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自大？婦人之仁？或許我們需要為項羽正名

作者：王文革

《高中語文》第二冊《教師用書》（2005年11月）《鴻門宴》文後這樣補充註釋3“項羽、項伯東向坐”一條：

“鴻門宴‘項王、項伯東向坐’，是最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劉邦，張良則為侍坐。從座位可看出雙方力量懸殊與項羽的自高自大。”

這樣說明鴻門宴中座次安排的隱含意義，與清初吳見思的觀點一脈相承。他評點《項羽本紀》時在“項王、項伯東向坐”之下寫道：“是時東向為尊，見項王自大。”

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項羽是主人，根據當時“賓主位，東西坐”（顧炎武《日知錄》）的禮俗，劉邦當佔據項王、項伯東向的尊位，而項羽當退居張良西向的侍坐位置。為什麼項羽會不顧禮儀僭居東向尊位？是不是像《教師用書》所說項羽自恃功高勢強，傲慢無禮，要藉此侮辱劉邦呢？

一、“項王自大”說法看似順理成章

在鴻門宴之前發生的鉅鹿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項羽破釜沉舟，孤軍奮爭，置之死地而後生，一戰而破王離，降章邯，徹底摧毀秦軍主力，為最終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確立了自己在各路諸侯中實質上的霸王地位。而南路軍劉邦則趁秦朝全力對付項羽的機會，長驅直入，輕鬆佔領了咸陽，從而將“關中王”這塊令所有諸侯都饞涎欲滴的肥肉據為己有，雖不能說是坐享其成，卻也頗有搶奪人民勝利果實的嫌疑。項羽此時內心之窩火可想而知，以他直率的性格和暴躁的脾氣，盛怒而來，自是必欲朝食滅此（“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才甘心。如此，在宴會上特意安排這種座次，以強者問罪的姿態侮辱劉邦，看起來也是順理成章。

然而，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作更加廣泛和深入的探討，事情恐怕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二、並非狂妄，項羽“是浪漫精神的絕好典型”

《項羽本紀》中提到：“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梁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於項梁下。”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項羽雖“起隴畝之中”，卻出身於世襲貴族階層，距其家族的沒落也不過兩代二三十年的時間。而且項氏家族並非出於自身的原因才逐漸沒落，而是伴隨著國家的滅亡倏然而衰，貴族式的修養和氣質不會這麼快就消失。正因為如此，即使在亡命出逃，客居吳中時，項羽和他的叔叔項梁仍然能很快得到當地賢士大夫的擁戴。

項羽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薰陶必然是貴族式的，這使他在立身處世方面與當時無恆產因而無恆心的一般士人的靈活多變迥然不同。重視功業，同樣尊崇禮教，珍視名譽。他和劉邦一樣有著極其遠大的志向，但卻不像劉邦那樣為了功利追求就隨便踐踏道德規範，放棄人格尊嚴。

《淮陰侯列傳》韓信：“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高祖本紀》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陳相國世家》陳平：“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韓信等人均是劉邦部下，與項羽為敵，出自他們口中的讚許應當是真實可信的。雖然他們都是從純粹的政治功利角度分析問題，把項羽的這種性格稱作“婦人之仁”，但換一個角度去看，我們也可以說項羽雖然政治上的器量過於偏狹，在日常交往方面卻絕對不失為一個彬彬有禮的忠厚君子。只可惜這些令人感動的道德禮儀反而成了作繭自縛的羈伴，抬手動足不免牽羅掛網，政治舞臺上流行的是背信棄義的潑皮無賴，君子永遠鬥不過小人。

在烏江邊，項羽笑著說：“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這時在項羽的眼中，事業乃至生命都比不上人的尊嚴。唐詩人杜牧《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胡曇《烏江》：“烏江不是無渡船，恥向東吳再起兵。”李清照當宋室南渡逃亡之際更是高唱：“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三個人的詩雖命意各異，但同樣認為項羽之死乃是羞恥心使然。這種極強的羞恥心只存在於真正的“人”身上，而熟練的政治家也許只是偶爾拿來作為工具而已

清蔣士銓《烏江項王廟》一詩對鴻門宴的評價最為確當和公允。“喑嗚獨滅虎狼秦，絕世英雄自有真。俎上肯貽天下笑？座中惟覺沛公親。”作者也能和司馬遷一樣，拋開世俗功利標準，不以成敗論英雄。項羽的真誠率直，自尊自愛，不肯惹人恥笑，正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的一面。近人李長之曾說項羽“是浪漫精神的絕好典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當是說他身處禮崩樂壞的板蕩世界，仍然執著於用古代美好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鴻門宴會上放劉邦時的寬恕包容，鴻溝劃定就歸還劉邦父母妻子時的儒雅風度，垓下重圍中別虞姬時的纏綿悱惻，烏江岸邊對故友自刎時的慷慨悲愴，都是這種“浪漫精神”的最好註腳。從性格上看，項羽雖粗豪自大，但還不至於墮落到在公開場合不顧禮儀、肆意妄為的地步。他可以暗中害死懷王，但滅秦後仍退居楚地作一般諸侯。很難想象這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的項王，會在鴻門宴這樣正式的外交場合上小兒鬥氣般僭居尊位，貽人笑柄。

