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北來說”靠譜嗎？

作者：由奇豬豬發表于娛樂時間：2016-02-08

石頭布2016-02-08 15:01:26

“北來說”乍一聽，可能超出了許多人腦洞的寬度，所以靠譜不靠譜似乎成了一個問題。

自從90年代末蘇秉琦直言“中原夏商周都是外來戶”之後，中原中心論的古老城牆就裂開了縫隙。最近許宏對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問題所持的開放態度也說明這一趨勢轉變的跡象。

除卻中原中心論之外，無外乎“西來”、“南來”、“北來”這三家了。作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假說，“北來說”肯定比曾經甚囂塵上的西來說和“曲高和寡”的南來說都要靠譜多了。從史學界的傅斯年、金景芳，到考古界的李濟和蘇秉琦這些大家巨擘都是北來說的粉絲。

其實至少古華夏的一部分來自於遙遠北方，史學界很早就有認識。從夏亡桀子北奔、商亡箕子北奔、紂子武庚叛亂失敗後再次北奔來看，夏商周三代“葬必北首”的深刻含義我們現在還理解得遠遠不夠。

對北來說最大的疑惑來自於“苦寒”印象和孕育文明的矛盾。消除這個疑惑需要稍微瞭解古氣候的變遷。距今9000-5000年前的氣候比現在炎熱得多，黃河流域當時非常潮溼燠熱，還是鱷魚和大象的天堂。反而是長城以北地區冷暖適中、乾溼宜人，更有利於人類群體的發展壯大。所以蘇秉琦所謂“先行一步”的現象發生在北方是完全可能的。那時的農業線也遠邁長城以北。7000年前新樂遺址的發現表明北方黍作農業的發生並不晚於中原。而到了距今5000－4000年時，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逐步荒漠化，農業線大幅南移，人群遷徙引發了東亞大陸的劇烈動盪。這一劇變在中原龍山時代的考古學現象中還清晰可見。

近年來原海兵博士對殷墟中小墓遺骨的鑑定揭開了商代之前就已發生的這一人群大遷徙的冰山一角。中國考古學之父－上世紀30年代殷墟發掘的主持者李濟，根據他的所見所思，早就指出上古史研究不能以長城自限視野，長城以北的深遠地帶都是“我們的列祖列宗生息坐臥的地方”（案：李濟是湖北鍾祥人）。

中國大陸史前考古界的一代宗師蘇秉琦教授在1997年去世之前完成了他最後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當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遼西紅山文化是原生文明，中原夏商周都是外來戶”時，個人譭譽顯然已經不是他所考慮的了，身後的歷史地位才是。而他的證據鏈，與1979年去世的李濟是相互獨立的。

到了2012年，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負責人許宏教授在其暢銷書《最早的中國》裡把二里頭古城形容為“史前最大的移民城市”，並以“連續中的斷裂”來形容二里頭文化與周圍龍山文化的關係。對於最早的中國的來源，他表現了最大程度的開放態度（雖然批駁了郭靜雲的南來說，見許宏-《有一種“創新”不可取》）。

誠然，石頭布像99。9%的中國人一樣，無論生長於哪個省份，歷史文化方面的認同都是指向長城以南的。這一格局和心結，是自始皇修長城的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現實造成的。但華夏民族的全部歷史，卻不是這兩千年可以涵蓋的。

我們需要知道，黃河下游平原這塊舊大陸上最大的一塊肥沃平坦、冷暖適中的土地，並不是“天然”就屬於中國人的。歷史無數次證明，最好的地盤不屬於世居者，它只屬於最強者，與先來後到無關。史前時代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我們祖先們遷移的腳步，無論是地理距離，還是他們的敵人。“中國人的祖先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黃河流域”，這種溫情脈脈的歷史迷思不僅是上古史研究的陷阱，也是《狼圖騰》這類文化自卑和自虐觀念橫行的內因。

（最後，毛遂自薦一下自己寫的專欄：

http：//

zhuanlan。zhihu。com/dsli

，並祝大家猴年新春快樂！）

螺旋真理2016-08-17 07:04:57

1。要定義什麼是“華夏北來”。由於我對分子人類學不太瞭解，不探討舊石器時代及以前人類是如何遷徙來到中國境內的，只討論新時期時代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華夏北來”。

2。新石器時代，陶器是人類生活中使用量最大的人造器物，陶器的差異可以反映當時人類文化的差異。考古學家總結了中國各個遺址出土的陶器，從把當時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氛圍三個系統：東北方向以筒形平底罐為主，中原及黃河流域以彩陶和尖底瓶為主，東南方向以鼎為主。

3。新石器時代中期，東北方向以筒形平底罐為主的人類，出現過一次南進，一度南下到太行山東麓，抵達今河北和河南北部地區，形成了文化面貌上兼備中原和東北色彩的磁山文化。但這也是筒形平底罐系統的歷史南限。磁山文化衰落之後，筒形平底罐系統回到了燕山-西遼河一代，開始向更為東北方向的今天意義上的東北擴張，燕山-西遼河成為東北和中原兩個文化系統的邊界，同是也是筒形平底罐系統文化最繁榮的區域。

4。從3可知，東北方向的筒形平底罐系統文化未能深入中原腹地，雖然這次“擴張”和持續性的文化交流一直在影響中原地區的文化，但是中原地區的整體文化面貌並未被顛覆。如果我們以中原為“華夏”的話，“華夏整體北來”說是站不住腳的。

