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論正：疑古謬論綜駁：齊思和

第十五節齊思和

〈孫子著作時代考〉：

欲確定十三篇之著作時代，須決定兩大問題：（一）《史記》中所載孫武事蹟是否可信，（二）其書之內容是否為春秋時代之產物。

茲先論第一問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所載孫武事蹟極簡略。其言曰：……

此外〈史記．律書〉、〈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諸篇所載孫武事，亦大致與此相同，而簡略尤甚。綜史遷所記孫武之事蹟，不過以軍令斬吳王寵姬及佐吳入郢二事耳。然則入吳之前，破楚之後，彼孫武者果何在乎？其可疑一也。抑《史記》中所記之二事亦難令人置信。茲先就孫武在吳宮以婦人試軍令一事言之。夫『兵者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所繫，而試之於宮女，不亦輕且褻乎？斬美姬以申軍令，又何其以兒戲為真乎？此種不經之談，與《燕丹子》所稱荊軻譽美人之手，太子丹即斷其手，盛以玉盤以奉之，皆小說家過甚之說。葉適以之為奇險不足信，全祖望以之為七國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似矣。其可疑二也。至於吳人破楚入郢，從此楚勢漸衰，吳、越繼之稱霸，乃春秋之一大關鍵，《左氏傳》記之詳矣。據《左傳》所載：入郢之師，其主師為吳王闔廬、蔡侯、唐侯。吳將兵者有伍員、子山，而最有功者則吳王弟夫槩王也。初無所謂孫武者。至〈史記．孫子吳起傳〉始謂孫武為吳將，破楚入郢。然於其用兵之略，亦不能詳也。〈吳世家〉及〈伍子胥列傳〉敘此役較詳矣，而仍以戰勝之謀歸之夫槩王，與《左傳》相同。然則孫武之略，果安在乎？至於〈楚世家〉敘此事則又謂：『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僖與唐、蔡俱伐楚。』而無一言及於孫武者，又安在乎？然則史遷雖博訪眾人，為孫武立傳，考之載記，大都羌無故實。其可疑三也。蘇明允《權書》論孫武於入郢無功，按其書以考其用兵，其失有三，因歎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而高似孫亦謂武用兵不能行其說。不知所謂孫武其人者，困尚在疑似之間也。

至宋濂所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其間遺聞軼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不應獨致疑於孫武。』亦似是而非之論也。春秋之世，隱逸之士，不見於《左傳》者固亦多矣。然此皆跡在沉冥不聞國政之士，如顏淵、原憲等人是也。至若孫武，據《史記》所載則吳國之名將，破楚之首功，左氏既詳敘其役而獨不及之，不亦大可異乎？且不惟左氏未言孫武也，遍閱先秦古籍，未有言及孫武者也。荀卿稱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有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商鞅、燕之蟣繆。《呂覽》舉兵家之著書者謂：『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皆未及於孫武。先秦故籍固已有孫、吳合稱者，如臨武君稱：『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韓非稱：『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然魯仲連遺燕將書有謂：『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是戰國人所謂之孫、吳者乃指孫臏、吳起而言，而非如後世之以孫武、吳起當之也。是孫子之行事不惟不見於《左傳》，且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其可疑四也。

綜上所論，彼孫武者既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又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記又羌無故實可指，則孫武之是否有其人，實一大疑問。且無論孫武未必有其人，縱有之，而今之《孫子》十三篇亦決非春秋人之書。吾人試一細審其內容，既知其中所載，皆戰國之制度名詞，非春秋時之所有也。茲先就十三篇中所論之戰術言之，《孫子》之言用兵，動輒十萬。〈作戰篇〉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用間篇〉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按：春秋之世，戰爭之規模猶小，雙方動員之人數，率皆數千，即最大之戰爭，至多亦不過數萬而己。如魯隱公元年鄭伯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以一車隊三十人計，其出兵不過六千人。然是猶得謂之為戡定內亂也。莊公二十八年，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其出師亦不足二萬人。然是猶得謂之以大伐小也。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敗楚而取威定霸，乃春秋之世最重要之戰爭也。然晉車亦不過七百乘，度其出師，亦不過二萬許人耳。楚子怒子玉無禮，少與之師，因以致敗，則其士卒較晉尤少。其後成公二年鞍之戰，晉聯魯、衛伐齊，晉出兵亦不過八百乘，其人數亦不過兩萬四五千人。斯當時戰爭之規模猶小也。及至戰國之世，昔之二百數十國混為戰國六七，各國皆幅員廣闊，人口殷繁。孟子之所謂：『夏後、殷、周之盛，無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達乎四境，而齊有其人矣。』此則不惟齊為然，他國亦莫不如是。於是乎戰爭之規模始大。以言乎兵備，秦則『戰車千乘，奮擊百萬』，趙則：『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齊則『帶甲數十萬，慄如山丘』。其餘諸強國，亦大率如是。及其戰也，趙之援魏，趙出者二百乘，武卒十萬人。燕則起兵八萬人，車二百乘。至若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趙師四十餘萬，則雙方動員至少在百萬以上。至戰國之末，秦王翦舉六十萬人以滅楚，則其規模更大。此戰國以前之所未有也。此種變遷，在當時人已深感覺。故趙將馬服君曰：『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可謂知兵之言。故出兵動逾十萬，乃戰國之現像，前此所未有也。今孫子之論兵，動言十萬之師，其非春秋時人之語明矣。善乎惜抱之言曰：『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

抑尤有進者，古以車戰，至春秋時而猶然。降至戰國，騎兵興而戰車之用漸衰，至漢初而幾完全廢除矣。今《孫子》言：『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用兵之數甚多，而車乘反甚少，如《戰國策》中所稱『帶甲百萬，車千乘』『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者頗相似，此亦春秋時之所未有也。

復次：戰爭之規模至戰國而始大，戰爭之時日亦至戰國而始久。春秋時之大戰爭，如城濮之戰、泌之戰、鞍之戰，皆一日而勝負即決。鄢陵之戰，兩日而畢。即定公四年吳人入郢之師，乃春秋二百四十年諸侯對荊蠻用兵最大之勝利，計自十一月庚午之戰柏舉，至是月庚辰之入郢，前後不過十日。即自吳之出兵至其班師，前後亦不過歷八、九月也。蓋車戰之術，須行於平原坦途之地，兩軍相遇，勝負立決，無須曠日持久。即其攻城，亦未有相持經年者，如隱公十一年鄭之伐許，翌日而鄭師登城，遂入許都。定公九年，齊之伐晉夷儀，齊人從其渠帥而登，即拔其城。皆即日而城破。是蓋皆以城小而低，易於登援也。若攻堅城崇垣，則較費時日。如晉文公圍原，三日而不下，遂解圍而去。其後楚人圍鄭，逾三月而始克。其最久者如宣公十四年九月楚人圍宋，積九月，城內至易子而食，析骸而釁，而城不拔，遂解圍而去。乃春秋用兵之最久者。然亦不過數月，尚未有曠日持久，用兵數年者也。至戰國而用兵始久。蓋是時戰術進步，城垣較昔既高且堅，非短時所能拔。故秦攻宜陽，逾年始拔。魏圍邯鄲，三年乃下。至若趙攻中山，用兵十年，燕伐田齊，出師七載。皆曠日持久，師老於外，此以前之所未有也。今《孫子》之言用兵也，深以曠日持久為戒。其言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此蓋親見連年用兵，暴師於外，故為此言，豈春秋時人之語乎？且其言攻城也，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夫修攻城之具，已費時六月，則其精利可知，而城之堅固又可知已，此豈春秋時所有哉？

