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階級和歷史的問題答某位先生

看到某位先生的文章，漏洞百出，駁斥一下。

1，關於海峽東岸的問題

以下內容摘自廖啟餘《論戰中的徐復觀》

這篇論文也系統探討了新儒家和老KMT之間的關係。實際上這也是常識。很奇怪某些人竟然不知道。

2019年第五期《文史哲》王晨光論文《文教何以共謀：戰後臺灣學術形成的權力語境》

還有一些內容就不貼出來了

2020年蔣小波論文《“孔子未嘗不見魯哀公”： 新亞初期錢穆兩訪臺灣行跡探析》

某位先生好好看看，你當成“正”的史觀，是什麼貨色。呵呵。

關於文化保守主義還可以看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131。html馮淼：右翼革命及其文化政治——評《革命的本土主義——1925-1937年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與文化》_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131。html

克林頓指出右翼精英信仰和推崇儒家文化，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他們眼中儒家文化變成了唯一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歸屬。23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變成了一種排斥別種文化的力量。克林頓指出儒家文化是右翼民眾動員的重要資源。首先，其等級思想和忠孝理念，為緩和勞工問題和階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也有助於為民族工業培養馴服的勞動力。其次，它也提供了抵制共產主義運動、階級鬥爭的本土話語。最後，提倡儒家等級和效忠理念，也是對經殖民地通商口岸城市傳入的自由主義和個人消費享樂主義文化的迴應。復興等級和忠孝的儒家理念，右翼就得以推行其“等級合理化”的意識形態，得以既反擊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思想，又抵制自由資本主義滋生出的多樣文化與個人主義。右翼精英以一種既傳統又進步的姿態出現，既守護民族文化，又推進民族現代化。克林頓將這樣的文化政治稱為“革命的本土主義” （revolutionary nativism）。24右翼精英將儒家等級、忠孝文化定義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唯一核心，並以此為依據，排斥其他現代化發展路徑、壓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文化表徵。

這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某些人要不要對號入座呢？呵呵。

也別扯什麼“純粹的學術研究”了。第一，我已經貼出資料，錢穆也好，牟宗三也罷，以及嚴耕望，他們跟著KMT走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他們本來就是，呵呵。第二，你所謂的“純粹學術研究”，說的難聽點，就是“茴字的四種寫法”，說那是“工具理性”都高抬了。

2，某些人說“中國史書繁雜浩瀚如煙海”，“要先

清除掉任何構想和傾向

，從散沙一樣的歷史現象和細節中尋求材料，搭建框架，形成體系。”還有人說，“嚴老最反感代入政治傾向地去看待史料”

這些話看上去貌似有理，但是根本經不起考察。

第一，中國古代的正史和野史，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記述，

本身就是特定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產物

。

這裡的的意識形態最突出的就是正統論，

其餘的還有男權等等。中國古代史書的紀傳體形式也很容易，或者說有意識地造成古代王朝的官僚系統“一盤散沙”的假象。

這裡還不包括曲筆和迴護。

誰都知道，中國古代的正史本身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只記載了少數高階官僚，以及皇帝家族。那麼這樣一種狀況（以及皇帝和官僚對百姓的支配，宰制和超經濟剝削）被視為理所當然，本身就已經是政治。例如某些人列舉出的那些，不是統治技術手段，就是“符號暴力”和（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而且，這種狀況也使得不少古代政權中百姓生活狀況處於黑箱和黑洞狀態，然後，有些人又利用這種狀態把史料缺乏等同於不存在相應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呵呵。

那麼，在中國古代史書本身已經是意識形態，已經是政治（這裡的政治不僅僅是朝廷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整體性的社會結構）產物的情況下，嚴耕望的這種做法，恰恰是掩蓋了中國古代的意識形態。這種做法對誰最有利？不難了解。借用汪暉的一個說法，嚴耕望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為誰服務，也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某些人的這個說法“

從散沙一樣的歷史現象和細節中尋求材料，搭建框架，形成體系

”是典型的實證主義認識論。

對實證主義認識論，當年的Frankfurt School諸公已經批判得淋漓盡致，某些人如果真的感興趣，請找本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來讀。

這種認識論，無非也是遮蔽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從而一邊把現實社會結構權力關係自然化並且永恆化，一邊製造出了原子化的假象。換言之，嚴耕望所謂的”清除掉任何構想和傾向“，已經是一種維護establishment的傾向。而且如果說西方的近代實證主義維護的還是一個抽象平等人身自由，但仍然以階級剝削為其特質的社會的話，嚴耕望這路的實證主義維護的就是，呵呵。這種傾向和kmt契合，難道不是，呵呵？

第三，中國古代正史和野史的作者，具體的傾向當然有差別，但是，他們並不是碎片化和原子化的“個體”（古代即使有個別的，比如陶淵明，嵇康等也不可能進入“主流”），而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形成了特定的“習性”（主要是儒家，還有法家道家等等），並透過他們的書寫實現相應的意識形態的再生產。事實上誰都知道，在古代的世界各國裡，中國可以算是世俗意識形態最頑固，最強大的之一了。正史和野史的書寫者也就是士人所處的“場域”尤其如此，當然在文人和歷史文字這個“場域”之外，這個意識形態的地位就很可疑了。

