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與吏部的邏輯

明朝內閣大學士本來沒有屬官的，等到楊士奇等“入閣拜相”，加官既尊，開始設定中書舍人，不由吏部銓選。這一個就很了不起，甚至可以說是令內閣大學士向“真宰相”無限接近的重要因素。

西漢丞相是有自己獨立相府的，朝廷關於賦稅、兵役、水文地理、交通等各種資訊資料都在丞相府。丞相依靠這批資料治理王朝，透過數目文字管理偌大的疆域，掌控權力，朝廷的中心就在相府。丞相開府治事，設定屬官，包括兵曹、戶曹等下屬機構，這是六部的雛形。丞相府就是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機制健全，它代表的就是朝廷。諸葛亮依法治蜀、曹操推廣屯田的前提就是他們都可以開府治事，擁有獨立的相府，與皇權各司其職，互不干擾。

之後，宰相權力就每況愈下了，由“獨相”變成了“群相”，唐朝的三省長官和加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官員都算作是宰相，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獨立的相府也被搬入到皇宮內，三省衙署、內閣、軍機處，離皇帝核心區越來越近，愈加不得自主，淪為附庸。

宰相的權柄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人事權，而在古代廟堂上往往透過需要人事來調整關係，重新分配資源。這樣人事權從側面來說便是本身權力的投射，輻射範圍越大，力量就越大，越容易實現自己的主張。

內閣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那七品的中書舍人。

雖然，內閣可以自主設定中書舍人，但還是大大縮水的，畢竟相權不濟的唐代，宰相也可以任命推舉五品以上的官僚，五品以下的由吏部負責。

霍韜疏曾說，自從三楊主政以來，植黨專權，拉攏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不經過吏部就可以進秩尚書。即便這樣小小的施展空間也要遭來質疑。

明初六部，從屬於中書省，多仰仗丞相的意旨，丞相為行政首腦，總攬朝政，統領百官有司。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六部直屬皇帝，部權大大提升，其中掌管人事權的吏部尤為重要。不管是要吸納新鮮血液，還是拉攏控制，負責考核升遷的吏部總是那個開關的把控者。如一定時期內，地方大員巡撫、布政使、六部堂官等都由吏部銓敘。

嚴嵩當國專權，吏部長官便拿著空白任命簿來讓嚴嵩填寫，嚴嵩得以黨羽遍地，排除異己，權傾朝野。萬曆中期，孫丕揚主理吏部，為了決絕行賄買官的，只能無奈地採取抽籤的方式，一時間竟被稱讚為公允，由此可見之前賣官鬻爵到何種地步。即便透過舉薦、會推等多人參與討論的形式，吏部還是主導者。

故有明一代，朝廷用人之大權悉由吏部，吏部的主管公正嚴明，大公無私則所用大都被正直之人，明月清風，如王恕為禮部尚書時，所引薦的劉大夏、何喬新等，都是一代名臣，中正盈朝，輔佐孝宗實現“弘治中興”，王恕的功勞很大。

然而，尚書之位一旦被奸臣所佔，擢升的多是濁流、庸才，則超綱廢弛，烏煙瘴氣。槓桿的力量很大，位置很重要。

接著，我們來看中書舍人的作用。“舍人”在古代的語境下，多是受人信任的左右親近之人。明朝舍人分為中書科舍人、直文華殿東房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書舍人、內閣誥敕房中書舍人、內閣制敕房中書舍人5種，均為從七品。

雖然各種舍人的具體職能有細微差別，比如寫誥敕、管理書籍、勘合檔案等，總體來說就是負責機要檔案、照例書寫誥敕的秘書而已，並沒有重要權力，所以硬性條件便是取能書者為之。

成為中書舍人主要有兩各途徑：由進士部選者，得遷科道部屬；其直兩殿，兩房舍人，不必由部選，自甲科、監生、生儒、布衣能書者，俱可為之。後一種的發揮空間很大，考察範圍很廣，能夠量才授官，而且晉升通道強，如趙榮以能書由布衣而授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寺卿，任然供職內閣。內閣大學士自行選用中書舍人充實內閣，避免吏部的干擾，為保持內閣獨立性有很大的作用。

這也可以看出內閣與六部的關係，內閣雖然地位尊崇，但並不能像宰相那樣統攝六部，實施自己的理念。除非內閣首輔兼任禮部尚書，使得分離的兩個重心暫時合一，才能上下一心。

然而不管內閣，還是吏部都遊離在皇帝的外圍，需要透過皇帝核心圈內的司禮監大太監來傳達溝通。明朝太監擅權便是得了距離上的便利和皇權代理商的權威，宦官能夠直接影響到內閣首輔和吏部尚書，形成獨特的脆弱平衡關係。

在這脆弱的關係網中，處於超然地位的便是皇帝。司禮監、內閣首輔和吏部尚書特殊的關係，能夠達到一定的契合實屬難得，天時地利人和。然而，其中一環受到皇帝的信任危機則有引發連鎖反應的危險，全域性崩潰，地動山搖。

內閣、禮部與司禮監的執行邏輯便是朱家統治者想要的，將一個整體拆分為多個難以獨立運作的個體，全靠皇帝來聯通內外，啟用系統，成為那個開關。皇帝是可以乾綱獨斷，至高無上了，然而百官有司則需要花費大量精力來尋找那個脆弱的平衡點，不斷被削弱內耗。

內閣與吏部的執行邏輯在於找到那個連線點——皇帝及代理商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