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時期的官僚資本（一）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五章第三節之一

北洋政府時期的官僚資本，主要是接辦清代的洋務派企業、事業，自身甚少建立。工業方面，除漢冶萍公司、江南造船所有所發展外，多數陷於停滯。礦業銷有增拓。交通運輸業，鐵路、郵電均有發展，輪船招商局僅能維持。銀行業尤其中國銀行，在此期間發展頗快。這時期的官僚資本企業，受軍閥戰爭、政局變動的影響，起伏不定。若干大企業並受外國資本滲透或控制，有買辦化趨向。在經營上，則官商矛盾突出，商股力量大小常成為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

本節將分敘軍民用製造業、礦冶業、交通運輸業、銀行業的發展變化，並著重介紹若干重要企業、事業的情況。時限大體到1926年，以窺北洋政府時期全貌。

一製造業

1。軍用工業

北洋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主要是從清政府接收過來的十來個機器局。這些工廠，有的有所發展，有的勉強維持，多數則陷於半停頓狀態。此外，北洋政府新設了河南鞏縣兵工廠和湖南兵工廠。總的說來，北洋政府的近代軍用工業並沒有什麼發展。軍閥混戰，端賴外債和外國軍火，中國成為國際軍火商的大主顧，“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早已不聞了。現將幾家主要兵工廠分述如下。

江南製造局

進入民國以後，江南製造局改稱上海製造局，由原任提調的李鍾珏以滬軍都督府民政總長兼理局務。1912年，該局直轄於北洋政府陸軍部。1914年二次革命期間，北洋政府駐兵局中，生產停頓，至1915年才復工。1917年改稱上海兵工廠。1924的因江浙軍閥混戰，該廠又告停頓。在停頓期間，上海總商會曾募集保衛團看護該廠，墊出維持費約60多萬元，以全廠地產作抵，所有廠基契據歸總商會保管。1925年初，北洋段祺瑞執政府以“上海為通商重地，華洋雜處，此後永不駐兵，並不得再設軍事機關”為由，令該廠停止軍工生產，交由上海總商會接收，“俾得招商承領，改為實業商工廠”。［1］上海總商會接收後，主張全部變賣，後因無人承買，且魯意師摩拍賣行對該廠的估價過低，所得尚不敷償還總商會墊款，北洋政府決定仍予保留，並於1926年重行開工。

江南製造局的經費因政府財政大絀，屢經削減。宣統末年，陸軍部規定每月撥款40餘萬元，1913年減為16萬元，1915年又減為5萬元。之後，時事多故，軍閥把持，就地籌款，遂至漫無稽考。加上管理腐敗，生產日益萎縮，出品少而質量窳敗。如1915年復工後，炮廠只造機關炮一種，其餘炮停造；槍廠則以修理為主；鋼廠只開機三分之一；子彈廠每日只出開花炮彈20餘枚，工人也栽去不少。總之，這所清代最大的兵工廠在北洋政府時期每況愈下，日見衰落。

湖北槍炮廠

北洋政府時期，湖北槍炮廠改稱漢陽兵工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北兵來攻，漢陽失守，該廠機器裝置被北兵破壞不少，損失約值30餘萬元，生產完全停頓。由於漢陽兵工廠的機器裝置較新，出品還能適用，地點又適中，北洋政府成立後，即撥款100萬元，委派總辦劉慶恩恢復槍廠，經營半年，始稍收效，每日能出槍60支，槍彈3萬餘發。1913年在黎元洪的支援下，北洋政府曾撥款200萬兩添築炮彈、鑄銅、子彈、翻砂等四大支廠，為擴充該廠自制槍胚、增鍊鋼鐵及新造機關炮之用。所需機件器械繫與漢口德商捷成洋行訂立合同，向克虜伯廠購運。1915年，袁世凱曾決定將漢陽兵工廠大加擴充，將上海製造局撤併漢廠，為全國製造械彈總樞紐。後因發生帝制事件，袁世凱深恐軍械軍火大權落於南方革命黨人之手而取消前議，改在河南鞏縣設立新廠。1916年，黎元洪任大總統時，又曾擬訂經費1200萬元的擴充計劃，但未實現。