且非惟《孫子》中戰術非春秋時之所有也，其中所言軍制亦非春秋之軍制。封建之世，軍、政合一，民、兵不分。國君為一國之元戎，其卿大夫平日則佐其君以治民，一旦有事，則各率其屬以赴國難。所謂『入則理之，出則長之』是也。迨於戰國，封建制度既廢，民事日繁，然後軍、政兩權遂分，遂有不治民事，專理軍權之將軍，此則前此之未有也。今《孫子》之言兵也，以將為主。屢曰：『將受命於君。』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種專門化之制度與春秋時代絕不同。蓋春秋時代之戰爭，鮮有不由國君親統率之者，其或國君不親行，則多著重於中軍，上軍、下軍皆聽命於中軍者也。及至戰國始以上將軍為最重。如燕之伐齊，以樂毅為上將軍。秦之攻趙，以白起為上將軍，以王齕為裨將是也。今十三篇中亦以上將為最重。〈軍爭篇〉曰：『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三疑當作上）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地形篇〉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俱以上將為重，亦足證其為戰國人之書矣。

不特此也，此書所用之名辭，亦多顯為戰國人之名辭。如〈九地篇〉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今按：『霸王』一辭，至戰國始有。春秋時圖霸雖為大國最高之理想，然其時北方之諸侯，強如齊桓、晉文，方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俱未僭稱王。至於荊、楚、吳、越之君皆稱王矣，亦志在圖霸，主諸侯之盟而已，尚無所謂霸王也。及至戰國中葉之後，七雄、宋、中山之君相繼稱王，其中尤強者，仍圖稱霸於群王之上，於是王之上又有霸，而『霸王』一名辭遂以出現。故範睢之說秦昭王，謂：『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霸王之業可致』。或人之說韓王，謂其『君臣上下，畢呼霸王』。韓非謂：『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皆以霸王為人君最高之理想。後來項羽既滅秦，分封諸侯，自號西楚霸王，蓋亦沿用戰國之舊稱也。今《孫子》亦以霸王之兵，為用兵之極，不亦足證其為戰國人之著作乎？

又〈勢篇〉雲：『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鬬眾如鬬寡，形名是也。』說者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又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皆曲解原意。實則『形名』『分數』皆戰國時代法家之說也。『形名』者，《尹文子》所謂：『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即引名責實之說也。『分數者』，《尹文子》之所謂：『自古至今……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韓非之所謂：『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又曰：『夫治法之至，任數而不任人』是也。此皆戰國法家常用之名辭；今作者乃用之於兵法，則此書之作又在法家盛行之後矣。

又〈虛實篇〉：『五行無常勝。』按五行之說，由來久矣。而五行相剋之說則起於鄒衍。今此亦用其說，亦足藉此以斷定其著作時代矣。

以上就其書之內容言之，則其所言之制度為戰國之制度，所有之名詞為戰國之名詞，已足證其戰國時之著作。茲再就其書之體例觀之，亦顯然為戰國之產物。清章學誠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是言也，可謂深識學術之大源。蓋古者官師不分，政學合一，未有無所職守而託空言以立教者也。自孔子有德無位，不得已而聚徒講學，是為私人立教之始。然其所講論亦皆先王之舊典禮經，述而不作，未嘗以空言著書也。至於《論語》其中言及曾子之死，則其編纂成書，當已在戰國之初。而其中所記亦不過洙泗平日講習之辭，猶無意於為文也。至《孟子》而其文始漸成片段，密於說理矣。然大較亦不過氾記孟子之言行，因事為文，即文成章，篇目排次，猶未具有系統。即其篇名，亦係後人撮其首章數字以為之者，取便標識，初無意義也。至戰國後期，《荀子》《呂覽》等書出，然後命篇排次，始有系統。《荀子》則始以〈勸學〉，終以〈堯曰〉，全倣《論語》。《呂氏春秋》則分八覽、六論、十二紀以象天時地理，條理整飭，著述體例進步之明驗也。《孫子》十三篇，始於〈計篇〉〈作戰〉〈謀攻〉〈形篇〉，繼之以〈勢篇〉〈虛實〉〈軍爭〉〈九變〉〈行軍〉，而終之以〈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篇，分篇題名，皆極矜慎，先後次第亦極具系統。此種體裁亦至戰國之季而始有也。

玆再就學術發展之順序言之，戰國以前無私人著書之事，前已論之矣。兵家自非例外。《左氏傳》雖引《軍志》，其書當亦係記載之書，故名之為志。此外其記春秋人之戰略，多引前人之言論，而無兵法一類之書也。至戰國軍、政既分，而後軍事始專門化。於是善於用兵者遂紛紛著書，以成一家之學。其始也則有公孫鞅、吳起等人，繼之則孫臏、龐煖、兒良之倫，鹹著書言兵法。流風所被，即他宗亦不免受其影響。故以孫卿之醇儒而暢論王者之師，以《老子》之無為，而備言奇正之義，以墨家之非攻而講求守禦之術，蓋當時之需要然也。彼十三篇者，蓋亦此時代之產物耳。

綜上所論，則所謂孫武者既未必真有其人，而十三篇所言之戰術、軍制，其中所有之名辭，皆係戰國時物，而其著書體例，又係戰國時代之體例，則其書為戰國中後期之著作，似可確定。水心葉氏以之為戰國初年之書，或猶未必然也。

（〈孫子著作時代考〉，在《中國史探研》內，中華書局。）

葉適、全祖望、蘇洵、高似孫的謬說具見前文駁正，此處不贅。而此鸚鵡學舌之論自然也已無效。然則對於齊思和「輕且褻、兒戲」的說法，又不得不論，因為這顯然是在誤導人了！

第一：蓋試以宮女，乃闔閭提出之無理要求，孫武並曾予以拒絕，而闔閭問孫武兵法，更曾以「好與戲」問之，則表明了闔閭一開始的態度是輕挑的。因此，就算當時齊思和未能看到竹簡，就算他看到的也只是《史記》的記載，那麼其中試以宮女一事乃闔閭提出，他又豈能不知？而提出者既是闔閭，則荒唐者自是闔閭。古代君王荒唐而過之者，多不勝數，若以「荒唐便不可信」的標準來衡量史料，則那些荒唐的昏君恐怕都要從歷史上消失了。而這符合邏輯與常識嗎？

〈韓非子．難言〉：「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那麼按照齊思和的邏輯，難道伍子胥被殺、孔子被圍也都是他們自身的問題嗎？孫子明言：「兵者，國之大事也。」而闔閭試以婦人，則荒唐者自在闔閭，與孫子何干！而孫子演練婦人，亦不過遵從闔閭之要求，則孫子之所行又與孫子之所言有何抵觸之處呢！

