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和雅各賓主義

激流按

：法國大革命爆發整整230週年了。在法國大革命中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變遷和派系爭端中，雅各賓派無疑是最耀眼、最獨特的歷史存在。葛蘭西說“雅各賓派規定自己應是法國的資產階級，卻把資產階級引導到了遠遠超出其自發地願意接受的一種地位，這還是遠遠超出了歷史的出發點所應允許的一種地位，由此出現了反衝和拿破崙一世這個角色”。有人認為雅各賓派的獨創之處，與其說在於他們的理論，毋寧說在於他們的實踐，雅各賓派是“一個廣泛的、強有力的組織”，“它憂心忡忡地監視著當局、監視著官吏、教士和貴族。雅各賓派並不是大革命本身，但它是大革命的眼睛：是用以監視的眼睛，用以控訴的聲音，用以打擊的手臂。”那麼，什麼是雅各賓派？什麼是雅各賓主義呢？它是如何開展活動的？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索布林的一篇舊文為我們詮釋了這段令人著迷的歷史。

從1792年到熱月9日，雅各賓派是山嶽派中的激進派；雅各賓主義是它最一致、最有力的表現。雅各賓派，雅各賓主義，這些詞彙在當前的政治用語中仍能見到，而且通常都帶有某種貶義的色彩，事實上，對於這些詞彙的這種濫用，既表明了政治家們缺乏歷史知識，也說明了他們對事件的不瞭解或不理解。

在革命黨人的政治動員中，各個俱樂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同通常為俱樂部提供骨幹的區民自衛軍組織同樣有效力。這類組織名目繁多，從巴黎的一些大俱樂部到各種兄弟會，再到各區的民眾社團，從首都和各郡城鎮的俱樂部到共和二年巴黎各區國民自衛軍協會，再到督政府時代的那些憲政俱樂部，其中最著名的是設在聖奧諾雷街雅各賓修道院的憲法之友社。

從1792年起，雅各賓派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問題了。1792年6月3日—11日的《巴黎革命》寫道：“在這個綽號背後，有著某種既滑稽又不祥的東西。它帶有亂黨的味道……但是，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憲法之友們也許已經無法拋棄雅各賓派這個名字了：在這個名字下，他們已經如此著名，即便羅伯斯庇爾人反對這個名字也已無濟於事（指1792年2月26日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他們的唯一辦法是，努力以公民的責任心，審慎、善行和智慧使這個名字受人尊敬。”

對於雅各賓俱樂部的作用和活動，沒有人比卡米耶·德木蘭1791年2月14日起在《法國和布拉邦的革命》中說得更恰當了。“在傳播愛國主義——傳播博愛方面這一行將征服全世界的新的宗教，即雅各賓俱樂部或雅各賓教會，似乎已被推上了像羅馬教會在基督教傳播中所佔有的同樣的首席主教職務的地位。各地革命者組織的俱部樂、集會或教會，從一開始就要求和它通訊聯絡，寫信給它表示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雅各賓社是國家真正的研究委員會，在安分守己的公民眼裡，它沒有國民議會那麼危險，因為在它那裡，揭發、評議都是公開進行的；對壞人來說，它卻要可怕得多，因為，它同各地相關的社團通訊聯絡，對83個郡的每個角落都瞭如指掌。它不僅是使貴族恐懼的激烈的審判官，它還是矯正一切惡習，幫助一切公民的偉大的檢察官。確實，俱樂部在國民議會旁邊似乎行使了檢察署的職責。四面八方的受壓迫者的苦難首先向俱樂部申訴，然後才送交尊嚴的議會。代表們不斷地湧入雅各賓俱樂部的大廳，或是向雅各賓派表示祝賀，或是對他們表示贊同，或是提醒他們保持警惕，再或是為了糾正錯誤。”

繼德木蘭之後，米什萊也曾指出，雅各賓派的獨創之處，與其說在於他們的理論，毋寧說在於他們的實踐，雅各賓派是“一個廣泛的、強有力的組織”，“它憂心忡忡地監視著當局、監視著官吏、教士和貴族。雅各賓派並不是大革命本身，但它是大革命的眼睛：是用以監視的眼睛，用以控訴的聲音，用以打擊的手臂。”