漢陽兵工廠

自1913年整頓擴充以後，生產情況比過去有所發展。在清末，該廠每日僅造槍彈萬餘顆，開花炮彈萬餘顆，步槍70餘枚，過山炮四五尊；1913年以後截止1917年，每日能造槍彈20餘萬顆，流霰炮彈2，000餘顆，步槍150餘枝，過山炮10餘尊，陸路炮三四尊。［2］又有些新產品過去不能製造，進入民國以後也能逐步自制了。在1920年以前，該廠能自制克虜伯式七五陸炮、馬克沁機關槍及克虜伯式12釐米14倍管榴彈炮。1920年以後，新產品有所增加。1920年始造自來得手槍；1921年始造30節式機關槍及大正六年式七五山炮；1922年始造黃色炸藥；1924年始造梯恩梯炸藥及七五迫擊炮；1925年始克虜伯式七五山炮、八三迫擊炮及德式伯格門手提機槍；1926年始造20磅至120磅飛機炸彈；1927年始造手榴彈等。［3］

在北洋政府時期，漢陽兵工廠成為中國主要的軍火工廠。

鞏縣兵工廠

該廠設於1916年。原來袁世凱醞釀稱帝時，計劃在他的家鄉河南鞏縣孝義鎮建築一個規模較大、裝置完善的兵工廠，帝制失敗後，決定改設為中型的兵工廠。經過數年的籌備，炮彈三廠及電機、引信、機器各廠的廠房於1921年才次第竣工。1923年又興建槍廠。該廠於1921年正式開工，每月經費約20萬元，主要製造各種山陸炮彈。1925年添造自來得手槍及手擲炸彈、飛機炸彈、15釐米攻城炮彈；1926年仿造手提機關槍；1927年添造八二迫擊炮炮彈、木柄炸彈等。

湖南兵工廠

前身為湖南陸軍機械廠，為一小型廠，職工數百人，主要修造各種機關槍、手槍及軍用器具等。

除兵工廠外，原來清政府經營的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船塢，這時雖隸屬北洋政府海軍部管轄，其生產則逐漸以民用為主，下面將專設子目論述。

2、民用工業

北洋政府時期官辦的民用工業，也主要是接收清政府的企業，本身無何樹建。原洋務派創辦的上海織布局、湖北官佈局等，此時已早歸商辦。甲午戰爭後，在民族資本“設廠自救”的高潮中，各地方當局又以官辦和官商合辦形成開設了一批製造工業和公用事業，多屬中小型，總數不下60餘家。官商合辦成為這時一種風氣，惟其中有的只是“官為提倡”，實際並無投資；有些如上海閘北水電公司、上海龍章造紙廠、天津北洋菸草公司、北京丹鳳火柴公司、江西瓷業公司等，官股比重甚小，實屬商辦，我們也不作官僚資本看待。又有些樟腦廠、肥皂廠、碾米廠、印刷廠等，雖屬官辦，而規模甚小，談不上什麼官僚資本。民國建國後，僅少數地方當局略有工業活動，而記載不全。以後軍閥混戰，中央和地方都靠借債度日，更少工業建設，加以資料缺乏，無由統計。總之，經過甲午戰爭後的“招商”和商辦的運動，官辦的近代工業已相形見絀。到北洋政府時期，民族資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官辦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製造業和公用事業列入表5—17。福州船政局、江南造船所以及清代創辦到民國時已不存在的企業無不包括在內。

表5—17所列29家企業都規模不大，總計設立資本3，200萬元。除公用事業外，大多經營不良，風雨飄搖，常在官辦、商辦之間轉移，而最後多半是歸於商辦，或者停閉。

漢口湛家磯造紙廠，為清末度支部所辦，原擬供印刷銀票等用，資本200萬兩，購置英美機器，計劃日出紙30噸，具有一定規模。未竣工而武昌起義，損失停頓。1913年，北洋政府財政部撥款續辦，1915年始投產，經營管理腐敗，負責人營私舞弊，經常開工不足。廣東鹽涉水滕鄉造紙廠，原為商人錘星溪、周榮曜所辦，名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後鍾、周因案被沒收股份，1905年粵督岑春煊撥入官款，改名增源，官商合辦，至1909年，略有盈利；民國以後，又陷於停頓，改由商人承辦。武昌白沙洲造紙廠，系張之洞創辦，購用比利時機器，後因裝置不全，加以管理不善，虧折停頓。辛亥革命後，改由商人承辦，公家收取租金。不久，商人也虧折，於1914停歇，1915年併入漢口湛家磯造紙廠。