第二：既然孫子已經應承了以宮女做為演練物件的任務，那麼當宮女都不聽指揮時，按軍法本該斬其隊長，這有什麼問題存在嗎？這與兒戲有何關係呢？這難道不是對軍事知識的不理解嗎？或者，這是對性別認知產生問題呢？試問，若將兩位隊長換成了男的，難道就不算兒戲了嗎？而軍法施行的物件只問職務職責、無關男女之別，難道這樣的知識齊思和不懂嗎？而孫武秉公執法，斬美姬以申明軍法，這能算是兒戲嗎？

齊思和又說：「綜史遷所記孫武之事蹟，不過以軍令斬吳王寵姬及佐吳入郢二事耳。然則入吳之前，破楚之後，彼孫武者果何在乎？其可疑一也。」

司馬遷說：「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那麼就算「入吳之前，破楚之後」不見孫武，請問這又與「與有力焉（出到了力）」這句結論有什麼扞格抵觸之處呢？沒有的話，這有什麼可疑的呢？就算此時不見孫武，那麼之前呢！因為後面沒看到孫武，就可以把前面的事蹟也給一次「抹煞」掉嗎？這符合常識嗎？這符合邏輯嗎？遑論若按照齊思和的這種「判定歷史人物之有無、真假」的「標準」，那麼凡是《左傳》、《國語》、《史記》、《戰國策》所載人物於全書僅出現過「一次」者，豈非盡皆「可疑」了。

齊思和又說：「至於吳人破楚入郢，從此楚勢漸衰，吳、越繼之稱霸，乃春秋之一大關鍵，《左氏傳》記之詳矣。據《左傳》所載：入郢之師，其主師為吳王闔廬、蔡侯、唐侯。吳將兵者有伍員、子山，而最有功者則吳王弟夫槩王也。初無所謂孫武者。至〈史記．孫子吳起傳〉始謂孫武為吳將，破楚入郢。然於其用兵之略，亦不能詳也。〈吳世家〉及〈伍子胥列傳〉敘此役較詳矣，而仍以戰勝之謀歸之夫槩王，與《左傳》相同。然則孫武之略，果安在乎？至於〈楚世家〉敘此事則又謂：『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僖與唐、蔡俱伐楚。』而無一言及於孫武者，又安在乎？然則史遷雖博訪眾人，為孫武立傳，考之載記，大都羌無故實。其可疑三也。」

這說到底不過仍然是「《左傳》無其人則史無其人」的發揮，而更加荒謬。為什麼「亦不能詳也、果安在乎、又安在乎」諸說就能推出「然則史遷雖博訪眾人，為孫武立傳，考之載記，大都羌無故實。」這樣的結論呢？范蠡幫句踐復國、復仇、出謀畫策，《左傳》又有「一言」及之乎？范蠡「之略」又「果安在乎」？而「據《史記》所載則」范蠡為越國之名將，「滅吳」「之首功」，「左氏既詳敘其役而獨不及之，不亦大可異乎？」這破楚與滅吳哪一個功大？這稱霸與復國又哪一個功大？遑論越國滅吳後，繼之便稱霸了。然則左丘明不載范蠡「可乎」？

齊思和又說：「且不惟左氏未言孫武也，遍閱先秦古籍，未有言及孫武者也。」

齊思和在此豈不又犯了幾個嚴重的錯誤。一，他渾然忘了自己沒看見，除了代表自己所學不足而該更謙遜向學之外，並不能證明什麼？何解？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散佚無數，今日流傳下來的先秦典籍豈能代表當時所有。然而這不是荒謬處，荒謬處在於難道司馬遷「沒看見任何言及孫武者」的史料嗎？如果司馬遷沒看見，他又豈能寫出這些東西，若要詭辯，那何不說《史記》全書不過都是些街談巷語罷了？是矣！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該知道，齊思和因為自己看不到，便以此做為否定的依據，卻渾然不知司馬談、司馬遷等人都看到了這些文獻。而在此齊思和顯然犯了訴諸無知（From Ignorance）的邏輯謬誤。二，先秦古籍，果真未有言及孫武的嗎？〈尉繚子．制談〉：「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這不就是明明白白說的是孫武嗎？尉繚子是魏惠王時人，上距孫武不過一百五十年左右，誰說「先秦古籍，未有言及孫武者也」？齊思和真的「遍閱」了嗎？今日當然還有疑古者提出一些極為荒謬的證據來證明《尉繚子》這本兵書又是什麼「山野鄙夫」所為、出自魏晉之間等等，然而一九七二年也出土了《尉繚子》，於是又再一次證明瞭這是一本貨真價實的先秦兵書，同時也又再次證明瞭疑古者其荒謬之本質。

然而〈尉繚子．制談〉所提供的這則資料並非是沒有「詭辯空間」的！而也確實有疑古者就此曲意維護、硬拗，想要藉此儲存齊思和那「遍閱先秦古籍，未有言及孫武者也」的謬說！他們認為在這則句式裡，「齊桓公」在「吳起」之前，而「吳起」在「武子」之前，因此認為所謂「武子」就是「孫臏」而不是「孫武」！換句話說，「武子」這明明白白的兩個字居然在此又被疑古者給硬拗成「孫臏」了！然而請問「臏」字何在？這「武」字又是指什麼！

以〈尉繚子．制談〉其文觀之，則「十萬、七萬、三萬」此為由多而少之次序排列顯然可見矣，而此亦是其於句式中安排歷史人事先後之依據；而尉繚子此論不僅亦著重在用兵數量，更是「提問」先於「解答」之句式！「提問」先於「解答」，且「提問」使用層遞法，則「解答」之順序自然依附於「提問」之順序。否則若以「解答」之順序反過來推「提問」之順序，則非層遞矣！而層遞法正是尉繚子屢次使用之修辭手法，甚至當句中之數字有層序之別時，尉繚子未有不用層遞法者。故可知此句之歷史人事之先後次序無非是依附於「十萬、七萬、三萬」之先後次序而成的。那麼後人如何便能由此而認定「武子」後於「吳起」呢！遑論「孫臏」用兵何時只有「三萬」？而這就是吳起之「後」的「一般」用兵數量嗎？這就是所謂的屬於戰國中期的用兵數量嗎？這不是在自打嘴巴嗎！遑論何以齊桓公時用兵已用十萬，而二百六十年後的吳起用兵卻只有七萬呢？遑論闔閭以三萬伐楚，而楚國不能抵擋一事，乃《史記》、《左傳》、《呂氏春秋》、《新序》白紙黑字記載之事實了！至於尉繚子於《尉繚子》一書中屢次使用之層遞法，舉數例如下：

〈尉繚子．制談〉：

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眾，以弱誅疆。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眾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

〈尉繚子．攻權〉：

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早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

〈尉繚子．守權〉：

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妄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

〈尉繚子．將理〉：

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

〈尉繚子．戰權〉：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

〈尉繚子．重刑令〉：

夫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國賊」。……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軍賊」。

