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思筆記279：讀《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隨筆

讀《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隨筆

一、讀之前

本書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出版。王汎森著，王汎森先生是中研院研究員，曾任史語所所長，師從余英時先生，對近代史研究頗深。原著是作者於1992年於普林斯頓大學用英文寫成，1993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由王曉冰譯，2001年翻譯完成。

二、讀之時

本書正文分為五章，導論為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第一章為傅斯年的早年，講述了1919年出國之前作為五四學生領袖的傅斯年的思想狀況，他已經選定了胡適的改良思想，反對舊的傳統，知道了中國不當成為怎樣的社會，然而卻不知道中國應當成為怎樣的社會；第二章為新歷史學派的形塑，講述了他在歐洲的學習和史語所的創辦，以科學的價值觀指導史語所的研究活動，從疑古轉變成透過科學的研究和發掘來重建古事；第三章為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夷夏東西說》是其中的代表；第四章為反內省的道德哲學；第五章為五四精神的負擔，在面臨外強入侵、民族危難之際，民族主義無疑是拯救國家的一面旗幟，而五四精神打破傳統的精神卻與之背道而馳，因而反對過去、重新認識國故就顯得十分重要；第六章為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介紹了晚年思想的轉變及其在北大、臺大對中國教育做出的貢獻；結餘部分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傅斯年的一生可以說與“五四青年”這個標籤密不可分，從一個激進主義者到一定程度上回歸傳統。書的最後是作者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一些文章。

最後附錄中的兩篇文章討論了傅斯年和胡適的關係，兩人的關係經歷了從相互肯定照拂的師徒再到互相失望再到互相肯定的過程，其中胡適初到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從東周開始而未被趕下臺也有也是有傅斯年這個學生領袖的推崇之功。在留學期間，胡適更讚賞傅斯年的舍友同學顧頡剛，因為其疑古已經做出來很大的成就，而傅斯年遊學歐洲七年竟未獲得一個學位，然而當傅斯年回國之後兩人卻相談甚歡，胡適對傅斯年的諸多有見地的看法進行了肯定，此後兩人互相影響，在安陽殷墟之後則是信古多於疑古，宗人觀兩人的關係，不僅有胡適這個老師對傅斯年這個學生的影響（主要發生在早期），更多的是互相的影響，在疑古還是信古的問題上後期胡適就更加讚賞傅斯年的觀點，同時傅斯年也在抗戰和胡適使美的時候對其多有諍諫。兩人都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者，但是傅斯年的社會主義色彩相當重，而胡適則更接近純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

三、讀之後

本書雖然並不是一本傅斯年先生的傳記（作者語），但是卻很好地概述了傅斯年的一生及其思想，其內涵可謂一良好之傳記。傅斯年一代知識分子經歷了國家衰頹的艱難困苦，為了探索救國的出路而放棄他們熟悉的知識並去狂熱追求西方的學問。他們深諳於傳統文化，但是卻極力反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而強調要去開拓、去學習西方，其本質並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而是對與傳統文化相關的觀念的否定，因為他們代表了腐朽的落後的舊勢力，而中國要發展強大必須喚醒強大的、先進的新能量。

1、論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

我們現在談到一個人的學術成果時經常說他的文章具有“現實關懷”，意在表明這種經世致用的學問是有現實意義的，並不是沒有價值（實際上很多人文學科經常會受到這樣的質疑）。這種評價固然很好，但是卻凸顯了另一個問題，實際上，有很多學問與研究沒有明顯的世俗上所說的現實價值或者說短期內並沒有立竿見影的現實意義。那麼這種研究就沒有價值嗎？顯然不是。如果一門學問研究之前一定要提前說出他的現實意義或曰經濟建設意義，那麼大部分的學問尤其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恐怕會受到很大的壓制，學術之自由大概就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允許學術能夠不直接服務於現實，看起來不具有“現實關懷”。正如科學研究一樣，有一部分是搞理論的，有一部分是搞應用的，顯然理論指導了應用，儘管應用關係現實，但是我們並不能說理論無用，也不能輕易否定那些還沒有應用的理論研究，因為正是那些大部分人看不到具有“現實關懷”的事物催生了具有現實意義的事物，並且當人們對“現實”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的時候，或許對那些無用之學也會有不一樣的看法。總結一句就是：現在沒用的未必以後沒用，你看不到有用未必就是真的沒用。

