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年間一樁比楊乃武和小白菜還離奇和荒謬的冤案
引自：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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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公譚纂》下卷裡有一個故事，真拍出來，怕是比楊乃武和小白菜還離奇。
正統年間，北京有個忠勇前衛的百戶，叫楊安。楊安的老婆姓岳，長得很漂亮。有一個錦衣衛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結果沒能得逞。半年以後，楊安染疾而死，懷恨在心的校尉跳出來，指控岳氏謀殺親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編造說，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楊安得病之後，這一對姦夫淫婦透過鄰居郝氏找來術士沈榮，把符紙燒成灰混入湯藥中，害死了楊安。
按《大明律》，妻妾謀殺親夫，要判斬決；而如果殺人動機是與人通姦的話，則要判處凌遲之刑，姦夫一併處斬。比如說湖南曾經有個案子，有一對兄弟袁應春、袁應節，弟弟袁應節和大嫂丘氏通姦，被袁應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應春灌醉殺死，燒屋掩蓋罪行。後來東窗事發，丘氏被判凌遲，袁應節雖然沒參與犯罪，但也以姦夫罪名砍了腦袋……
可見在大明，“夥同姦夫謀殺親夫”是至為嚴重的大案。這個錦衣衛校尉誣告這個罪名，可謂陰毒到了極點，直接要人絕戶。
順天府第一時間將岳氏、邱永、郝氏、沈榮四人收押。四個人在牢獄裡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卻偏信了校尉的證詞，動了刑，逼迫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這幾人都要判死刑，不過大明對死刑案一向很重視。順天府雖然受理此案，但無權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樞，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輪覆審。三個部門一致同意了，再請皇帝來勾決。有了刑科奉旨簽發的駕帖，才能執行死刑。
楊安這個案子，先被移交給都察院，御史覆審之後，認定死刑得當，又交給刑部，也是同樣意見。可到了大理寺這兒，卻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運氣好，這一年大理寺的主管叫薛瑄。薛瑄這個人來頭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學，號稱“開明初道學之基”，所開創的河東學派，後來甚至發展到可以與陽明學並稱”有明兩文脈“。除了學問，薛瑄做官也頗有手段，以光明俊偉著稱。他曾隻身前往湖廣銀場，硬是把當地弊案盪滌一空。
在正統六年，薛瑄被任命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楊安案的覆審。他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仔細研究了順天府的審問卷宗，發現岳氏的供詞前後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詞細節對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這顯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號稱慎刑，職責就是要對刑部的判決進行審查，如果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權駁回刑部要求再議。於是薛瑄立刻將此案駁回，讓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發回，說覆審沒問題。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駁回。赫然形成了拉鋸戰。
刑部還沒說什麼，督察院可不高興了。這個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們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說我們兩部工作沒做好唄？為了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幾次桌子，薛瑄卻巋然不動，駁回如舊。
王文這麼動怒，是有原因的。
當時權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權宦王振。薛瑄剛就任大理寺少卿時，王振想拉攏他，給他送了賀禮，結果被謝絕。楊士奇勸薛瑄好歹登門拜謝。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職，謝私人算什麼道理？不去！” 甚至上朝的時候，別人看見王振都行跪拜禮，薛瑄拱拱手，就走過去了。
都御史王文是王振提拔上來的，從他看來，薛瑄卡這個案子就是為難自己，為難自己，顯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臉啊。再者說，這件案子的首告是錦衣衛的校尉，而錦衣衛的頭頭馬順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說這案子有問題，那就是說錦衣衛校尉不靠譜，錦衣衛校尉不靠譜，那自然是說馬順管理不利，也是掃王公公的面子。