把這種狀況硬說成 碎片化，個體化，原子化，同樣，也是遮蔽當時實際存在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余英時就有這個問題）。對這些東西的批判，早就是常識性問題了。

因此，某些人關於主觀和客觀的問題更加不值一曬，

這隻能說明某些人連什麼是“主觀”，什麼是“客觀”都搞不懂。

嚴耕望的所謂“客觀”其實恰恰是最大的“主觀”。多學一點基本的哲學認識論吧。

第三，至於其他問題

1，關於階級，階級本身就是客觀。遮蔽階級才是意識形態。當然，具體劃分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分化結合，這是可以爭論的。

至於黃巾軍的問題，這位先生就只能說“何不食肉糜”了。或者說，也是這位先生歷來的，呵呵。對封建統治者在“平時”的，呵呵視而不見，卻去，呵呵。

所以某位先生也不要扯什麼“立場”了，無論中國還是世界古代，都不是，不可能是哪怕抽象意義上的平等。無論世界哪個地區，古代社會都是以赤裸裸的等級制和人身依附關係作為其基本特質的。在這種情況下奢談當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平等”和“中立”，根本就是笑話，而且，

這種意義上的“中立”不是真的沒有立場，而是恰恰站在，呵呵，一邊。在比如曹魏，孫吳和蜀國這種性質相同的政權之間當然可以中立，但是在比方說白人南非和黑人解放運動，在比方說納粹與，呵呵之間，有“中立”的餘地？呵呵。

某些人搬出翦伯贊先生的不幸遭遇，只能證明此人的下三濫和下作。

2，

所謂“鴻都門學”的問題在這裡再次說一下。

我只要把某位先生的“鴻都門學”觀點駁倒即可，不需要立論。無論是隨意性還是政治平衡，都能夠說明，這位先生對鴻都門學的觀點只是他的個人看法，不具備任何權威性。這就足夠了。而且再次強調，我已經詢問過中文系的專業人士，這最多就是一家之言。

3，某些人迴避社會科學，無非是想把，呵呵變成天外來客，又或者黑箱黑洞。

最後補充一下我的其它文章中的內容

無論在冷戰中還是冷戰以後的拉丁美洲，還是在世界上別的國家，歷史沒有如福山認為的那樣終結，階級分化問題並沒有（當然也不可能）因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而如一些人士認為的那樣不復存在。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1973年智利政變，新自由主義開始進入政治和社會實踐為標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裡根和撒切爾執政以來，與一些人的預計恰恰相反，世界範圍內的階級分化正在不斷加劇不斷惡化

［1］

。同時，由於冷戰之後階級敘事的退潮，碎片化、原子化的發展，以及冷戰後政治特性，階級與種族的糾纏越來越強烈了，或者更準確地說，階級問題越來越多地被扭曲成種族問題。

［1］

這方面的文獻由於篇幅的關係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例如Naomi Klein的系列著作。

中東歐國家在轉軌以來有意識地貫徹了個體化、碎片化的意識形態

［1］

。在這些社會里，消費取代了生產，成為“認同”的基礎——因此低收入的勞動者也就被排斥在外，成了被孤立的“他者”。更具體地說，東歐各國的工會和工人運動普遍被削弱了

［2］

。戴維·奧斯特（David Ost）就指出，由於階級敘事的退潮，波蘭的反對現實社會分化的思潮更多地被導向了右翼

［3］

。早在2006年，匈牙利的青民盟和約比克黨（Jobbik）就是利用匈牙利社會對於現實經濟和社會危機的不滿，把這種不滿導向了右翼（更具體地說是以歐盟和全球化為針對物件），動員和組織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而上臺

［4］

並長期執政的。其餘中東歐國家，例如羅馬尼亞

［5］

、保加利亞

［6］

等也都出現了類似的狀況。前蘇聯各國中，烏克蘭在這個方面尤為突出

［7］

，俄羅斯也是一個典型

［8］

。這些國家的現實社會經濟危機、工人運動的弱化和碎片化

［9］

是這種狀況的成因，轉嫁現實社會經濟危機和高分化是這些國家右翼和美國右翼的共同目標。

［1］

Elizabeth Dunn： Privatizing Po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Paul 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3］

David Ost： “Stuck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29 No。3， pp。610-624。這一期是該刊討論中東歐階級與階級研究現狀的專刊。就波蘭而言，這個過程早在19世紀後期就開始了，見Brian Porter： 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筆者有專文介紹此書。

［4］

Michael Bernhard and Jan Kubik： Twenty Years after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Andrea Pirro：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15

［5］

David A。 Kideckel Ibid。

［6］

Pirro Ibid。 保加利亞部分。

［7］

Bernhard and Kubik Ibid。 烏克蘭部分。

［8］

俄羅斯的階級狀況見Suvi Salmeniemi ed。 Rethinking Class in Russia，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俄羅斯的右翼見Charles Clover： Black Wind， White Snow， The Rise of Russia’s New Na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Paul 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Elizabeth Dunn： Privatizing Po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