但是，確切地說，究竟什麼是雅各賓派？什麼是雅各賓主義呢？

這就需要透過儲存在國家檔案館和各郡檔案館中的文獻資料，對俱樂部和民眾社團的會議討論記錄，對雅各賓派給革命議會、給議會各委員會、給各郡、各縣政府和各市政府所發出的檔案和請願書，以及對熱月政府時期鎮壓雅各賓派的案卷，作廣泛的調查研究。這樣，人們就不僅能夠弄清楚參加巴黎總社的俱樂部的數量和社會成分，而且能夠弄清楚雅各賓派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的基本特徵（這些在當時也是經常變化的），並且還可以嘗試著對雅各賓主義作出一種界說。

一、歷史上的雅各賓主義

首先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在法國大革命史中，究竟什麼時候才真正出現了雅各賓主義？

歷史地看，如果沒有其他細節，就不能談雅各賓主義：俱樂部在其存在的四年中曾是演變的，而且隨著一個個事件的發生，它表現得越來越激進化。加斯東·馬丹在他1945年寫的《雅各賓派》一書中斷言：“儘管他們的態度有表面上的變化”，但存在著“不變的共同特徵”。這不僅在氣質上如此，在理論上亦然如此。米什萊不同意這種看法，當他懷著反雅各賓派的成見，敏銳地指出，1792年底已是第三代人進入了雅各賓社時，他是很有理由的。從名義上看，他們都是雅各賓派；但是在這一名義下，一般來說，已經是另外一些人了……曾經有過早期的、貴族的雅各賓主義，杜波爾、巴納失和拉默等人的雅各賓主義。也有過共和派記者、奧爾良派、布里索、拉克洛等……混雜在一起的雅各賓主義，在那裡，羅伯斯庇爾佔有了優勢。最後由於第二代雅各賓派轉入了邊陲要塞、行政部門或參加了特派團，他們到1792年就似乎銷聲匿跡了；1793年的雅各賓主義便隨之開始，這就是庫通、聖茹斯特、迪馬等人的雅各賓主義，它使羅伯斯庇爾精疲力竭並和他一起衰落。

因此，有1793年的雅各賓主義，它吸收了盧梭主義，它集中其仇恨於傳統和反革命，也集中其仇恨於（被稱為埃貝爾主義的）無套褲漢主義和與此有聯絡的思潮。蒲魯東對那個“日內瓦江湖騙子”（指盧梭——譯者）和被確定為“空論主義的一個變種”的雅各賓主義都很厭惡。特里東極力要為埃貝爾派恢復名譽，並寫了《控訴歷史的誣衊》（1864年）一書。“羅伯斯庇爾或托克馬達（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總審判官，以殘酷著稱——譯者）的狂熱信徒們，貴婦人小客廳裡的或幕後活動的雅各賓分子們，誹謗的能手，缺乏勇氣的儒夫們，下到公社裡去吧，攻擊93年吧”。泰納在《近代法國的起源》（1876年）一書中，在廣泛分析了《社會契約論》以後，也寫道，在這一點上，實踐緊跟著理論；而人民主權這一信條，如果由群眾來體現，就會產生不折不扣的無政府狀態（這是指無套褲漢主義和人民政權），而一旦由那些領袖人物來體現，它就會產生十足的專制政治獨裁”（這是指雅各賓主義和救國委員會的專政）。

當重新談到米什萊的歷史分期的嘗試時，似乎有必要明確指出這些不同階段的界線以及歷史內容。從1789到1793年6月2日吉倫特派垮臺，這是一種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誕生和確立的第一個階段。從1789年6月起，革命派的議員們養成了集合起來討論現實問題的習慣。三級會議中的布列塔尼的議員俱樂部就是這樣形成的。十月事件後，俱樂部從凡爾賽遷到巴黎聖奧諾雷街的雅各賓修道院，取名為憲法文友社。從此，它不僅向議員，也向富裕的資產階級敞開大門，在最初時期，會費確實是相當高的：24個鋰，分四次付款。無疑，明確地指出它的起源是必要的，尤其要指出18世紀的思想會社和雅各賓社之間的關聯，指出他們在考慮問題和進行煽動的方式方面的前後聯絡。同樣必要的是，弄清楚雅各賓社的社會屬性，用以指明它和舊制度時期種種社會交往方式的異同點。正是在第一階段中，各個俱樂部以及從屬於巴黎總社的那些社團，才會在看法和行動上達成並加強了一致性。

1791年夏，在國王出逃瓦倫和馬爾斯校場槍殺案發生以後，斐揚派分裂了出去，雅各賓派一度被削弱；但是，在羅伯斯庇爾推動下，雅各賓派重整了組織，並加速了民主化的發展程序。當時，在拉斐德和三人聯盟（巴納夫，杜波爾和拉默）領導下的斐揚派，用高額的會費排斥了中產階級，又把既擁護國王又贊成按納稅額決定選舉資格的溫和派大資產階級和歸順的貴族重新集中了起來。