廣東士敏土廠，系粵督岑春煊於1906年創辦，屬新興水泥工業。這時，原官商合辦之唐山細綿土廠已經改為商辦啟新洋灰公司，經營頗有成績。廣東士敏土廠仍堅持官辦，並排斥華僑伍英勳等在粵設水泥廠；其資本大於啟新，而裝置窳舊，管理腐敗，投產即告虧折。進入民國以後，始見盈餘，但1917年起又因管理不善，出現虧損，勉強勉強維持，終於不支，於1921年改由商人承辦。

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氈呢廠，計需資80萬兩，實際僅得半數，主要是官資。開辦後即因週轉不濟，經常停工。辛亥革命後，以該廠出產軍用氈呢，被軍人所把持，帳目不清，出貨不良，虧折停工，1913年以後，改歸商人承辦。北京薄利皮革公司，原由清政府陸軍部倡辦。資本100萬兩，官股商股各半，擁有織機180餘臺，紗錠4，800枚。名為官商合辦，實則陸軍部把持，以譚學裴為首任總辦。由於陸軍部領貨欠賬不還，普通呢羚銷路又不好，1913年停業。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進口呢{}銳減，國產呢{}銷路轉盛，該公司亦於1926年重新開工。這時，從英國訂購的機器已全部運到，計有紡紗機12部，提花機12部，梳毛機8臺，織機46臺，縮呢機3臺，月產呢1萬多碼，後增為2萬多碼。這時該公司產品銷路甚暢，獲利不少，北洋政府陸軍部遂退還商股，改為完全官辦。1920年以後，外國毛織品大量進口，該公司產品又銷路停滯，生產萎縮，到1924年終於完全停頓。

廣東製革廠創建於1910年，資本50萬元，由於缺乏流動資金，至1912年尚未正式生產。1913年由廣東地方政府撥款，試辦醃皮，勉強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進口的醃皮藥料斷絕來源，又復停工，遂於1917年改歸商辦。陝西製革廠原為一商辦廠，民國以後收歸官辦，由陝西省都督署軍政部門和實業司管理，產品主要供軍用。軍人把持生產，予取予求，資本無定額，成為軍工附屬工廠，失去企業性質。

湖南醴陵瓷業公司，原為熊希齡於1904年建立，資本僅5萬元，完全商辦。而裝置規模較大，財力不支，到辛亥革命時已瀕臨破產；1913年由湖南省政府撥款經營，改為官商合辦，實際上已無商股。嗣因銷路不暢，經營管理不善，債務累累，終於1919年停工倒閉。

湖南第一紡織廠創辦於1913年，因經營不善，1917年招商，由華實公司承擔。適張敬堯入湘，議出售紗廠以充軍費，未成。後譚延凱主湘，定官辦私營，由華實公司投資200萬元，1920年建成，有紗機4萬錠，實開不過半數，年納稅金7萬元。1926年，該廠又收歸官辦，次年停產。直隸模範紗廠，由直隸省於1916年創辦，1918年與恆源帆布廠合併為恆源紡織有限公司，改為商辦。

廣東省城自來水公司，資本120萬兩，官商各半。廣州電燈公司，原為外商承辦，1909年贖回，撥官款50萬元，招商股100萬元。雲南耀龍電燈公司，官股45，220元，商股88，860元，惟又向大清銀行籌借股本三四十萬元，故主要是官款。該公司1912年建成石龍壩水電站，為我國最早的水電站之一，裝機容量為1，200千瓦。1910—1923年，公司共盈餘62萬元，固定資產85萬元。

財政部印刷局，清度支部創辦，民國後建成，全用美國裝置，頗具規模，原準備印鈔票，格於外商合同，乃以印郵票、證券為主。南洋印刷廠經營一般印刷業務，經營不善，勉強維持。