〈尉繚子．伍制令〉：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

〈尉繚子．束伍令〉：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勒卒令〉：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三軍。三軍之眾，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

〈尉繚子．兵教上〉：

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

〈尉繚子．兵令下〉：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鬥也。萬人之鬥，不如百人之奮也。

由此觀之，則學者可以用文句中對歷史人物排列的先後來做為斷定其人物現實上之先後的「證據」嗎？果若可以，那麼〈孫子兵法．九地〉：「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則「專諸」在「曹劌」之前乎？〈申子．大體〉：「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幹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則「烏獲」在「彭祖」之前乎？〈屍子．處道〉：「昔者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則「越王句踐」在「楚靈王」之前乎？〈韓非子．難一〉：「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則「齊湣王」在「趙武靈王」之前乎？〈史記．範睢蔡澤列傳〉：「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則「烏獲、任鄙」在「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前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則「荀子」在「孟子」之前乎？

至如〈荀子．不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荀子．非十二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儒效〉：「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於此三篇中，荀子凡四次將「惠施」置於「鄧析」之前，則「鄧析」果真在「惠施」之後乎？

且依照齊思和的思維邏輯，〈荀子．議兵〉：「（臨武君曰）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則所謂「孫」者又豈能為「孫臏」哉！〈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則所謂「孫」者既在伊尹、呂尚之後，又在吳起、商鞅之前，又豈能為「孫臏」哉！如此，則臨武君所言、荀子所記、白圭之語豈非又明證齊思和所謂遍閱先秦諸子而無孫武者之荒謬矣！因此若疑古者這種邏輯可以成立，則疑古者此舉實無異於用雙手各打自己一巴掌也！而〈莊子．盜跖〉：「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則可依照「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而定出「比干」前於「伍子胥」之序，從而又由「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而定出「伍子胥」前於「比干」之序乎？按照這種邏輯，則學者們對以下此例的說法又將如何解釋？

〈墨子．魯問〉：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若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

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發生於前494年，主事者是吳王夫差；「西伐楚，葆昭王於隨」發生於前506年，主事者是吳王闔閭；「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發生於前484年，主事者是吳王夫差。那麼內文的先後順序又證明得了什麼？然而這種思考邏輯卻是疑古者的科學的疑古精神的最出色的思維產物！

齊思和又說：「荀卿稱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有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商鞅、燕之蟣繆。《呂覽》舉兵家之著書者謂：『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皆未及於孫武。」

那麼，我們不妨先將兩篇原文引出：

〈荀子．議兵〉：

（荀子對趙孝成王、臨武君說：）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苖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滅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蟣，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筆者按：其中〔〕內註文為楊倞注。）

〈呂氏春秋．不二〉：

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彊、強）速貫習，不足以成也。（筆者按：其中〔〕內註文為高誘注。）

在此，我們又看到了疑古者斷章取義、企圖誤導讀者的可笑伎倆。何解？蓋依照齊思和的邏輯，孫武是很會用兵了，怎能沒被提到呢？可是荀子又何嘗提到孫臏與吳起呢？那麼我們自然要虛心「請教」一下疑古者：吳起會不會用兵？如果會，又為什麼沒被荀子與呂不韋門客提到呢？吳起用兵，被李悝稱為「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則其用兵之高妙，上面只有一個孫武了，則何以荀子與呂不韋門客在此處不僅沒提到孫武，同時也沒提到吳起呢？就更別談在此之前還有司馬穰苴、樂毅了？那麼請問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孫臏、樂毅這些一等一的好手們又在哪裡？這些人難道不會用兵、不是用兵高手、不為世俗所稱道嗎？就更別談那吳起了，何解？荀子的祖師是吳期，而吳期則是吳起的兒子！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話說回來，那麼何以〈荀子．議兵〉不提到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孫臏、樂毅等人呢！就其上下文內容看來知荀子此句意在批評，故有所謂「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孫臏、樂毅等人之兵顯然皆非如此，故荀子焉能舉之。且〈荀子．議兵〉此句之前，臨武君早言：「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是臨武君早舉「孫、吳」矣！且荀子所謂「和齊之兵」，其「吳闔閭」之「兵」豈非正是「孫武」之「兵」乎？故〈呂氏春秋．用民〉有言：「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呂氏春秋．上德〉則言：「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將「闔閭之教」與「孫、吳之兵」相提並論，將其兵評價為「不能當」之兵；而〈荀子．議兵〉將「齊桓、吳闔閭」列為「和齊之兵」，而〈尉繚子．制談〉將「齊桓公、孫武、吳起」列為「用兵」「而天下莫當者」，而王充〈論衡．量知篇〉亦謂：「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是知所謂孫、吳焉得為「孫臏、吳起」哉！即便以機率而言，則此諸例之「孫、吳」之為「孫武、吳起」亦大於其為「孫臏、吳起」多矣！〈漢書．刑法志〉：「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縱連橫，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荀子）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此則班固謾罵之詞，而舉「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為善用兵者之代表；至於其所謂「孫卿」之言則不見於今本《荀子》，且荀子師承吳起之子，又焉能詆毀之，故知此當為班固虛造或改寫之語也（正當改自〈荀子．議兵〉）！然則班固何不言「齊桓公、司馬穰苴、樂毅」乎！是知以疑古者如此邏輯推之，則歷史人物必將銳減矣！

齊思和又說：「先秦故籍固已有孫、吳合稱者，如臨武君稱：『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韓非稱：『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然魯仲連遺燕將書有謂：『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是戰國人所謂之孫、吳者乃指孫臏、吳起而言，而非如後世之以孫武、吳起當之也。是孫子之行事不惟不見於《左傳》，且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其可疑四也。」

在此，我們能不再好好請教一下這位大學者嗎？何以一個魯仲連的例子就能證明「是戰國人所謂之孫、吳者乃指孫臏、吳起而言」呢？魯仲連等於「戰國所有人」嗎？一個人可以等於所有人嗎？而〈尉繚子．制談〉：「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這不是在將孫武與吳起相提並論嗎？《尉繚子》不是「先秦古籍」嗎？自己沒看過「一切先秦古籍」，便能說「一切先秦古籍」「不見」嗎！

齊思和又說：「綜上所論，彼孫武者既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又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記又羌無故實可指，則孫武之是否有其人，實一大疑問。且無論孫武未必有其人，縱有之，而今之《孫子》十三篇亦決非春秋人之書。吾人試一細審其內容，既知其中所載，皆戰國之制度名詞，非春秋時之所有也。」

在此，齊思和為了徹底把孫武的著作權給取消掉，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因此他說「縱有之，而今之《孫子》十三篇亦決非春秋人之書」，到底孫武與他有何深仇大恨，而必乃如此呢！而既然他因否認孫武，從而否認了十三篇是孫武所為，如今卻又如何便說即使有孫武此人，十三篇也絕不是孫武寫的呢！