1792年8月10日以後，雅各賓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清洗，與此同時，出現了第二代的民眾社團。雅各賓派用聯合和通訊聯絡這兩種辦法協調了所有俱樂部的行動，把國家裹在一張大網裡。中央俱樂部透過決議，發出請願書，印刷小冊子和佈告；所屬社團立即響應號召。這樣，“輿論一致”就逐漸確立起來——這是革命政府集中行動的基本因素。

從1793年6月到熱月政變完成，即從吉倫特派垮臺到羅伯斯庇爾派的垮臺，經了一個政治上的集權統治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儘管我們不能模式化地看待問題，不能把雅各賓派及其所屬社團的活動跟國民政府各委員會的活動混為一談，也不能跟特派員和革命政權的地方機構的活動混為一談，但這畢竟是雅各賓派充分行使其權力的時期；至少到1794年春，到巴黎各區國民自衛軍協會被解散前是這樣的。那時，形勢緊張，而正從那時起，“公共輿論的唯一中心”同政府推動力的唯一中心已經完全（太完全了）相通了。如果深入研究雅各賓派的組織（其成員的社會來源，共同的感受性，思想意識……），無疑會使我們更好地知道和更好地瞭解作為共和二年雅各賓主義的特徵的這種輿論專政，是怎樣構成和怎樣被運用的。

熱月以後，反動派氣焰囂張，共和二年霧月21日（1794年11月12日）晚上，弗雷隆帶了一幫人來到奧諾雷街俱樂部：“到洞穴裡去把野獸抓住”。人們終於動起手來，軍隊重整了秩序。政府委員會決定封閉這個俱樂部，次日（1794年11月13日），國民公會確認了這一決定。

［雅各賓派的］長時期的殘存和改頭換面，從此開始。

在熱月以後的短短五年中，雅各賓派和雅各賓主義殘餘力量的活動有：共和三年（1795年）為重新確立雅各賓的思想體系和實踐活動作了最後的嘗試；部分地參加了“平等派密謀”；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政變（1797年9月4日）後仍然活動；最後，共和七年（1799年）夏季的活動。

雅各賓主義在長時期中的改頭換面；［後來的］一些政治集團設想或接受了［雅各賓主義的］簡單的、變化了的形象，這種形象對於這些政治集團的判斷和行為，起過、也始終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從此以後，在政治鬥爭中，雅各賓成為一種經常的參照物，雅各賓主義會被裝點上共和主義的一切美德，或者相反，它會倍遭輕蔑和侮辱。留存在於公眾記憶裡的雅各賓主義，已經變成法國人政治見解中的一種因素，它有時僅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一個簡化了的詞幹，有時被視為熱誠謀求國家統一的一個同義詞，或者又被認為具有某種政治行動的觀念的特徵—訴諸公共輿論和人民群眾的干預。

因此，必須從共和二年——1793年夏到1794年夏，即從雅各賓派充分行使它的輿論專政和政治集權的全盛時期來理解雅各賓主義，力圖把它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實踐來確定其特點。雅各賓主義在共和二年曇花一現，它只延續了一年，那是為了戰勝反革命和反法同盟而必須在政治上實行聯合的時期。在這短短的時期裡，歷史將加速步伐，雅各賓主義在幾個月內從奪取政權演變為起穩定作用的、遵從成規的學說，然後又變為官僚主義的僵化的理論。

二、雅各賓的組織

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雅各賓的組織究竟是怎樣的。事實上雅各賓主義隨大革命的步調而演變，並在1793—1794年定型。它也以自己的作風和組織形成其特徵，它集中和指導群眾的革命力量，使之提高了效能。透過聯合和通訊聯絡，巴黎的總社推動遍佈全國的所屬社團這張大網，把最自覺的革命者集合在一起。

羅伯斯庇爾在1791年9月29日的講演中，指明聯合是一個合法的社團同另一個合法的社團之間的一種關係，透過這種關係，它們對於涉及共同利益的問題，在它們之間進行商討。”通訊聯絡是聯合的必然結果。這種雙重的做法，旨在把國家裹在一張大網裡。共和二年，貝爾維爾民眾協會的一份通報提出：“怎樣組成這樣一個親密而必不可少的聯盟呢？”“兄弟們、朋友們，這就需要我們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大家一起保持警惕，一起工作……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全國所有的公民都要集合在革命社團裡，在這些社團之間要相互聯絡，還要有一箇中央社團或總社，從那裡不斷髮出有啟發性和生命力的、將會啟導、激勵和振奮革命精神的指示。”由聯合和通訊聯絡結合在一起的這張社團之網，構成了一個政治派別的骨架。