3、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

福州船政局於甲午戰爭後即陷於停滯，在法國人杜亞爾主持下，弊端百出，1907年，清廷決定停辦。1911年8月，依海軍部劉冠雄建議恢復該局，旋革命爆發，船政局處於動盪狀態。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海軍總長劉冠雄將該局收歸海軍部，由袁世凱委任船政學堂出身的鄭清濂為局長，從事整頓。1914年收購美商馬限山船塢為第二號船塢，原青州石塢改為一號船塢；同年造成2，000噸級江輪寧紹號。惟袁世凱毫無興辦船政之意，局長屢易人，經費原定由福建省月撥3萬元，而常欠解，至1922年已欠解30萬元。這期間，除生產水雷外，只造成淺水艇數艘，其中有1918年完工的海鴻號和1919年完工的海鵠號為排水190噸、功率3，000馬力的炮艇，餘均小艇。1921年，船政局以經費竭蹶，向美商慎昌洋行借款30萬元。1924年，為福建省政府鑄造銀角幣，略補開支（每鑄一角得利20文）。這時，各廠機器破敗，一片淒涼，而管理腐朽，貧汙浪費如故。1926年，改稱馬尾造船所，仍隸海軍部。

這期間，原福州船政局所設的船政學堂卻有所發展。1913年，原前、後兩學堂改為福州製造學校和福州海軍學校，原藝圃改為福州藝術學校（培養造船工人）。1918年又由海軍部創辦飛潛學校，學制七年，設飛機、潛艇、輪機制造三個專業，1925年畢業54名；旋以經費無著，1926年併入海軍學校。創設飛潛學校的同時，在船政局附設飛機工程處，1919年8月造成第一架雙桴雙翼水上飛機，由華僑蔡司度駕駛，不幸墜毀。以後截至1931年，共造成同式水上飛機11架，功率由100馬力逐漸增加至165馬力，最大時速由145公里增至177公里，均能安全飛行。當時飛機均木製機身，耐航時間不過3小時，最大載重不過2，000餘公斤，最多設20個座位，均作教練機使用。1924年，曾造雙翼飛船式巡邏機一駕，功率200馬力，名海鷹一號，試飛時不幸墜毀。1928年再造同式海鷹二號，次年又造海雕號，功率加至360馬力，飛行成功。計1919—1931年共造飛機15架，是年飛機工程處併入江南造船廠，在滬繼續製造偵察機和教練機，技術有所增進。此事得力於劉冠雄、陳紹寬等海軍將領之提倡，主其事者皆船政局派遣之留學生，成為我國第一批飛機設計師、技師和飛行員。惟北洋政府當局並無意發展航空事業，經費拮据，終無甚成就。

這期間，福州船政局陷於衰落。1905年從江南製造局分立出來的江江南船塢卻在商業化的經營下大有發展。

辛亥革命勝利後，滬軍都督陳其善委派當時求新機器船廠經理朱志堯為江南船塢經理，意欲改為商辦。惟1912年4月，北洋政府根據海軍總長劉冠雄的諮請，仍將其劃歸海軍部管轄，改稱江南造船所，派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陳兆鏘接管。江南造船所雖改隸海軍部，而海軍經費支絀，仍是在總稽核兼總工程師英國人毛根的主持下，招攬生意，實行商業化經營。

