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委內瑞拉、阿根廷幾十年了還走不出危機泥潭？

文/體制老司機

二戰之後，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文明的大繁榮時期。

殘酷的戰爭讓人們意識到了和平的可貴，所以即便美蘇對抗，也引發了一些區域性的戰爭，但整體上世界維持了大的和平。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和基礎。

二戰之後，人類也迎來了一個科技大爆炸的時期，各種科學成果層出不窮，每一次科技革命，每一個新技術成果的運用，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物質文明。

人們活得越來越舒服，不管是衣食住行，還是享樂，都達到了人類社會的頂峰。

不僅僅是在物質生活上越來越舒服，人們在其他領域，也得到了更多的福利。

比如說文化領域，人們所能夠享受和獲得的文化產品，其豐富度和質量，都是史無前例的。

但最為重要的影響，卻是人們在政治領域所享受到的福利。比較典型的，就是參與政治的民主權利。

民主在二戰之後，成為了普世的價值觀，人們可以透過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還可以上街遊行示威表達自己的意願，甚至還可以在網際網路上參與政治生活，影響某些政治決策。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這70多年人類所享有的福利，都是極其豐厚的，甚至可以說是奢侈的。

但這並非什麼好事，因為人們會把盛世裡的奢侈，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便是國家和民族遇到了危機，從盛世走向衰落，民眾依然不會放棄對盛世裡福利的渴求，這往往會把國家和民族拖入更加沉重的災難中。

2009年，希臘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債務危機，國家要破產了，但執政者根本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民眾支援，對此前的高福利政策進行改革。

希臘被稱為歐洲最懶的國家，那裡的民眾，享受著高昂的社會福利，每一次政黨競選，候選者都把增加社會福利作為收買民眾選票的噱頭，讓這個國家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

2015年，阿根廷改革派馬克裡當選總統後，實行經濟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縮減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債務，爭取獲得國際金融的資金支援，以恢復經濟。

但這舉措遭受了民眾的激烈反對，即便國家經濟已經面臨極大危機，但民眾依然不願意減少以往的高福利。

2019年總統選舉中，候選人費爾南德斯提出向退休人員提供免費藥品，為普通工人提高工資等，增加社會福利，成功擊敗了改革派馬克裡。

國際金融市場普遍擔心繼續增加社會開支，必然會增加阿根廷的債務危機，阿根廷在一天之內，股市、外匯市場、債務市場閃崩，阿根廷面臨著更大的經濟危機。

其實，拉美的很多國家，在六七十年代，都是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典範，但走到今天這個局面，與他們深陷高福利的困境是分不開的。

委內瑞拉就是這樣一個被高福利慣壞了的國家，查韋斯上臺後，完全依靠石油資源，獲取大量資源，從國外大量進口生活物資，為國內民眾發放高昂的福利，導致整個國家幾乎沒有工業生產能力，也導致了國民成為了只想著吃高福利的懶人。

如果科技進步和經濟繁榮能夠持續下去，人們可以在高福利的安樂窩中過著天堂一般的生活，繼續醉生夢死。

但從歷史規律看，繁榮只是一時，危機卻是無時不在。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對危機沒有準備，不能未雨綢繆，當危機到來之時，就會崩潰。

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是很多人理想中的天堂，那裡的人富得流油，享受著世界上最奢華的生活。

但是，這些除了錢一無所有的國家，當遇到大的危機時，就會成為大國博弈的籌碼和犧牲品，如果發生戰爭，他們就真的只是炮灰。

我們的香港和新加坡等這些小地方，也是如此。

他們在和平年代裡，被和平時代的國際秩序所保護著，享受著穩定和安樂的生活。但當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任何一個大國，為了利益，都會撕開最虛偽的面孔，讓這些小國家、小地方，成為大國博弈的玩物。

100年前，中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依然失去了青島和臺灣，飽受欺凌。

但為什麼這些國家會失去危機感？會沉醉在不可持續的繁榮和奢侈中呢？過度的民主政治，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過度民主是一種奢侈病。

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們過得無比滋潤的時候，就會渴求政治權利，並且民主政治也有利於推動社會各種制度的完善，讓人們享有更充分的權利和自由，從而促進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民主的繁榮與盛世才是天生一對。

但是，在國家和民族面對危機時，需要解決固有頑疾和問題時，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之時，過度民主就是一劑致命的毒藥。

當民眾可以用選票和遊行示威去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執政黨無力影響大多數民眾的時候，政府是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因為人們不喜歡改變，尤其是不喜歡改變現有舒服日子的任何改革。

民眾，尤其是群體，他們是不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他們只需要把訴求表達出來，至於這個訴求之荒唐，以及應當如何實現這個訴求，他們根本提不出什麼有價值的建議。

當國家陷入經濟危機之時，他們要求既要促進經濟發展，又要維持原有的社會福利不變，但這根本是完成不了的任務。

過度民主還會造成一種局面，就是國內各個黨派在任何問題上，都爭執不休，相互制衡，根本無法提出根本性的改革措施。

無論是國家，還是民眾，只能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中，苟延殘喘，解決不了問題，又無法維持原有的繁榮，只能一天天衰敗下去，直到民不聊生，戰亂四起。

對於那些生在非洲和中東戰亂國家的人民來說，大部分人其實並不關心所謂的政治，他們只是希望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亂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能夠吃飽穿暖。

基於此，一個能穩定局面的強有力政府，比一個只會給他們發選票，然後許空頭支票的民主政府要好得多。

一個成熟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根據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形勢，迅速調整民主尺度的制度。

當國家進入穩定和繁榮的發展階段之時，必要的民主，能夠實現社會和經濟的自由，能進一步推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

但當國家和民族面臨危機之時，比如對外戰爭、經濟大危機、社會動亂之時，必要的強權，能夠穩定局面，集中力量做大事，力排眾議強有力地推出改革措施，才能讓國家和民族挺過一次次危機。

但很遺憾，過度民主是一種奢侈病，而由奢入儉難。當過度民主成為了人們的一種文化、一種習慣、一種價值理念的時候，要人們在短時間內否定這種文化、習慣和價值理念，是極其困難的。

所以，即便國家和民族已經陷入沉痛的危機中，很多人依然堅定對民主的信仰，憑藉自己的民主權利，

把個人的利益和價值觀，凌駕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之上

。

其實這是極其自私的行為。

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不是一句空話。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判斷戰爭和動亂一定會到來，但如果不為此做好準備，或許不需要等到戰爭和動亂的到來，就自取滅亡了。

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普世價值觀，除了安全和吃飽穿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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