［社團之間的］聯合和通訊聯絡的權利，曾經引起過激烈爭論。制憲議會在1791年9月29日對此進行了討論；但是如果制憲議會曾禁止過用集體名義的請願書的話，它可不敢指責聯合的權利。1792年春，當那張屬於雅各賓派的社團組成的網成為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時，這場爭論重新尖銳了起來。在一本匿名小冊子中，一位憲法之友宣稱：“一切俱樂部皆應孤立存在，各自獨立，彼此不應有任何聯絡”。1793年，巴黎的一些社團在雅各賓派保護下，進行聯合和交往，構成了人民群眾向那些溫和的區進攻的決定性力量之一。於是，吉倫特派的一個演說家甚至鼓吹：“切斷民眾社團之間聯絡的線路”。對此，1793年6月28日，兵工廠區的一個代表團在國民公會里反駁說：“至於我們，我們要告訴他，讓這些有益的線路繼續存在下去吧。正是它們將把邊遠地區的各個部分同中心地區聯結起來，只有它們將能確保未來體制的牢固性。”

早先建立的那些已經從屬於雅各賓派的民眾社團和1793年春建立的社團，在6月2日以後，要求或重新要求同雅各賓社聯合。1793年秋，巴黎的那些區國民自衛軍協會的建立，給聯合和通訊聯絡的方式帶來了某種混亂。原有的社團既然在相互間建立了聯絡，並且是從屬於雅各賓派的，它們的推動力當然要來自總社。那些新的社團（或協會）吸收了更多的人民群眾，而且都是區國民自衛軍，它們之間相互聯絡，但一般都並不要求從屬於雅各賓社；它們試圖搞一種自治運動。由此，從1793年秋起，引起了政界和雅各賓派的日益增長的仇視，不久，它們就遭到了普遍的攻擊，在共和二年春被解除了職權。從這時起，同總社的聯合和通訊聯絡，不過是政府集權的一種手段而已。

熱月9日以後，革命政府被摧毀了，反動派卻面臨了［社團］聯合的危險。從共和二年果月24日（1794年10月16日）起，馬亞納的迪朗就提醒國民公會，注意由於民眾社團同雅各賓派聯合所構成的對“自由的危險”。共和三年風月26日（1794年10月16日）的一項法令，禁止社團同俱樂部進行“任何聯合、參加、結盟和通訊聯絡”的活動。此後，俱樂部的壽命就屈指可數了。

從那時起，從屬於雅各賓派的社團之網的問題就提出來了，這些社團在共和二年大革命的關鍵性時刻起到了象一個政黨那樣的支柱性作用。由於缺乏各郡和各地區〔關於這些社團活動情況〕的紮實的專題論著，因此很難對這個社團之網作出估價。首先必須把起源於資產階級的憲法之友的一些社團，同成員很不相同的本來意義上的民眾社團明確區分開來。在很多重要城市中，只有一個社團，它的成分是因時而異的：比如阿維尼翁、馬賽、蒙彼利埃等地的情況就是這樣。但在另一些城市裡，如埃克斯昂普羅旺斯、尼姆、瓦朗斯，原來建立起來的一些憲法之友社，其入會條件，尤其是會費，對於境況較差的公民來說要遠為容易接受。在尼姆以及在埃克斯城，都有兩個尖銳對立的俱樂部；1793年夏，當有人企圖搞聯邦制的時候，波爾多也發生過同樣的情況。

L·德·卡特納爾經過細緻的研究，估計雅各賓俱樂部有3097個。可是，M·肖邦對［法國］東南部六個郡的情況作了歸納，在承認其他許多地區俱樂部的數量肯定要少於這些郡的基礎上，他提出，全法國俱樂部的總數約為6—7千個，“甚至更多一些。”事實上，卡特納爾的估計顯然是不足的。

就巴黎（市區）而言，卡特納爾認為總共有23個社團，其實，在共和二年，48個區中每個區都有一個民眾社團或國民自衛軍協會，有時有兩個；且不說那些早就建立的民眾社團了，這些社團不能同雅各賓派，甚至也不能同哥德利埃派相比，它們卻都有過較大的影響：比如從1790年2月起，由小學校長當薩爾組織的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參加的可敬的革命派友愛會；再如八月十日革命派協會；至於由克萊爾·拉孔布建立的不久即逝的革命共和女公民協會，更不必說了。

