管不顧，一鬨而散湧向河邊，亂成一鍋粥了。
趁明軍的注意力都是取水上，埋伏在四周的瓦剌大軍，趁機發動總攻，明軍倉促應戰，很多人都兵器鎧甲都找不到了，全軍混亂不堪，被瓦剌軍一戰擊潰。
此戰明軍傷亡一半以上，明英宗被俘，以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為首的五十多位隨行文武大臣死於亂軍之中，隨軍攜帶的大量輜重武器等均被瓦剌截獲，明朝損失之重，難以估量。
土木堡之變，明朝各方難辭其咎
首先說主要責任，基本上是沒有爭議的，朱祁鎮和王振這口鐵鍋背得是死死的，王振無情作死，朱祁鎮助紂為虐，再送近十萬明軍將士。
打仗自古以來就是一鼓作氣的事情，明軍到達大同後，就地紮營佈陣，尋找瓦剌決戰。最不濟像朱棣一樣，震懾瓦剌，嚇得也先遠遁也算。要麼就是大刀闊斧向北追擊，進入草原大戰，至少士氣打出來了。
但是像王振這樣，一聽見前線失利，嚇得屁滾尿流，多次改變行軍路線。明軍從七月十七日出發，到八月十三被圍，一個月全都在趕路，再鐵的軍隊都受不了。就當時王振指揮明軍的狀態，不用也先，隨便去一個懂點軍事的都能大敗明軍，十萬明軍，搞得都快成十萬難民了。其次，從洪熙、宣德以來，明朝採取的消極防禦制度，導致邊軍的迅速腐化。因為在洪武、永樂年間，頻繁地對外作戰，邊軍是可以撈到大量的戰爭紅利的。
消極防禦，一方面將官沒事幹，就開始欺負下級士兵，訓練制度荒廢，軍隊戰鬥力下滑。另一方，邊軍將官開始想其他辦法撈錢了，以賣國為目的的晉商集團，又開始活躍了，聯合各地不法商販將大量明軍鎧甲裝備，甚至還有火器，走私到了蒙古。
正統十一年，朱祁鎮曾給宣府和大同的官員下令：“瓦剌使臣多帶兵甲、弓矢、銅銃諸物，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貪利之徒私與交易者。爾等受朕委任，防閒弛慢，自今其嚴加禁約，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由此可見，當時的邊境走私已經極為猖獗了，都驚動了皇帝了，蒙古軍隊戰鬥力的提升，是必然的，明軍和蒙古的戰力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再次，明朝內部勾心鬥角，無法上下一心，也是土木之變的一個原因。朱祁鎮御駕親征僅僅是他自己和王振的一時興起嗎？恐怕不是，這其中必然有渴望建立軍功的武勳集團的支援。而隨著仁宣兩朝文官地位的提升，文官對軍事活動的影響，在一步步提高。在此次朱祁鎮領兵出征過程中，以戶部和兵部為首的文官集團就一直在唱衰。戶部尚書王佐更是一路叨叨著要回京，就這水平，軍心能穩定就見鬼了。
戶部和兵部，是掌管著整個明軍的後期保障的系統，兩個部門的堂官都是消極怠工的，明軍的後期保障也極為吃力的。當然像很多人說，土木之變就是文官一手導演的，那就太言過其實了，他們也就最多遲滯一下軍需供應罷了，真正導致明軍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此。
其實這個時候，明軍文官和勳貴的矛盾已經比較尖銳了，但是因為明朝的根本體制的原因，這個時期文官是無法獨攬大權的，也無法對武勳進行打壓。但是土木之變，卻給了文官這樣的機會，于謙獨攬大權後，對成國公朱勇的處理上，就充分體現了文武的矛盾。
於少保在北京保衛戰中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功勳卓著。但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他，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並不是那麼的光明正大，比如馬順、比如朱勇，土木之敗推給朱勇，這個處理太下三濫了。明朝出現文武奪權的問題是必不可少的，於少保堅持的清白，恐怕更多的自宋以來士大夫治天下的清白，是文人的公義，但未必是真正的大義。
最後，在土木堡之戰中，疲敝不堪的明軍的兵力對陣瓦剌，其實是很不佔優勢的。明朝京師三大營能夠容納的兵力最多不超過二十萬，後來于謙能夠組織京營的剩餘兵力與瓦剌決戰，說明剩餘的兵力加上山東備倭兵差不多也在十萬以上。
那麼就能夠算出朱祁鎮帶領親征的兵力肯定不會超過十五萬，大致在十二三萬左右。在經過宣府的時候，分出四萬五千騎兵由成國公朱勇帶領協防宣府，所以最後土木堡之變的明軍大概在八萬左右。 而瓦剌大軍有多少人呢，也先親自率領進攻大同的兵馬是九萬人，同時阿喇知院還有三萬人從居庸關至宣府埋伏明軍，由此可見瓦剌是傾舉國之力，兵力大致在十二萬左右，與明軍總兵力相當，較分兵後的明軍有絕對優勢的。
土木之變並沒有明確記載明軍的損失，大量記載明軍損失過半。以八萬人傷亡過半來算，大致是四萬多人，再加上朱勇的三萬人，明軍的損失總計還是不到八萬人。這樣一場戰爭，與丘福的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相比，算得上傷亡慘重，但命懸一線，就有點誇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