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命運可否選擇
統計學上，如果一件事情發生的機率小，就說它是“不可能事件”。
如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短暫的百十年，在浩茫的宇宙中，亙古的時光長河裡，自己的生命恰好出現在這百十年裡的機率是極小的，也可以說是“不可能事件”。
如果生命有無數次，就像一朵浪花，在足夠久遠的時間裡，會漂流過一切地方，會成為雲彩飛過每一片天空，化作雨滴灑向每一片大地。這樣，有今天的生命，就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因為任何時候，自己都在，只是歷經的生命狀態和形式不同。
明天的此刻，自己在哪裡，做什麼，很多人是不難想到的。明年的此刻，自己在哪裡，做什麼，就沒那麼容易想到了。十年後在哪裡，更難想到了。那三十年後、一百年後呢？
一百年後，大概我們都死了。也有人寄希望於醫學的發達、壽命的延長，覺得不太確定。即便死了，葬在哪裡，現在身上的每一個細胞與原子，都跑到哪裡去了，仍然是無法料想的。
但如果問，一分鐘之後自己在哪裡，做什麼，幾乎所有人都能說出來。
總之，越久遠的未來，越不確定。
這也從另一方面意味著：越久遠的事情，越是可以選擇的；越近在眼前的局面，越是難以左右的。
短期看，命運是難以選擇的；長期看，是容易選擇的，而且必定是選擇的結果。一個人很難選擇一分鐘後的命運，一天後的命運；但十年後的命運，選擇的程度就大了不少；三十年後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選擇的結果。
如果把時間放遠到盡未來際，可以說，一切都是選擇的結果，生命狀態幾乎完全是由選擇決定的。
不過，這裡倒有個關鍵的分歧：生命是僅止於一番生死，還是有無數番生死。
如果認定生命只有一次，來人世只有一回，是很難不悲觀的。因為終其一生，可以改變的太有限。出生時的家庭、體格、智力，父母的教育與關愛，童年的成長環境，對許多人來講，幾乎定下了一生的基調，想突破太難。就像一隻雞，生在養雞場裡，剛孵化出來，命運就大體定格了。因此佛家認為，畜生道的有情是幾乎不造業的——它們能選擇的餘地太小了；人趣有情，如果有嚴重的生理問題，也類似：既無法修行，也犯不了五逆罪，因為生命施加給他的限制太多了。
假如放在無限的生命長河裡看，就不一樣了。就像一朵浪花在沒有蒸騰成雲之前，我們大體知道它將順著河道向前奔跑，途經哪些地方。而一旦蒸騰成雲，再化作雨時落向哪裡，就難以逆料了。生與死，就像浪花的化雨化雲。
一生一世裡，能選擇的極其有限；生生世世裡，可選擇的廣闊無垠。在久遠劫的時限裡，有情是什麼樣子，有怎樣的生命狀態，幾乎完全是自己選擇的結果。這樣，就沒有什麼怨恨與遺憾，悲觀也蕩然無存了。
類似的見解，不僅佛家有，儒家也有，只是儒家不太說，因為難以說清。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一生所應做的，無非是下學上達，這完全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事，那麼，對於天，對於人，又有什麼可怨尤的呢。
“我”，不是由周圍人定義的，也不是由時代定義的，甚至不是由歷史定義的。那些看似定義了“我”的內容，其實不是定義，而是約束，就像杯子約束了水的形狀，但杯子並不能定義水的形狀；在種種杯子中，水呈現出不同的形狀，由此可以瞭解水的特性。
一個人在不同情形下、不同困境中，遇見不同的人與事，作出不同的選擇，呈現不同的面貌，把種種不同的約束剝離掉，才呈現出一個人之所以是他自己的地方。
佛家講，沒有自性。就是說，實際上，是找不到一個人之所以是他自己的地方的。如果時間足夠長，視野足夠廣，確實會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改變的。不過，我們往往看不了那麼長的時間。而且，知道太宏觀的事情，也未必能對眼下的問題給出具體的指導和幫助。倒是在一定期限內、一定約束下的情形，更容易理解。
我們所瞭解的“自己”，恰恰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在一定期限裡不得不承受的約束，在一定範圍內無法改變的特點。
很多人愛講“活出自己”。所謂“活出自己”，活出的恰恰不是自己——活出的是對自己的約束：環境的約束、時代的約束、背景的約束、身份的約束、智識的約束…… 種種約束形成牢籠，把牢籠中呈現的形態，誤認作自己。其實，活出的不是自己，而是牢籠，是標本；是時代的標本，鄉土的標本，文化的標本。標本也有標本的價值，如果時間足夠長，標本就會成為化石。化石之所以有它的價值，不是因為它代表當時存在的那個個體，而是因為它代表那個時期，代表那個時期的絕大多數，個體的意義在化石中，是最次要的，是干擾訊息。
而衝破牢籠、不受約束的，則不是標本與化石，而是永恆鮮活的生命。但所謂“衝破牢籠”，像譚嗣同說的“沖決網羅”，也未必是以與牢籠對抗的形式顯現——那恰恰是屬於標本、化石的部分，它展現的是牢籠的形狀，時空的約束。不受這種約束的，就像虛空不受山河大地的約束，只是隨物賦形。雖是隨物賦形，卻有不可變易的至理，這理就是永恆鮮活的生命。
短期裡，一個人所承受的一切，所做出的行為，與其說是選擇的結果，毋寧說是“無法選擇的結果”——是環境的規則和個人的性格互動形成這些，而環境規則、個人性格，在短期，都是外生的。在長期，不僅性格是內生的，環境與規則也是內生的。
短期的利害與長期的吉凶，往往不一致，甚至彼此衝突。短期的趨利避害，在儒家叫“小人喻於利”；長期的下學上達，叫“君子喻於義”。
短期，規則起的作用大；長期，規則也會變化，而規則之所以變化，是因為規律。何等行為好，何等行為壞，這是規律，但不是規則。因為是規律，我們才知道一件行為的好壞——不然，如何能說一件行為是善行呢？規律是不變的，長久的，是可知但不可見的；規則是可見的，暫時的，是浮在規律上呈現的，是變化的，複雜難知的。
規則體現的是利害，而規律體現的是吉凶。吉凶不是以一時的禍福得失為準繩，利害則是。更關心利害，還是更關心吉凶；更關心短期，還是更關心長期，是小人和君子的分野。
像“好的行為帶來好的結果”，這是規律。但在規則的濾鏡下，則看得不明顯，很多人對此有懷疑。畢竟，規則易見而難知，規律難見而易知。因為規律難見易知，君子居易以俟命；因為規則難知易見，小人行險以儌倖。
朱熹晚年，因為朝廷對道學的打壓，他成了“奸黨”。門人問他是否有邵堯夫的先知之術，朱熹說：“我所知道的是：惠迪吉，從逆兇；滿招損，謙受益。至於明天晴，後天雨，我又哪裡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