在多姆山郡，卡特納爾提供的數字是34個社團；但是M·索阿南在當時組成該郡的440個市鎮中列舉了62個社團，佔市鎮數的14%，它們大多數建立在區的首府所在地；這些社團中有29個是在1793年庫通返回奧佛涅山區後建立的，或是在山嶽派國民公會議員沙多諾夫·蘭敦出差期間建立的。

在他研究的東南六郡（加爾郡、德龍郡、沃克呂茲郡、羅納河口郡、瓦爾郡、下阿爾卑斯郡）中，M·肖邦查明，共和二年，在1466個市鎮中，2/3的市鎮都有它們的民眾社團，俱樂部的總數是不太會少於1千個的。沃克呂茲郡當時有154個市鎮，民眾社團有139個，佔90%，只有一些居民稀少的市鎮沒有俱樂部；這些社團中至少有83個是在1792年12日31日前建立的。加爾郡（382個鄉鎮）在同一時期有132個社團（佔36%），其中至少有47個建於1792年12月31日以前。在那裡，富庶的平原縣份，俱樂部要比塞文山區和加里格山區多得多：例如，博凱爾縣的27個市鎮中有21個社團，尼姆縣的30個市鎮中也有21個社團，但阿萊斯縣的62個市鎮中只有11個社團，烏日斯縣的104個市鎮中只有19個社團。德龍郡的355個市鎮中有258個社團（佔73%）。同我們提到的加爾郡的情況相反，在德龍郡，山區社團要比平原地區多：蒙特利馬爾縣的59個市鎮中有28個社團，羅芒縣的55個市鎮中有24個社團；但是克萊特縣的44個市鎮，每一個都有一個社團，迪縣的73個市鎮中有63個社團，尼翁縣的78個市鎮中有62個社團。下阿爾卑斯郡有260個市鎮，1793年11月26日，在迪涅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117個社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瓦爾郡六個縣的1151個市鎮中有104個社團（該郡有三個縣的數字未統計）。在羅納河口郡，俱樂部的數目在比例上說大致與沃克呂茲郡相似：馬塞縣有9個市鎮，就有9個俱樂部。

鄰近的一些郡，如阿爾代什郡、洛澤爾郡、上阿爾卑斯郡，似乎沒有這麼多社團。地形，交通狀況，人口分佈狀況，市政組織年代的長短，［居民之間］社交的傳統等，都是造成民眾社團在全國分佈的密度不同的原因；東南地區的分佈密度好象最高。

我們似乎還應該瞭解它們的活動情況。郡和縣的政府所在地的俱樂部起了相當重要、往往是非常主要的作用：例如德龍郡，在試圖搞聯邦制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鄉村社團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這些地方登記入會的成員中，能夠相當正確地說和寫的人無疑是不太多的。正如勒維岡的政府官員在共和二年熱月18日（1794年8月5日）所寫的：“除了那些很艱找出一個能把問題付諸表決的會長的地方以外，縣裡每個市鎮都有民眾社團”。在那些集會上，人們可能僅僅滿足於宣讀和解說一下法令和報紙。然而，聯邦主義之所以在東南地區遭到決定性的失敗，部分原因就在於民眾社團的數量眾多而且團結一致。

最後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俱樂部的社會成分。要想了解雅各賓主義的全貌，必須對各郡的社團進行系統的研究。此外，還要考慮地方特點和年代學。社團對當地的問題有反應；它們對來自其他地方，來自巴黎或其他社團的鼓動也有反應。俱樂部的社會成分完全依據革命本身的步調而變化。在這裡，人們不能掩蓋困難，這種困難來自檔案性質的本身，也來自某些詞彙的不確切性——它們不能準確表明某些職業所屬的社會地位：比如，法律工作者，這究竟是指卑微的鄉村公證人，還是指卓有成就的律師呢？如果說，業主、佃農、臨時工這一類的詞有著明確的含義的話，那麼，莊稼人、耕作者、務農者這類詞的意思卻是十分模糊的。