至於姚鼐以及春秋戰國戰爭規模、戰車騎兵的問題，前文都已駁正，此處不贅。然而有幾事卻值一提，即：「楚子怒子玉無禮，少與之師，因以致敗，則其士卒較晉尤少。」奇怪的是，這句話豈非正意謂著楚王原本是可以給子玉「更多的兵力」，只是因為他無禮，所以「少給」嗎？那麼這就算證明瞭子玉的兵力確實較晉國的兵力為少，能證明楚國的兵力少於晉國嗎？

此外，齊思和說：「抑尤有進者，古以車戰，至春秋時而猶然。降至戰國，騎兵興而戰車之用漸衰，至漢初而幾完全廢除矣。今《孫子》言：『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用兵之數甚多，而車乘反甚少，如《戰國策》中所稱『帶甲百萬，車千乘』『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者頗相似，此亦春秋時之所未有也。」

按照齊思和自己的說法：「古以車戰，至春秋時而猶然。降至戰國，騎兵興而戰車之用漸衰」，那麼《孫子兵法》中多言「車」、少言「徒」、全無言「騎」者，豈非正表明這是春秋時代的特色嗎？那麼齊思和豈非在自相矛盾。還是他只看得到「形名、分數」，卻從來沒看到過這個事實呢！

此外，齊思和在此又犯了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他之前說：「趙出者二百乘，武卒十萬人。燕則起兵八萬人，車二百乘」。「帶甲百萬，車千乘」是「一千比一」、「十萬、二百乘」是「五百比一」、「八萬、二百乘」是「四百比一」，而「帶甲十萬，馳車千駟，革車千乘」若撇除「馳車千駟」不計，也只是「一百比一」，這其間差距如此之大，何以齊思和竟一無所覺呢！

又關於用兵時間亦已見前論，此處不贅。而齊思和曲解〈謀攻〉而說什麼：「夫修攻城之具，已費時六月，則其精利可知，而城之堅固又可知已，此豈春秋時所有哉？」這又是他欠缺思考能力的表現，其說亦見〈春秋、戰國用兵時間問題〉，此處不贅。

齊思和又說：「如晉文公圍原，三日而不下，遂解圍而去。」

齊思和舉這個例子不過是為了「證明」「春秋時代」雙方戰爭時間極為短暫罷了。然而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卻欠缺相應的歷史知識，卻也不得不令人心生感慨。何解？請見以下二則引文：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史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出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由此可見，晉文公之所以要圍原三日乃在於希冀藉此樹立「威信」，換句話說，這是有特殊目的的戰爭，他的重點不在於攻下原，而在於「伐原以示之信」。齊思和不明於此，而以特例來當成一般，顯然是犯了輕率的歸納（Hasty Generalization）及不具代表性的例子（Unrepresentative Sample）之邏輯謬誤。

齊思和又說：「且非惟《孫子》中戰術非春秋時之所有也，其中所言軍制亦非春秋之軍制。封建之世，軍、政合一，民、兵不分。國君為一國之元戎，其卿大夫平日則佐其君以治民，一旦有事，則各率其屬以赴國難。所謂『入則理之，出則長之』是也。迨於戰國，封建制度既廢，民事日繁，然後軍、政兩權遂分，遂有不治民事，專理軍權之將軍，此則前此之未有也。」

齊思和的這個說法，不過是葉適「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的發揮，而通常後來的疑古者發揮前輩們的說法，只有越搞越離譜、越說越荒謬的地步。因為前疑古者本來就沒認真做過什麼科學的統計，而不過是憑著自己讀書時的似是而非的認知想當然耳的驟下定論；後疑古者不察，同時既不具備專業的素養，也不具備科學的精神，從而只能越傳越離譜。沒有專業素養，也就不會想要追根溯源以探討此種說法是否有根據；沒有科學精神，也就不會去對原始資料進行探勘調查。關於葉適荒謬的說法，已辯之於前。此處且說說齊思和的這個說法，又派生出了哪些荒謬的產物。

齊思和說：「今《孫子》之言兵也，以將為主。屢曰：『將受命於君。』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種專門化之制度與春秋時代絕不同。蓋春秋時代之戰爭，鮮有不由國君親統率之者，其或國君不親行，則多著重於中軍，上軍、下軍皆聽命於中軍者也。及至戰國始以上將軍為最重。如燕之伐齊，以樂毅為上將軍。秦之攻趙，以白起為上將軍，以王齕為裨將是也。今十三篇中亦以上將為最重。〈軍爭篇〉曰：『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三疑當作上）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地形篇〉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俱以上將為重，亦足證其為戰國人之書矣。」

在此，齊思和因為「讀不懂」十三篇、因為缺乏語言的敏銳度而將「上將軍」與「上將」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等同，再由著這個荒謬，推出了什麼「俱以上將為重，亦足證其為戰國人之書矣」這樣更荒謬的結論。孫子所謂「上將」是指「上等將帥」，如孫子亦有「上兵」、「上智」之說，指的也是「上等的用兵策略」、「擁有上等智慧的人」之意。而「上□」以表「上等的□」，亦是古人常用之法，如〈史記．趙世家〉：「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正義〉注曰：「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有「上乘」之說。至於〈軍爭〉的「上將軍」也是「上將」之誤，〈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臏引作「上將」而出土竹簡相應部分也作「上將」可證！

此外，在齊威王時，田忌、鄒忌爭權，按我們就史書（《史記》、《戰國策》）上的記載給我們的印象，田忌是一名將軍而鄒忌是一名宰相。然而，問題也就出來了！如果這時候的將軍根本對國政起不了任何影響，鄒忌還有必要去陷害田忌嗎？而史書也證明田忌原本就是齊國宰相，因而遭到鄒忌陷害！而往後的秦相張儀、秦將司馬錯在議論到底秦國是要伐周、還是伐蜀時，也起過爭論，最後由司馬錯取勝。再往後的秦相範睢，則因為秦將白起功勞太大，為了怕屈居於其下，便害死白起。就更別談，趙相藺相如還得帶兵出征，而趙將廉頗還可以被趙王賜給「假相國」的稱號了。因此什麼「遂有不治民事，專理軍權之將軍，此則前此之未有也」的說法，亦不過都是些犯了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邏輯謬誤之說法罷了。其他相關駁正請見〈春秋、戰國將相問題〉，此處不贅。

然而齊思和最荒謬的說法，即將出現，他說：「不特此也，此書所用之名辭，亦多顯為戰國人之名辭。如〈九地篇〉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今按：『霸王』一辭，至戰國始有。春秋時圖霸雖為大國最高之理想，然其時北方之諸侯，強如齊桓、晉文，方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俱未僭稱王。至於荊、楚、吳、越之君皆稱王矣，亦志在圖霸，主諸侯之盟而已，尚無所謂霸王也。及至戰國中葉之後，七雄、宋、中山之君相繼稱王，其中尤強者，仍圖稱霸於群王之上，於是王之上又有霸，而『霸王』一名辭遂以出現。故範睢之說秦昭王，謂：『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霸王之業可致』。或人之說韓王，謂其『君臣上下，畢呼霸王』。韓非謂：『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皆以霸王為人君最高之理想。後來項羽既滅秦，分封諸侯，自號西楚霸王，蓋亦沿用戰國之舊稱也。今《孫子》亦以霸王之兵，為用兵之極，不亦足證其為戰國人之著作乎？」