三、摘掉有色眼鏡，才能認識不一樣的項羽

在鴻門宴的劉項交鋒上，論者多斥責項羽政治上的幼稚和昏庸，《教師用書》也秉承這一觀點，在評論項羽和劉邦時明顯的褒劉貶項，重功利而輕仁義，將項羽的性格定性為：自矜功伐和婦人之仁。這是帶著功利主義的有色眼鏡在看問題，很容易誤導學生走向偏激。摘掉眼鏡，我們會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項羽，一個有明顯缺陷但卻更偉大、更光輝、更可親可敬的活生生的現實英雄。

明徐渭《過項王故宮》：“獨破秦師無一人，親將龍準放龍門，英雄絕世無等倫。”作者在稱許項羽為“絕世英雄”時，將“獨破秦師”與“親放龍準”並列在一起，不僅看重功業上的貢獻，同樣推崇人性中的光輝。明王象春《書項王廟壁》：“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又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老翁，項王真龍漢王虎。”透過項王不忍殺死冒犯自己的敵人和漢王狠心拋棄生養自己的父親的鮮明對比，將兩人的龍虎位置前後互換，更是旗幟鮮明地將寬厚仁慈作為唯一衡量的標準。所有這些都說明鴻門宴上放走劉邦，是項羽道德高尚的表現，而絕不是什麼昏庸的失誤。

這樣看來，鴻門宴中座次的安排應當不是出自項羽的授意，因而不能據此說明項羽自高自大。這種安排很有可能是由別人提出，項羽同意並接受了。項羽最終接受這種安排，雖然有其虛榮心搗鬼的成分，但更重要的卻是出於寬大忠厚的胸懷。因為接受了這種提議實質上就等於原諒了劉邦的無禮。項王是豪爽磊落的英雄，跟武松一樣，“憑著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水滸傳》第二十八回）。余英時說：“項羽最後同意自己‘東鄉坐’和劉邦‘北鄉坐’，這說明他已把劉邦看作他的部屬，並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所以當主客都入座之時，項羽已不復有殺劉邦之心。”（《史學與傳統》）劉備正是看出和利用了項羽這種性格，主動退居第三的北向賤位，暗示了自己對項羽的服輸和歸順，全然一副打倒不如就倒的憊懶相。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使項羽消除了疑慮，平息了怒火，在未見面之前緩解了緊張氣氛，再加上劉邦的出色表演才能和項伯這個吃裡扒外的小人代為先容，從中斡旋，終於將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

正因為如此項羽才會在雷霆大怒後不到一天時間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即許諾”項伯的請求，毫不謙讓地坐上東向坐的尊位來接見劉邦；才會在范增“數目”和“舉所陪玉玦以示之者三”時，“默然不應”；才會在項莊和項伯舞劍時三緘其口；才會在樊噲闖帳時不怒反喜，連連稱讚“壯士”，賜酒賜彘肩不迭；才會在劉邦半路逃席，不告而別時“受璧，置之坐上”。所有這一切只有在一種前提下才會發生——劉邦已經成為自己實質上的部屬。這一結果自然要歸功於張良，正是他在劉邦驚慌失措時對劉邦說：“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項羽和劉邦當時都未稱王，是地位平等的諸侯軍首領，此時一言“沛公”，一言“項王”，再加上“背德”兩個字，劉邦自然是一點就透。

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說：“古史記言，太半出於想當然，馬遷善設身處地，代作喉舌而已。”又說：“文學家的敏悟理解往往超過經生學者。”司馬遷具有相當濃厚的文學家氣質，而文學家考慮問題往往能跳出狹隘的歷史事件本身，更多地綜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心理這些內在的因素去把握，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更符合實際情況的結論。下面不妨來看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在歷史小說《項羽和劉邦》裡對鴻門宴的精彩描述，作為文章的結束：

“這一次還是應當不顧體面，向項羽苦苦哀求，要講自己如何忠心耿耿，也可以不顧臉面地號啕大哭，訴說衷腸，引發對方的惻隱之心，從而打動他。現在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了。”

“酒席宴上，項羽面東而坐，請叔父項伯作陪，也面朝東。因為正是項伯才使自己與劉邦結下這個緣分的，並不等於項伯就是項羽陣營中的第二號人物。讓項伯在這裡作陪，只能說明項羽對劉邦開始有了好感。”

“如果劉邦剛來時衣冠嚴整，神氣十足，且不肯失去尊嚴，項羽恐怕早就一躍而起，揮劍將劉邦攔腰斬斷了。項羽對於膽敢反抗或是昂首挺胸的對手，歷來都是當場火冒三丈。誰知劉邦一進來竟忙不迭地五體投地，苦苦哀求，項羽一下子就洩了氣。”

“雖然如此，項羽卻並非是因為下顎的咀嚼運動而耳目失靈，他早已打消了動手的念頭。他並沒有相信劉邦的辯解。首先，對辯解的內容就沒好好聽，也根本就沒往心裡去。項羽歷來就是憑兩隻眼睛看人。對於變得如同喪家犬的劉邦，項羽按自己的判斷看透了他的本質，心想：我怎能殺掉一個如此可憐的傢伙呢？”

【周豔語文】欄目特約專欄作家王文革老師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