阿朗松的朋友聯合協會，在其存在不到二年的時間裡（1791—1792），擁有160名成員。協會的社會成分反映了那個時期的基本特徵：在可以確定其職業的60名左右成員中，12人是法律工作者，4人是教師，1人是大印刷廠廠主，1人是運輸公司經理，13人是憲政派教士。在布林博納-勒-班（上馬恩郡），1790年9月成立“自由和公共秩序之友社”的11名創辦人中，有8人是該城的顯要人物或顯要人物之子。1790年底，在這個社的47名成員中有9人是法律工作者，6人是醫生、外科大夫或藥劑師，1人是國民自衛軍的佈道牧師，只有1人是手工業者，農民一個也沒有（而在1789年，法國620個納稅人中，就有385個農民）。但是，到了1793年，在蒂埃縣的一個區的區政府所在地馬林格的一個社裡，118名成員中，有16名揉革工人和11名油揉工人，8名糧食商人和5名耕作者，4名水運工人，4名公證人和2名憲政派教士。共和二年霜月，在納夫夏特爾——昂——布萊依的社團有350名會員，知道職業的有150名：60名手工業者和18名製造商，35名軍人和22名官吏，7名法律工作者，3名教士，2名農業工人，還有一些莊稼人。

根據克拉納·布蘭東的研究成果，從總的情況看，俱樂部的社會成分大致是這樣：在1789—1792年間登記的成員中，62%的雅各賓派屬於中產階級，其中手工業者佔28%，這一比例到1793—1794年間上升到了57%，這是一個顯得不容忽視的變化。再說，在民主階段，店主在雅各賓派中佔17%，自由職業者佔14%，自耕農佔10%。這位作者的細緻的研究，無可辨駁地證明：絕大多數雅各賓派成員都是從事各種行業的業主。從34個城市的納稅人名冊中，可以看出，雅各賓派成員繳納的稅收，從比例上說，要比其餘的居民多。在阿耳比，根據“工業二十分之一稅”納稅人名冊，雅合賓派的手工業者平均每人繳納稅金2。50鋰，而其他人只繳納1。40鋰；雅各賓派的商人繳納12。10鋰，其他商人5。80鋰。從這位歷史學家研究的這些城市的總的情況來看，雅各賓派成員是手工業界和商業界的頭面人物。五分之一的雅各賓派成員是國有財產的買主。在13個城市中，雅各賓派成員為購買這些財物花了1000萬鋰，而其他公民只花了460萬鋰，也就是說，被拍賣的逃亡貴族和教會的財產，單單雅各賓派的人就搶購了3/5強。雖說雅各賓派的人以前的生活一般來說也比較寬裕，但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利用革命形勢而發了財。他們相信大革命會贏得勝利，可也害怕財產的舊主人捲土重來——對於這些人，雅各賓派的人是利用指券來剝奪了他們的財產的。

那麼，從社會階級關係來說，雅各賓派究竟是些什麼人呢？從出身、文化教養和擁有的財富來看，他們屬於中產階級。他們是不同於貴族，也不同於“人民”的自覺的資產者（他們的所有言論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尊重財產所有權，喜歡古典經濟學中的個人主義，喜歡手工業者和農場主的自由，喜歡貿易自由：他們支援在國內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而對外則要保護貿易。雅各賓派嗎？從社會關係來說，這是一個保守的集團（就1789年的資產階級意義而言），但是，這個集團在政治上十分清醒，為了打好仗，為了維護大革命的成果，他們必須和人民群眾結成聯盟。

三、雅各賓主義的政治實踐

從意識形態上說，雅各賓主義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哲學的繼續，它以資產階級理性主義為基礎。自由，公民平等，國家主權，這一切應當保證人和公民的新生，應當在財產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堅實基礎上確保人的充分幸福，人們只有在考慮公共福利時，才能對財產和經濟自由主義加以限制。既是個人主義，又是功利主義，社會組織的目的是保障個人的幸福。但個人只有透過其自身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從1791年夏國王出逃後，尤其是在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政後，一連串的事件使得冷酷的現實和這種理想形成了對照。從那時起，革命鬥爭的需要給個人權利加上了罕見的限制：拯救國家成了最高法律。因此，必須嚴格根據事件和政治需要來說明雅各賓派理論和實踐的特點，而不能憑它的抽象哲學的源流或迴響來對雅各賓主義下定義。