由〈春秋、戰國差異淺說〉諸文可知，這完全是齊思和虛構出來的說法！他說「霸王」一辭是戰國始有，起跑點就已經錯了。而他為了把這種說法當成一種證據來看待，居然炮製出「霸王」一辭的由來，則又展現出其欠缺語言學素養的一面。且按照他的說法，則戰國時人應該都要口稱「霸王」才對，然而《荀子》有〈王霸〉篇，「王」在「霸」之前，而荀子與趙孝成王（前265年至前245年在位）、秦昭王（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應侯範睢（前257年免秦相）、春申君（死於前238年）有過對談。而所謂的「戰國中葉」又到何時結束呢？前295年。且先秦諸子書中，王、霸並列陳述時，王也都在霸之前，引幾例如下：

〈荀子．王制〉：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

〈荀子．君子〉：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

這裡僅舉兩例，實則先秦諸子中之例簡直多到數不勝數的地步，請自見，不贅。然而我們不禁想請問一下這位大學者：「霸王」一辭，在今本十三篇五千多字裡，出現了幾次？答案是隻在〈九地〉篇出現過兩次，而且還是分處於上下句的狀態。那麼在一本五千多字的書裡面，只出現了二次，共四個字的詞彙。何以齊思和居然可以將之當成一種證據，而渾然不知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由「王霸」演變為「霸王」，乃一極平常之規律、極常見之現象。然而這種校勘學的基本知識，一經疑古者加以轉換之後，便成為攻擊先秦諸子書的利器之一。譬如《道德經》便是繼《孫子兵法》之後，最常被如此攻擊的目標。因此就算今日銀雀山竹簡已經證明瞭〈九地〉的「霸王」實為「王霸」之誤，我們也要對這種荒謬的考證方式加以嚴厲斥責。〈九地〉此文為：「「四五者，一不知，非王霸之兵也。彼王霸之兵」亦是王在前、霸在後之情況。

而事實上，「霸王」一辭早在春秋時代便已出現了，請見以下引文：

〈左傳．閔公元年〉：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幹霸王之諸侯？」晏子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臣聞仲尼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霣墜於下民者眾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管子．小問〉：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

〈管子．度地〉：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

〈管子．霸形〉：

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

〈管子．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並之，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

〈管子．霸言〉：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

〈管子．問〉：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

〈管子．五輔〉：

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管子．重令〉：

地大國富，人眾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

〈管子．大匡〉：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管子．小匡〉：

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列子．力命〉：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

〈墨子．辭過〉：

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徵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商君書．慎法〉：

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孟子．公孫醜上〉：

公孫醜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禮記．經解〉：

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魯閔公元年是前661年，晏子死於前500年，商鞅死於前338年，而範睢說秦昭王一事發生於前268年。看到這裡，我們多麼希望做為一個歷史學者，齊思和他能吸收些先秦子書的知識呢！而由此豈不又可見，在齊思和的認知裡，「先秦古籍」又是何其之少啊！

齊思和又說：「又〈勢篇〉雲：『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鬬眾如鬬寡，形名是也。』說者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又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皆曲解原意。實則『形名』『分數』皆戰國時代法家之說也。『形名』者，《尹文子》所謂：『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即引名責實之說也。『分數者』，《尹文子》之所謂：『自古至今……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韓非之所謂：『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又曰：『夫治法之至，任數而不任人』是也。此皆戰國法家常用之名辭；今作者乃用之於兵法，則此書之作又在法家盛行之後矣。」

在此，齊思和又展現出其對語言學、歷史與軍事知識之欠缺。齊思和請出《尹文子》，自然只是在將錢穆的說法作一發揮。按照齊思和的說法，我們倒想請問，如何用《尹文子》的「形名」說來將孫子的這句話翻成白話呢！孫子的這句話，又將意謂著什麼？按照齊思和的說法，他是要將「形名」硬拗成是要「引名責實」，可請問，根據孫子的上下文，我們能知道「形名」是在指「引名責實」嗎？兩個名詞，如何產生出這種複雜的語意關係呢？戰國時代，任何將「形名」兩個字連起來用的，就是在說的「引名責實」嗎？就更別談這種將「形、名」兩個名詞，翻譯成一套「流程」的荒唐了！不特此也，死在十三篇成書後的鄧析也早已提到「形名」，往後的列子、墨子也都使用「形名」一辭，而墨子活躍於楚惠王時期（前489年至前432年在位），尹文子卻活躍於齊宣王時期（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遑論鄧析了。並見以下引文：

〈鄧析子．轉辭〉：

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列子．仲尼〉：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墨子．旗幟〉：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童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旌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由此可見，按照齊思和這不明「詞彙」的意義受制於「語句」環境的邏輯，則最早使用「形名」一辭的人怎麼輪也輪不到尹文子。不特此也，難道在鄧析之前，所有使用語言的人們就不能將「形、名」這兩個字連起來用，或者在同一個句子分開來用，一定得等到尹文子提出了他的說法，其他人才有使用這兩個名詞（由文意可知，此非專有術語。）的「權力」嗎？才有使用這兩個名詞的「可能」嗎？

至於「分數」，齊思和是抓不出連著用的例子，所以就用同屬於韓非的兩個分離式的說法，想要將之牽合在一起，然後說成此書要成於法家盛行之後。但他卻渾然不知，在韓非之前的鶡冠子，那個直接引用了孫子的話不下三次的學者就這麼說過：「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鶡冠子．學問〉）。齊思和怎麼不引用《鶡冠子》而要引用韓非呢？難道他不知道鶡冠子在韓非之前嗎？還是不想將《孫子兵法》的年代提前呢？是的，鶡冠子的年代與韓非相差大概在二十年左右，若要說法家盛行，也正逢其時。然而，重要的是鶡冠子不是法家，不能證成齊思和的說法，因此他又怎能引用它呢！我們甚至還可以再舉出一則資料，那是〈鶡冠子．世兵〉：「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那麼屢次引用《孫子兵法》的鶡冠子已不僅僅是引用其句子而已了，他更使用了孫子也曾提過的「分數、形名」等詞彙，那麼請問齊思和又為何不舉《鶡冠子》而要舉《尹文子》呢！是他沒有看過《鶡冠子》，還是他又將這本書當成了偽書呢！果若如此，那麼他所謂的「先秦古籍」可還真是少的啊！那麼他所謂的「遍閱先秦古籍」又到底是「遍閱」了「哪些書」呢！我們豈能不因此而感到極度的好奇嗎！