說薛瑄有意針對王振，不至於；但說他不肯和閹黨沆瀣一氣，倒有可能。
反正他連王振都不甩，更不會怕王文。任憑對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筆，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獨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壓力，時間久了，也頗有吃力。薛瑄有一個手下的評事，叫張柷，一看這麼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出了一條妙計。
張柷說在宣德年間曾經有一個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鋸戰，誰也不肯鬆口，最後乾脆請出皇上來裁定，結束兩部爭端。薛瑄覺得不錯，立刻上奏正統帝，說這個案子有疑難決、三司意見不同，請皇上您睿斷定奪。
正統皇帝一點都不傻。你們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麼“睿斷”啊？你們這是把決策責任的大鍋甩給朕啊？於是他一腳把鍋又踢下去了：“著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實來說。”
朕可不下結論，你們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於是都察院派了一個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楊安案。潘洪應該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認真地做了調查。這位明朝柯南仔細比對犯人供詞，又左鄰右舍打聽了一圈，還把經手醫師找來細細詢問，最後得出結論：楊安半年前得了瀉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透過鄰居郝氏找來術士沈榮，在家裡做法驅逐邪魔。半年之後，楊安病死。錦衣衛校尉所說通姦、謀害之事，純屬捏造。
潘洪把報告遞交朝廷。正統帝一看，事實簡單清楚，證據確鑿，沒有可疑之處，就下旨說既然是冤枉的，都放了吧。
為這麼小一件事，還得勞動皇上下兩道旨意，下面都這麼辦事，皇上還有時間幹別的嗎？正統帝不大高興，說這案子最初是誰審的？刑部是吧？經手官員罰俸三個月。
刑部很委屈，說都察院在覆審時，是下屬的四川道負責審犯人——這個“四川道”只是機構名，不是隻負責四川的案子——我們沒查明真相，他們也沒有啊。要罰大家一起罰。都察院一聽，好，這案子首告是誰來著？錦衣衛的校尉，都是他惹出來的事，錦衣衛也得罰。
三、四個部門互相攀咬，咬出長長一串責任人來。正統帝覺得這事打擊面有點大，把話吞回去了，全數寬宥。
本來到這裡，楊安案就算是完滿大結局了，可突然平地裡又起了一陣大波瀾。
錦衣衛指揮使馬順覺得自己真是躺著中槍，明明什麼壞事還沒做，卻被牽連進這個案子，還差點被皇上罰了俸祿。
尤其這事還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馬順就更氣不過了。
就在前不久，錦衣衛爆出過一則醜聞。有個指揮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個乾兒子叫王山，在錦衣衛供職。王山想把這個指揮的小妾娶回來，可按禮法，得指揮的正妻賀氏同意才行。賀氏說老公去世不滿三年，你孝未服滿就想改嫁？不許。這個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誣告賀氏用巫術咒死了自己老公——和楊安案如出一轍。
王山是王振的乾兒子，這種事打點起來輕而易舉，直接把賀氏送進了都察院，很快就審出一個死罪。到了大理寺這覆審，薛瑄果然又給攔下來了，認為此案荒唐，予以駁回，還彈劾那些監察御史瀆職，搞得都察院和錦衣衛特別被動。
這該死的薛瑄，如今還想再玩一次？
馬順越想越氣，派人把那個校尉抓過來，一頓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誣告，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說他奏事不實。
馬順一聽，意識到這是個打擊薛瑄的好機會。他是王振的黨羽，稍一運作，就把潘洪打成了欺君罔上之罪，遠遠發配到了大同威遠衛。然後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門之外，狠狠拷打，一邊打一邊審，硬是讓他們四人第二次被迫認罪。
得了四人供詞，馬順算是拿到了實錘，大理寺這是集體枉法啊。王振一黨趁機動手。不到一日，薛瑄、張柷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祖嗣、寺副費敬、周觀等皆被拿下，整個大理寺的高階官員幾乎全軍覆沒。他們被關在都察院臺獄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負責審問。王文得意洋洋地下令鞭笞這些對頭，好好報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訊之下，饒是大理寺的官員也扛不住。最後被王文審出一個特別荒謬的結果：術士沈榮，是蘇州府常熟縣人，而顧惟敬、周觀、張柷這幾個官員也都是蘇州人，為了包庇同鄉，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聽還有這事，大怒，讓錦衣衛把他們分別關押，單獨受審。可憐這批大理寺官員才離狼穴，又入虎口。馬順對付他們，比王文更有辦法，一邊打一邊讓他們招出更多的人，株連甚廣