從政治上看，雅各賓主義的特點是由聯合的戰略和統一的策略顯示出來的：為了徹底催毀特權，為了粉碎內外反革命勢力，不惜任何代價，甚至不惜作出讓步和妥協來實現和維護第三等級的革命團結，1793年7月17日法令是為了和農民群眾結成聯盟而付出的代價，這一法令最終地、沒有任何補償地廢除了封建制。葛蘭西把“歷史上的雅各賓主義”說成是城鄉的聯盟。據我們的理解，這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如果廣大從事耕作的農民群眾不同時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那麼，全國人民的任何共同意志都是無法形成的。”（《關於馬基雅維利政治學和近代君主的筆記》）1793年9月29日法令是為了和城市人民群眾結成聯盟而付出的代價，這一法令確定了普遍最高限價和統制經濟，而他們本來是經濟自由的堅定的擁護者。“領導權的行為必然應以重視被領導的那些集團的利益和傾向為前提，因此，它應建立某種妥協的平衡，也就是說，領導集團要在團體經濟範圍內作出一些犧牲，當然。同樣無可置疑的是，這些犧牲和妥協，都不能觸及根本性的東西。”

聯合的戰略：因此就在於組織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的聯絡網，以便孤立主要的敵人——貴族、反革命。從1789年到共和二年，這種做法始終未變，即使在恐怖高潮時期也未變。在政治方面，這個聯合的戰略就體現在羅伯斯庇爾對因反對1793年6月2日事件而被捕的73名溫和派議員的態度上面，他始終拒絕審判他們，救國委員會拒絕從軍隊中開除以前是貴族、但現在忠於共和國的軍官，這種態度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共和二年霜月1日（1793年11月21日）起，羅伯斯庇爾制止了拋棄基督教信仰的運動，隨後，又對搗亂集團進行了清洗：“你們是野蠻的畜生，你們在分裂共和國的居民”（見聖茹斯特：《關於警察總局的報告》，共和二年芽月26日，即1794年4月15日），這些也證明了這種聯合的戰略。搗亂集團的控訴願實際上反映了原來第三等級內部社會對立的發展，而聖茹斯特則揭發了他們，認為它們取消了革命陣線，勾搭內外敵人，打擊第三等級的團結。早在共和二年風月23日（1794年3月13日），他就在《關於外國搗亂集團的報告》中宣稱：“因此，整個的派別都是有罪的，因為它遊離於人民和民眾社團之外。整個搗亂集團都是有罪的，因為它試圖分裂公民。”

正是出於這種關心，可以瞭解雅各賓派在每一級從民眾社團到總社團，再到領導人——掌握政治主動權的能力，在明確口號和實際的決定周圍保持革命陣線的團結一致。聯合政治的主動權：羅伯斯比爾為了團結群眾，在1792年9月底提出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政治鬥爭。他在第一封《致委託人的信》中寫道：“王被消滅，貴族和教士已經逃跑，現在，平等的統治開權已始了。”布里索在《關於巴黎雅各賓社問題致法國全體共和派》的號召中揭露那些專事搗亂的人“企圖把一切都拉平：財產，富裕，食品價格，為社會所做的種種服務，他們一切都想拉平”。這種政治的主動權還表現在：加速透過1793年6月24日憲法。使信奉聯邦主義的鄉村不再議論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的非法性。聯合政治的主動權又體現在特派員身上，富歇在內韋爾和聖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努力滿足人民的需要和迎擊敵人，也體現在基層活動分子身上，那裡的群眾有需要就予以滿足，有敵人就予以回擊。雅各賓主義也就是體現這種聯合的主動權的實際能力。

統一的策略：雅各賓派的政治實踐只不過是聯合戰略在一系列事件中的運用。長期以來，人們就對這一政治實踐進行了分析和非難——其中不乏黨同伐異之見。透過聯合和通訊聯絡把民眾社團束縛在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的網狀組織之中。總社確定原則，指明路線，提出簡潔有效的口號，使路線具體化來調整那些受制約的委員會的做法，使一切支援革命行動的人都能在這種基礎上匯合和動作起來。另一方面，實行定期的清洗，包括人的清洗，政治分裂的種子的清洗和維持領導核心的一致。對於候選人的審查——清洗的另一種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必然結果——核心組織的建立，減輕了由選舉造成的風險，在對競爭作了清洗性選舉的限制以後，才給公民們選擇的自由。當這種限制發展到極點時，選舉乾脆就被上級的自行遴選和任命所取代了。公民被納入所參加的組織的那張網裡，而這張組織之網是受被稱為“公眾輿論的唯一中心”的總社的驅使的。按照共和二年貝爾維爾民眾社團一份通報的說法，正是從總社發出了“那些有啟發性和生命力的，將會啟導、激勵和振奮愛國精神的指示。”

最後分析起來，雅各賓派的政治實踐顯示出了一種堪為模範的策略的現實主義：準確地估計某一時期中的力最對比，決不讓冒險的措施去危及總路線，根據最高目的——不妥協的勝利，把全國一切力量集中到所要求的那個方向。