話說回來，孫子的「分數」就跟「形名」一樣，是合起來用的，兩者是並列關係，都是名詞。而它所能表達出的語意與資訊，也只能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意義或者引伸意。而韓非的說法呢？如果按照齊思和的引用方式，那是否又意謂著只要任何人使用了「分」或「數」這兩個字，就必然要是受到了法家的影響才能產生的結果！這符合邏輯、符合語言學的知識嗎？且齊思和如果不是又對歷史欠缺認知的話，他應該要舉比韓非更早以前的人及書的例子才是，因為韓非已經是戰國末期的人了，難道齊思和引用韓非的話是要證明《孫子兵法》成書於戰國末期嗎？因為就如他所說「今作者乃用之於兵法，則此書之作又在法家盛行之後矣」，所以他舉韓非是恰如其分的，然而韓非之死距離趙括之死（也即長平之戰時），已有二十七年。如果《孫子兵法》還要在這種時刻成書，怎麼可能只有「帶甲十萬」呢？這不是跟自己的說法相互抵觸嗎？還是他只看到了「十萬」，就把「二十幾萬、四十幾萬」都給忘光了呢？這不禁又讓我們想起了，他連四百比一與一百比一的差異都可以渾然不覺了，何況十萬與二十萬只差了兩倍呢！

再說，法家，追本溯源，起自管仲，其後繼者，當屬戰國時魏文侯手下李悝、吳起，此後是慎到、申不害、商鞅，再後才是韓非。今且不談由善於用兵的管仲所寫的《管子》一書成於春秋早期（註解部分成於戰國），就說：吳起先是拜了儒家的曾子為師，又從此一脈傳了《左傳》給兒子吳期，而吳期則是荀況的祖師，荀況又是韓非的老師；而商鞅的行事作風，都在在受到吳起的影響（請見〈錢穆〉一節。）。而韓非等人又受到商鞅的影響，而商鞅自家的學說強調的就是富國強兵，《商君書》中也談了不少兵法。法家既不能脫離富國強兵的主旨而存在，同時也深受兵家的影響可知矣。

那麼到底「形名」各是指什麼呢？且先引兩段話如下：

〈孫子兵法．勢〉：

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

〈孫子兵法．軍爭〉：

是故，《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金；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是故，晝戰多旌旗，夜戰多鼓金。鼓金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已專，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

所謂「鬥眾」「如」「鬥寡」，就是說使指揮多數兵力作戰好比指揮少數兵力作戰一樣簡易，關鍵就在於「形名」之上。而如〈軍爭〉所說，古代指揮軍隊作戰不外兩種工具，一種是視覺性的工具：「旌旗」，一種是聽覺性的工具：「金鼓」（擊鼓表示前進，鳴金表示後退。）。「形」之原意本來就是可視之形狀，「名」之原意本來就是可聽之聲音。有了這兩種類別的工具，所以才能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使軍隊得以整齊畫一的執行將帥的命令，使軍隊的力量得以做最有效力與集中的發揮。而這原本是學習古代軍事制度者必備的知識！然而齊思和自己曲解文意，反倒罵起曹操等註家「皆曲解原意」，這真是厚誣古人莫非無知也。

那麼《尹文子》的相關提法又是什麼，請見以下引文：

〈尹文子．大道上〉：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由此可見，這又與孫子的「形名」有什麼關係呢？而更好笑的一件事卻是，今日的疑古大本營、古史辨派中，也有「學者專家」用極為荒謬可笑的方式考證《尹文子》是偽書，是魏晉時人所為。那麼建議齊思和先去解決一下「內部問題」，再來用這個所謂的「證據」來撰寫相關的荒謬考證吧！

齊思和又說：「又〈虛實篇〉：『五行無常勝。』按五行之說，由來久矣。而五行相剋之說則起於鄒衍。今此亦用其說，亦足藉此以斷定其著作時代矣。」

孟子後於墨子，鄒衍後於孟子，而文子與墨子有交集。更重要的事實是，在春秋末期，那位強迫老子寫下《道德經》的關尹子早就這麼說過：「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關尹子．八籌〉）而老子就曾在《文子》中這麼說過：「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文子．上禮〉）更直接的例子卻是，墨子就這麼引用《孫子兵法》的話說：「五行毋常勝。說在多。」（〈墨子．經說下〉）。疑古者當然可以說墨子不一定是引用《孫子兵法》，但，五行相剋之說，又哪裡輪得到鄒衍來「發明」呢？而齊思和又到底是根據了哪一篇文獻說鄒衍發明瞭五行相剋呢？當然，依照疑古者的慣技，他是可以繼續這麼瞎搞下去的說，今日有學者已證《關尹子》與《文子》都是偽書，所以這些話根本就「無效」。是的，只要疑古者認為對他的疑古是有用的，其他所有可以提供他牽合自己謬論的文獻，都「無可懷疑」，而凡是對其謬論有不利影響的，就都「毫無價值」。所以固然疑古者將先秦諸子全部否認也就等於否認了自己的論調（因為沒有任何先秦諸子著作，也就無從進行比較！也就無從認定何者是而何者非先秦子書。），但我們是不會否認他們是做不出這種事的，只要將疑古者及古史辨一派的「專家學者」定為偽書的書籍列出一張清單來看看，我們也就能清楚明白了！至於「五行」的相關論述，請見〈先秦諸子與孫子〉，在此不贅。

齊思和說：「以上就其書之內容言之，則其所言之制度為戰國之制度，所有之名詞為戰國之名詞，已足證其戰國時之著作。茲再就其書之體例觀之，亦顯然為戰國之產物。」

〈列子．說符〉有句話說的好：「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這句話很好的用來說明瞭疑古者的「病症」。當疑古者被偏見所迷惑時，他們是除了似乎符合或確實符合自己的偏見以外的東西，都視如不見的。這就好比列子提到的那個丟了斧頭的人，只是丟了斧頭，還能找回來，找不回來還可以再買一把；但人若被偏見所迷惑，卻很難導正，而腦袋也無法再換一個。疑古者的荒謬是歷歷在目的，也是不容否認的，然而在當今這個野獸牲畜、魑魅魍魎橫行的時代，哪怕累姦犯、吃人魔，都有人會幫腔說：「這些人的一生也不是都一無可取的，請不要以此事來否定他們過往的人生。」那麼我們又能拿疑古者們怎樣呢！

齊思和又說：「清章學誠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是言也，可謂深識學術之大源。蓋古者官師不分，政學合一，未有無所職守而託空言以立教者也。自孔子有德無位，不得已而聚徒講學，是為私人立教之始。然其所講論亦皆先王之舊典禮經，述而不作，未嘗以空言著書也。至於《論語》其中言及曾子之死，則其編纂成書，當已在戰國之初。而其中所記亦不過洙泗平日講習之辭，猶無意於為文也。至《孟子》而其文始漸成片段，密於說理矣。然大較亦不過氾記孟子之言行，因事為文，即文成章，篇目排次，猶未具有系統。即其篇名，亦係後人撮其首章數字以為之者，取便標識，初無意義也。至戰國後期，《荀子》《呂覽》等書出，然後命篇排次，始有系統。《荀子》則始以〈勸學〉，終以〈堯曰〉，全倣《論語》。《呂氏春秋》則分八覽、六論、十二紀以象天時地理，條理整飭，著述體例進步之明驗也。《孫子》十三篇，始於〈計篇〉〈作戰〉〈謀攻〉〈形篇〉，繼之以〈勢篇〉〈虛實〉〈軍爭〉〈九變〉〈行軍〉，而終之以〈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篇，分篇題名，皆極矜慎，先後次第亦極具系統。此種體裁亦至戰國之季而始有也。」