治學與治世分開，這也是嚴復、章太炎、王國維等國學大師所提倡的。近代以來貧病交加的中國內憂外患，需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工業體系，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求，沒有能力實現學術社會，當代中國已經具備了這樣的基本條件，允許沒有“現實關懷”的研究進行正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倘若萬事問現實意義則無學術矣。允許學術自由發展的一個評論方式就是，一個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不當由社會來評判，而應當由學術界來評判。

傅斯年先生一生注重資料，提倡“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以科學的方法重建古史。傅斯年及其領導的學術機構（如史語所）在構建現代中國學術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本書之意義

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國內外對傅斯年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人物的研究頗少，在中國學術界也是剛剛起步，在大陸也處於基本被遺忘的狀態。故本書對傅斯年先生思想的研究較早也較為系統，對其思想轉變的分析結合了時代背景，展現出一個五四青年在三十年裡的思想變化以及同時代學人在面臨國家危機時期的艱難探索。

3、本書的思考

《五四精神的負擔》部分，開拓進取、批評傳統的五四一代人不得不在民族危難之際重新拿起傳統來呼應和鼓動日漸上升的民族主義。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晚年也開始承認絕對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全盤西化也行不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回溯往昔的文化。

在民族危難的時刻仍舊堅持讀書與研究這樣看似毫無用處的事情，令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很多知識分子感覺罪惡，然而他們發現除了做研究，他們不能做任何更有益的事情，也只有繼續研究才是對國家的貢獻。

解放戰爭之後的臺灣總令人想到南明，不過縱使在一開始還儲存著迴歸的志向，但是經歷長久動盪之後終究失去了“反攻大陸”的志向和能力。而臺灣的知識分子或許也以南明正統為念，不過隨著老一輩的凋零，兩岸形勢的消長，正統究竟在哪裡顯然已經不辯自明瞭。

近代中國經歷了了從文明中心淪落為地球上最屈辱的國家這一轉變，這一衰落引起了令人潰痛的民族主義情緒，諸多仁人志士透過自己的方式來挽救民族危難，因此，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一個民族主義者，在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之間遊蕩，在右翼狂熱主義和左翼極端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在全盤西化和繼承傳統之間反覆周旋，這或許是那個時代很多想要拯救民族於危難之人共同探索的精力，他們的轉變不能稱之為“反覆橫跳”，只是不同時期對救國的理解不同。傅斯年一生的經歷和轉變正是其體現。

4、學術與政治

學術往往需要政治的支援，尤其是現代的群體行為，否則純粹的整體的學術很難長久維持，因此傅斯年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理想和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最終並沒能實現。傅斯年被同期時代的人稱為“學霸”，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中，學術界很難獲得相應的經費支援和社會資源，而作為一個組織者傅斯年不得不構建各種私人關係網以確保他所發起的史語所研究機構所需要的經費，尤其是當史語所開展到各個地方需要地方支援的時候。這就引出了一個需要長久探討的問題：學術是否該服務與政治，或者說是否當與當前社會的需求緊密相關？倘若服務於政治是否會失去其本身的意義，或許一切的答案都不能一概而論，然而其中的平衡終究是一個難題。

後記：讀書最怕拖延，讀此書又是拖延數日，其中有工作繁忙、雜事纏身之緣故，然而更多時候則是自身的懶惰，還是應當勤奮一點，其自勉乎。

2021年5月1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