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變革有三種
作者張祥前交流微信18714815159
上週六阿富汗首都喀布林的爆炸中，造成了80多名女中學生死亡。
先是一輛裝滿炸藥的卡車，在女學生放學走出校門時爆炸，當女孩子們驚慌失措地逃到旁邊街道時，又發生兩起爆炸，更多孩子倒在了血泊中。
兇手是新聞中經常出現了塔利班，受害者是阿富汗哈扎拉族女孩子。很多女孩子不足16歲，正是豆蔻年華，她們的慘死，讓人感到震驚的同時，又感到不解：要多麼愚昧、殘忍的人，才能夠乾的出這種事情？塔利班這些人，他們這種恐怖、殘忍的思想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很多人，總是認為社會一定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人類社會總是越來越進步、越來越文明。
而實際上，人類社會不總是向文明方向發展，有時候是在倒退，向更加野蠻、愚昧的方向倒退。野蠻、愚昧的人仇恨現代文明。
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是反反覆覆的。比如，70年代的伊朗，社會步入現代文明，在阿拉伯國家算是最發達、開放的國家，可是，後來經過一系列的變革，現在，走向極端保守、愚昧的老路。
日本的思想家福澤渝吉說，人類社會的變革有三種，一種是器物經濟的改變，一種是制度的改變，一種是人心的改變。
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領導的洋務運動，雖然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是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近代第一批工業企業，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程序。
相應的制度改革是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是，那個時候，中國沒有什麼啟蒙思想家的出現，缺乏人心的改變，所以，那個時候，中國的變革是不徹底的。
有時候，人類某一個社會，經過許多人的努力，變成了先進的制度，可是，後來，不知不覺的又倒退到原來落後的制度中。這個原因就是雖然制度改變了，但是，人心沒有改變，大部分人在心目中仍然相信、懷念以前那種落後制度。這個也表明，三種變革不能相互代替。
器物經濟的改變大家看得見、摸得著，比如高樓大廈、各種現代化的設施，這個其實是最容易實現的。
而制度的變革很難，往往是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但是，人心的改變其實更難。
人心的改變，需要文化上的變革，需要啟蒙思想家，需要幾代人共同的努力，才可以變成現實。
人心的改變，向哪個方向的改變才是正確的。
一個是塑造國民人格的獨立性，另一個是滿足於人性，才是正確的方向。
福澤渝吉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澤諭吉認為，把人從傳統落後思想、落後文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著兩點：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一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的人心。”
“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的人心”，這兩點構成現代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
二是人慾的解放，人的慾望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慾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種人欲就是人為了滿足於自己的願望而不斷追求的精神，是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力的衝動。
人心和人慾都獲得解放，謂之“一身獨立”，“一身獨立”是“一國獨立”的必要前提。
福澤渝吉認為大學教育應讓人有獨立精神。在公私關係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我們現在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是傳統的落後文化造成的，這種傳統落後文化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但是，我們缺少批判傳統落後文化聲音，我們更缺少像福澤渝吉啟蒙思想家。
我們的現代文化名人，有著許多嚴重的問題，嚴復晚年轉向佛道，吸鴉片，劉師培從無政府主義變成保皇派，康有為一心想復辟大清，周作人由早期的啟蒙主義思想家變成晚年自閉於苦雨齋的知堂老人，魯迅則陷入了文人之間的相互攻訐。
我們現在仍然缺乏啟蒙民間智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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