最無辜的一個，是大里司的司丞仰瞻。他當時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視察當地蝗災。同僚周觀被馬順打得實在挨不過了，把仰瞻也供了出來，說他也是蘇州人。可憐仰司丞本來在正忙著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回去直接下獄，莫名其妙地遭到嚴刑拷打。他熬不過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錦衣衛拿到這些供詞，交給刑部議罪。刑部戰戰兢兢，哪敢不從，很快拿出了判決：岳氏、邱氏凌遲處死；郝氏、沈榮絞罪。仰瞻充軍去大同和潘洪一樣，顧惟敬等官員連降三級。
至於薛瑄，同樣問了死罪，秋後開斬。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師，氣定神閒，在監獄裡慢慢讀著《易經》，被趕去探監的同僚稱為“鐵漢”。等到了午門會審時，他還有餘力把主審官王文罵得無言以對。
整個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動了。
馬、王二人的作為，這實在已過了官場的底線。原本觀望的官員們，紛紛設法營救。在臨近行刑之時，王振家的老僕人，做著做著飯忽然哭了，王振問他為啥，老僕人說：“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
王振有點發憷，自家僕人都這樣，外頭輿論的態度不問可知。他是第一代權宦，經驗不足，不敢犯眾怒，便約束手下，沒有繼續追殺。這邊態度消極，那邊兵部侍郎王偉等人頻頻上書鳴不平，薛瑄自己也上書自辯。
雙方一退一進。最後薛瑄的死刑，在覆審時被駁回。他本身削官為民，回了老家。
至於其他被連累的倒黴官員，就不知下場如何了。
最可憐的，是那四個無辜百姓。他們平白蒙受冤屈不說，眼看碰到幾個靠譜官員，可以脫罪回家，卻因為朝廷鬥爭，重新墮入地獄，在極度痛苦和恐懼中死去。時人記錄此案的筆記，多津津樂道於薛瑄與王振的鬥爭，卻對這四個人鮮有關注。他們說過什麼，他們想過什麼，他們被拷打時有無求饒，臨死前是什麼表情，連一句控訴或吶喊並沒有記載。彷彿這些人只是引發大案的若干棋子，彷彿這起案子，跟這些不幸的人已經無關。
土木堡之後，景泰即位。憤怒的朝臣們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門將馬順活活打死，讓他成為錦衣衛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毆打至死的指揮使。王振的乾兒子張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重新啟用，先是南京大理丞，然後轉北京少卿。
但諷刺的是，他卻不如當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緊抱景泰大腿，堅決反對把英宗接回來，很快以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創了二品大臣入閣的記錄。
薛瑄、王文兩個人，在景泰年還交過一次手。景泰四年，蘇州發生饑民搶糧事件。王文受命彈壓，一口氣抄了五百多戶，抓了兩百多人，統統以謀反罪名押解京城問斬。薛瑄又一次站出來，為這些人鳴冤。王文無奈地表示“此老倔強猶昔”，只好懲處了為首三、四人，其他人都放回了。
奪門之變發生之後，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復位，著手清洗舊臣。王文被誣謀反，和于謙一併處斬。
于謙之冤，天下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王文能得到這樣的評價，可實在是太諷刺了。
更諷刺的是，誅殺王文的聖旨，正是薛瑄親自送過去的。
不知道他們兩個面對面，會說些什麼，會不會談起許多年前，那四個無辜的冤魂。
·················（引用的故事完）··············································································································
這個故事裡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現實生活中法律是如何執行、又該是什麼模樣：
一、法治不張，每個人都可能被蒙冤而死，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案件中的那四個無辜的平民；法治，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也許是將來，也許，就是現在。
二、僅憑口供辦案，問題太多，理論上可以導致案件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甚至是，反覆出現。
三、死刑犯強制辯護制度的重要性。你可能會問，難道四個當事人的供詞還抵不過一個不相干色狼校尉的說法嗎？難道官府都不向鄰居、醫生據實調查嗎？
人們往往更傾向於相信能充分顯示自己道德優越感的事情，謠言的可怕，在於它與人類先入為主觀念的結合。試想，若本案有了辯護律師，是不是又多了一個及時、正當提出前面兩個難道問題的人呢？辯護，哪怕是為壞人辯護，正是為了最大程度的保障案件不是“另有隱情”，不是有“另外一番事實”。未審之前，真正的事實究竟是怎樣，誰又能未卜先知呢？
四、死刑複核程式的重要性。尊重每一個死刑犯，多一道把關總會少許多冤魂。
五、官員上級任命制而非民選制的弊端。現實中往往有看起來與案件無關的官員干涉案件審理，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提拔的手下錯了，就是他們錯了。自己不能錯，因此，手下也必須被正確。然而，若官員任免是完全的、真正的民選，就不會存在這樣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