這種政治實踐和革命策略顯示出了巨大的效力：它們在1793年確保了政權的獲得，確保了革命政府的建立和鞏固，最後又拯救了革命和共和國。困難並不完全來自過激的行動，形形色色的花招和故意製造的訴訟案件，也並不來自在共和二年芽月的那些巨大案件中結成的反對派的大雜燴，而主要來自原來第三等級中不同社會階層的最終利益的衝突。如果說，為了對付貴族和反革命，人們可以一度抑制這種衝突的話，那麼，一旦勝利在望，即使以極端高壓為代價，人們還能維持革命陣線的團結一致嗎？事實上，資產階級（雅各賓派）領導的，得到群眾支援的革命政府的垮臺，已經記載在歷史的辯證發展的程序之中：勝利有了保證，矛盾就爆發了。

革命政府的社會基礎是由多種成份組成的，它並不同屬一個階級，因此缺乏階級覺悟，到1794年春就崩潰了。這時，雅各賓派已經再也不能把必要的支柱給予政府。同樣，雅各賓派也並不屬於一個階級，更不是一個具有嚴格紀律的階級的政黨，否則，它倒可以成為政治行動的有效工具了，共和二年的體制是建立在社會關係與民主的唯靈論觀念上面的，它給這一體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作為盧梭的弟子，羅伯斯庇爾厭惡孔狄亞克的感覺論，而對某些哲學家的唯物主義更是深惡痛絕。例如對愛爾維修就是如此，他甚至讓雅各賓派搗碎了愛爾維修的半身像。羅伯斯庇爾相信上帝和靈魂的存在，相信來世的生活：他在1792年3月20日向雅各賓派所作的宣告，可以使人對此毫不懷疑。羅伯斯庇爾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作的報告，確定了對於最高主宰的禮拜，他這樣做，既出於個人信仰，又出於政治考慮——給人民以一種既能維護其習慣，又能增強其道德的宗教。但是，在共和二年春的形勢下，羅伯斯庇爾這樣做，也為了把不同類別的派別——山嶽派，雅各賓派，無套褲漢重新團結在同一種宗教裡，這些派別都曾經支援過革命政府，但階級的對立使它們現在相互對抗。羅伯斯庇爾不懂得分析社會，經濟條件，他認為思想和道德的號召力是萬能的。他失算，對於最高主宰的禮拜重新引起了衝突。

這時，勝利已經指日可待：1794年6月26日，共和國的軍隊在弗勒呂斯打了勝仗。可是，一個月以後，共和二年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革命政府就將垮臺，厲史上的雅各賓主義也隨之告終。然而，他們是獲得過勝利的。

長期以來，雅各賓主義的深刻意義和歷史作用一直受到重視。它在大革命中使封建主義經由“這條真正革命的道路”——如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說的那樣—過渡到資本主義，這條道路把同特權、專利權以及商業和高利貸資本處於尖銳對立地位的社會階層——農民或手工業者這些中小直接生產者，推到有利地位，工業企業家不久就從這條道路擺脫了束縛。但是，與此同時，與人民群眾結盟的需要使雅各賓派超越了他們的時代所規定的界限。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談到雅各賓派是“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幻想。”當葛蘭西指出，雅各賓派是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空想的創造者，他的話顯得是真實的。“他們相信自由、平等、博愛這種用語的絕對真實性，更為重要的是在雅各賓派鼓舞下發動起來，並在他們指引下投入鬥爭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這樣相信的。”共和二年社會民主的嘗試就是起因於此。關於這一點，葛蘭西在他的《監獄筆記》中寫道：“雅各賓派規定自己應是法國的資產階級，卻把資產階級引導到了遠遠超出其自發地願意接受的一種地位，這還是遠遠超出了歷史的出發點所應允許的一種地位，由此出現了反衝和拿破崙一世這個角色”。E。拉布魯斯談到了“共和二年預言者的預感”。也許這就是雅各賓派的使命繼續存在下來的理由，一些人的憎恨，另一些人狂熱崇拜，雅各賓派透過鬥爭，起到了一個領導黨的作用，在共和二年，他們實施了一種滿足人民具體要求的政策。列寧說：“真正的雅各賓黨人即1793年的雅各賓黨人在歷史上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是有人民擁護的雅各賓黨人，是有革命的大多數人民擁護的，有當時革命的先進階級擁護的雅各賓黨人”。（《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