關於先秦諸子書的體例，請見〈先秦諸子書體例〉一文，此處不贅。只是我們今天不免要回過頭來「請教」一下齊思和，如果以《呂氏春秋》做為標準來看先秦以後的書籍，請問能不能舉出幾本跟此書一樣「條理整飭」的書籍呢！如果不能，那難道先秦之後，大家都退步了嗎？以及何以《荀子》模仿《論語》，則《荀子》一書卻標示著「命篇排次，始有系統」，而遠在春秋末、戰國初的這本「被模仿」的著作反而「沒有系統」？這《論語》與《荀子》兩本書，前者為語錄體，乃後人收集分類整理前人言談而成；而後者則為自行撰寫，這是可以比較的嗎？就更別談齊思和舉的《呂氏春秋》卻是呂不韋集合門下眾多食客，擷取先秦諸子精華並參酌一定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書籍了！這樣的幾本書，除了《孟子》與《論語》的體例是相同的以外，其他的《荀子》、《呂氏春秋》跟這兩本書又是不同的體例（按：其中《呂氏春秋》與前二書都屬於他人編輯之例而又有差異存在。），而齊思和居然把他們當成一樣的東西來對待，這不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嗎？且難道他沒看過其他先秦諸子嗎？還是其他先秦諸子也都是「偽書」而不足觀呢？否則為何即使像《墨子》這樣的書籍也都要被歸入於沒有系統、其題目也都被歸類為「撮其首章數字以為之者，取便標識，初無意義」呢！還是《墨子》這本書也因其有系統而晚出呢？或者，在齊思和的認知裡就這三、四本書是先秦古籍呢！這我們自然不得而知！但我們絕對知道，「分篇題名，皆極矜慎，先後次第亦極具系統。此種體裁亦至戰國之季而始有也」這樣的一種說法，絕對是對春秋末期以來到戰國末期的荀子之間所有古籍作者的嚴重侮辱！因為這意謂著：「這些人沒有寫文章、取篇名的能力。」也就自然沒有系統思維的能力。而這樣子的一個荒謬的說法，卻被今日的疑古者奉若圭臬，未免令人搖頭嘆息！

齊思和又說：「玆再就學術發展之順序言之，戰國以前無私人著書之事，前已論之矣。兵家自非例外。《左氏傳》雖引《軍志》，其書當亦係記載之書，故名之為志。此外其記春秋人之戰略，多引前人之言論，而無兵法一類之書也。至戰國軍、政既分，而後軍事始專門化。於是善於用兵者遂紛紛著書，以成一家之學。其始也則有公孫鞅、吳起等人，繼之則孫臏、龐煖、兒良之倫，鹹著書言兵法。流風所被，即他宗亦不免受其影響。故以孫卿之醇儒而暢論王者之師，以《老子》之無為，而備言奇正之義，以墨家之非攻而講求守禦之術，蓋當時之需要然也。彼十三篇者，蓋亦此時代之產物耳。」

在此，疑古者為了證成自己的謬說，豈非又開始虛構起歷史來了呢！但請見以下作者、書名簡介：

管仲《管子》，管仲為齊桓公相國，死於前645年。

由余《由余》，由余為秦穆公大夫，秦穆公於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

先軫《孫軫》，先軫為晉文公中軍元帥，死於前627年。

師曠《師曠》，師曠為晉平公樂師，晉平公於前557年至前532年在位。

孫武《孫子兵法》，孫武為吳王闔閭將軍之一，此書成於前515年至前512年之間。

田穰苴《司馬穰苴兵法》，田穰苴為晏嬰推薦給齊景公的大將，死於晏嬰之後、齊景公之前。齊景公姜杵臼死於前490年。

萇弘《萇弘》，萇弘為周史、劉文公下屬，死於前492年。

伍員《五子胥》、《水戰兵法》、《蓋廬》，伍員即伍子胥，幫助吳王闔閭篡位成功，死於前484年。

羋勝《公勝子》，羋勝即白公勝，為楚太子建之後，與伍子胥一同奔吳，死於前479年。

文種《大夫種》，文種為越王句踐相國，死於前472年。

范蠡《范蠡》，范蠡與文種一起輔佐越王句踐報仇、消滅吳國，死於文種之後。

以上這些書目，都是〈漢書．藝文志〉歸類為兵家或者從兵家「出入」到其他類別的書籍。由此可見，春秋末期早已開啟了第一次的著兵書的風潮。那麼我們能不請問一下為什麼齊思和對此隻字不提呢？

此外，齊思和雲：「於是善於用兵者遂紛紛著書，以成一家之學。其始也則有公孫鞅、吳起等人，繼之則孫臏、龐煖、兒良之倫，鹹著書言兵法。流風所被，即他宗亦不免受其影響。故以孫卿之醇儒而暢論王者之師，以《老子》之無為，而備言奇正之義，以墨家之非攻而講求守禦之術，蓋當時之需要然也。」

但他卻不知吳起死於前381年，公孫鞅於前361年入秦、死於前338年，孫臏於前353年參與桂陵之戰、於前343年參與馬陵之戰，荀況活躍於趙孝成王（前265年至前245年在位）在位期間，龐煖於前243年帶領趙軍擊敗燕軍、殺燕將劇辛。那麼不特吳起當在公孫鞅前，就是孫臏也與商鞅同時甚或年長一些，而墨子與吳起同時，老子為春秋末年人、《道德經》成於春秋末年，怎麼反在吳起之後、受到公孫鞅等人的影響了呢！當然，他將《道德經》列於荀子之後，自然是表示他以此為「偽書」，然而墨家「非攻而講求守禦之術」是早在墨子創立墨家時便已確立之基調，又如何會反而受到吳起等人的影響呢！

齊思和又說：「綜上所論，則所謂孫武者既未必真有其人，而十三篇所言之戰術、軍制，其中所有之名辭，皆係戰國時物，而其著書體例，又係戰國時代之體例，則其書為戰國中後期之著作，似可確定。水心葉氏以之為戰國初年之書，或猶未必然也。」

也是該到總結謬論的時候了。齊思和說「其中所有之名辭，皆係戰國時物」，那麼就他所指出的所謂名辭，共計幾個字呢？八個。《孫子兵法》全書又有幾個字呢？五千八百餘字。顯然齊思和對數字欠缺概念的推論，在此又得一證，而他想要以八個字來做為一本五千八百多字的書成於戰國的證據，不免異想天開！遑論這些所謂的證據根本就不成立了。且就算這八個字，是什麼韓非、李斯、秦始皇之類的歷史人名，或可以確定產生時代的產物名稱，如火箭、潛水艇之類，都還有可能是因為後人的註文摻入正文或者後人妄加所致，就更別談那些無法嚴格確定出產生時代的抽象名辭了！綜觀全篇，不過荒謬充斥，而虛構歷史以懷疑古史之作為自然又在此展露無疑；而這就是疑古者，以及疑古者的科學精神。據說齊思和此篇發表以來，居然無人可以提出反駁，則學術界之慘況，可以想見矣！然而，比起往後的疑古者來，齊思和畢竟還是略遜一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