5。但是，文明的發展需要交流，中國邁入文明是各個區系文化相融合的結果。不可否認，“華夏”作為一種文化，在成型中，有諸多元素甚至關鍵技術是外來的，尤其是吸取了西方而來的青銅冶煉術、馬車製造術等，但是這種文化交流的渠道是透過河套由西方通道進入中原，還是透過北方草原從北方通道進入中原，考古學領域有爭議。曾與研究該領域的研究人員交流過，傳統上重視西方通道，但是近來的考古發現則說明北方草原通道也絕不可小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北方是不同區系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說是非常有道理的。

linyi8122018-05-24 21:27:00

有可能。主要原因還是目前很多研究並不充分，不能把複雜的人群遷徙/替代的圖景描述清楚，所以很多問題具有多解性，除了常見看法，各種非主流的假說絕對存在某種解釋空間。

以我所見的國內史前考古的情況來說，有一些可改進的餘地，比如

1。縱向上搞舊石器的和搞新石器的畛域分明，合作不夠，所以很多舊新過渡階段的問題缺少頭緒。單純從文化框架的角度說，裴李崗以後的比較清楚，但從末次盛冰期到距今7000年之間的這一段，材料發現太少，研究強度不足，顯而易見的文化變化，是由於人群遷徙還是單純的技術/思想傳播所致，遠沒有近東和歐洲那麼清晰。

搞更新世古人類的和全新世體質人類學的可能也有類似情況，而且更加不可理解（與遺傳學將今論古的視角相比反差太過鮮明），比如吳新智先生的“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假說其實只針對更新世的化石人類，至於這之後比如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或者全新世早期中國是否發生過重大的人群替換從來不置一詞。由於研究現生人群體質特徵、新石器時代以來考古遺址出土人骨、舊石器遺址和古人類化石地點出土人化石這三者的不是同一撥人，缺乏一種貫通視角或者說追求“起源”的那種衝動，有意無意地導致了本來完整的人類演化史的認識斷層。如果吃瓜群眾問，現在北方漢族的體質特徵具體在歷史上是什麼時候形成或者定型的，我想知乎可能沒幾個人能說清楚。

2。橫向上各學科之間雖有合作，但缺乏實質性的交叉。比如考古學、古人類學/人體骨骼考古學、語言學、分子人類學基本是各說各話，鮮見能綜合不同領域證據的研究。而且和國外相比，我們也缺乏一些理論視角，比如進化生物學、文化生態學、群體遺傳學等等，也限制了深度的學科整合。分子人類學起步晚，將來肯定會更好的

3。考古學自身有侷限性。雖自詡要透物見人，然而說實話這並不容易。大多數研究還是依靠陶器組合和“考古學文化”這樣的中介來認識人群，那麼這個認識相對於歷史真實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尤其是現在材料不怎麼多的地方，應該有隨時根據新發現而調整的準備。這些年來史前考古很明顯的進步體現在環境、資源、技術、生業、聚落等諸多方面的認識，這是全面復原史前社會所必需的。但是從相對傳統的視角來看，文化和人群之間的關係、文化變化的原因仍然是考古學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區域漸進、區系型別乃至多元一體等理論在新發現和新方法的影響下能否站得住腳，關鍵仍然是對不同人群間傳承、分化、融合、替代等關係的把握，而這方面我覺得相對於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目前並沒有什麼堪稱突破性的進展，或者說並沒有超出裴文中、吳汝康、蘇秉琦這些學者所構建的框架——這個史前史框架即使不是萬世一系、至少也是更加強調連續性而不太認同文化/人群斷裂的。那些看起來“另類”的研究，比如易華的夷夏先後說、郭靜雲的江漢中心說，網路上形形色色的夏或華夏外來說，也許還包括石頭布的華夏北來說，多多少少觸及了這個方面的軟肋。

話說回來，考古學也沒有到人人可欺的地步。比如各種異說言必提及“中原中心論”，其實只是流行於20世紀50-70年代。如果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批判中原中心論叫有創意，如同蘇秉琦（《關於考古學的區系型別問題》）和張光直（《中國考古學》第四版）所做的那樣；現在還批中原中心論就是在樹稻草人，只能騙騙不懂學術史的外行而已。別忘了現在是21世紀，設定好對話的物件很重要，不必設想別人都被束縛在某種陳舊的框框裡唯獨自己超然。

具體到石頭布的北來說，首先他沒寫完，其次我看到現在還沒搞清楚他說的華夏具體指什麼（一群有共同或相近血緣關係的人？一群有共同或相近文化認同的人？同一政治體下的不同人群？對應於哪種考古遺存？），也不清楚具體homeland在哪兒、人群南下的波次、形式和年代是什麼。這是從我個人角度而言最大的疑惑。至於“苦寒印象和孕育文明的矛盾”這些都是細枝末節，就算“蒙古人種特徵是對寒冷的適應”這種論證不成立，北來的餘地還是很大——中原以北並不都那麼冷啊。

如果說新石器至夏商時期有一些（或者很多）中原以北的文化因素或者基因滲入中原，這在考古學上也不算什麼天方夜譚，在考古學界不會有人自我設限這種事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關鍵還是看證據、論證和邏輯。同樣中原顯然也接受了來自東、南、西各個方向的文化因素。如果一定要分出本地和外來各自的權重，那問題還是回到瞭如何定義“華夏”、如何“透物見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