江南造船所在1911年以前的造船情況已見表4—22。1912—1926年間，該廠共造輪船369只，總排水量144，093噸，平均每年9，606噸，為解放前該廠造船最盛時期。其中500噸以上的大船50只，總排水量99，987噸，見表5—18。前一時期，該廠為招商局所造3，000馬力的江化輪，曾馳名一時。本時期則造有3，000馬力以上的輪船11只，2，000馬力以上者13只。除複式和三回程蒸汽機外，所造柴油機小艇增多，1917年並買進美國高倫式汽油機的專利權，在國內製造。又為開發川江淺水航線，1914年為川江公司造蜀亨號，尚系由英國設計。其後自行改進，造成輕量高轉速3，300馬力輪機，裝配於大來喜號，時速達14。5海里，可直駛險灘，毋需人工拖絞，解決了長江上游航運問題，先後訂貨達10只。這時期訂購江南廠船隻的客戶，除中國政府，中國海軍外，大量為各輪船公司、鐵路公司及外商洋行，而亞細亞火油公司、美孚洋行、日清輪船公司、太古洋行尤為大主顧。總計外籍客戶訂貨佔噸位一半以上，而以1918年美國政府訂造的4只巨型運輸艦最為重要，此為我國造船史上一件大事，並由此推動了江南造船所技術裝置的全面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嚴重缺乏船隻，歐美各國轉向日本和中國訂貨；1918年上海各廠獲得歐美訂貨合同達25只，而以江南廠所獲美國政府訂製之4只運輸艦最大。該項運輸艦每隻排水量14，750噸，載重量1萬噸，共價780萬美元，材料由美方運滬，所配3，000馬力輪機則由江南廠自造，限期材料到後6個月開始交貨。惟開工時大戰已告結束，故延至1920年和1921年5月陸續下水。該4艦製造堅固，試航速度超過設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仍在歐洲航線行駛。因造此4艦，江南廠地基面積擴大了一倍，添設4座大船臺，添建新輪機廠，設各式機器76吧，擴建船塢和碼頭、庫棧等，總投資相當於原江南船塢總資本（1905年江南船塢自江南製造局分離時作價77。3萬兩）。該廠工人也由3000餘人增至七八千人。這時，江南廠的造船能力已超過由祥生、耶松、和豐三家合併的英商耶松船廠，成為日本以外遠東最大的船廠。（戰時耶松承造英國輪船，最大為1919年下水的模範號，排水量7，200噸。）

這一時期，江南廠的修船業務也很繁忙。1912—1926年進塢處理的輪船達2，198只，平均每年146只。［4］其修理而不進塢者尚不在內。這時候，江南廠的營業收入中造船約佔60%，修船約佔30%，其他雜收佔10%。造船、修船業務興盛，使得江南廠的營業額由1911年前的每年80—90萬元增至1920年的300餘萬元；其盈餘也相應增長，平均每年70餘萬元，多時達200餘萬元；情況見表5—19。其盈餘最高年份為收到美國訂造4只運輸艦之款，原合同系按美元計價，分七次支付。這期間美元匯率逐步下降，1918年5月至1922年6月下降了30%，江南廠亦獲得額外的銀元收入。江南造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利甚豐，但也在北洋政府時期的軍閥混戰中遭受損失。1924年，地方軍閥盧永祥、何豐林擅自接收該廠，盜賣了價值2。4萬兩的器材；1926年奉系軍閥畢庶登佔領該廠，勒索軍餉，致出現17。4萬元的虧損。

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南造船廠廠史》1983年版第103—106頁。

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南造船廠廠史》1983年版，第111頁。

注：餘額元以上四捨五入。

這一時期，江南造船所一直是由英人毛根掌握大權。毛根熟悉造船技術，也善於招攬客戶。但為人跋扈，大權獨攬；尤其是信任外籍技術人員，多時達16名，中國技術人員受到抑制。在管理上沿用外商在華船廠的包工制，包工老闆專橫殘暴，剝削嚴重。所需原材料一味依靠進口，在美國專設採購處，估計平均每年購料達60萬元左右。而這時期的造船、修船，亦以外國客戶為主。這也是由於中國航運業不發達所致。江南廠原擁有專利造招商局的輪船，但這時期僅為招商局造船7只，為華商大達輪船公司4只，而為日商日清輪船公司造船15只，為太古洋洋造船43只，為亞西亞火油公司造船49只。江南的裝置主要是為外商服務的，如其苦心開發的長江上游淺水輪技術所造的蜀亨號、大來喜號等，都是美國川江公司和美國大來輪船公司的訂貨。尤其是1926年美國向江南廠訂造淺水炮艦6只，完全是供美軍在長江使用的，其中2只150英尺炮艦則專為美軍侵入長江上游所用，這樣，就使得江南造船所的經營更趨於買辦化，直接為帝國主義侵略服務了。

註釋：

［1］ 1925年2月5日《時事新報》，摘自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1961年版第83頁。

［2］ 1917年8月13日天津《大公報》，摘自陳真，前引書第259頁。

［3］ 陳真，前引書第234-236頁。

［4］ 江南廠無修船記錄，此係據管理船塢的老技工黃容個人儲存的逐年進塢修船名錄，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江南造船廠廠史》1983年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