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仇大娘》裡面的神學概念

故事梗概：仇仲被邊寇擄去放馬，留下兩個幼子，長子名福，次名祿，二子與母親邵氏艱難度日。族人慾圖吞併其家產，暗將邵氏賣與大姓，事情本來都談好了，但是因同村魏名忌恨仇家，造謠中傷邵氏，大姓聽了這些謠言就不打算買進邵氏。邵氏害病，為大兒子仇福取了媳婦姜氏，家道漸興。魏名誘唆仇福和幼弟仇祿分家，邵氏不允，大怒，魏名又引誘仇福沾染賭博，揮霍家財，遂分家，仇福賭光了田產，將姜氏典給趙閻王做賭資，結果又輸了媳婦，姜氏自殺未遂，魏名奔告姜家，專等看好戲，姜家上訴，仇福懼禍出走，縣官素聞趙閻王橫暴，將趙擊斃，姜家接回姜氏。邵氏見兒子不肖，氣成重病。仇仲與前妻有個遠嫁的女兒，就是仇大娘，大娘寡居，魏名託人告訴她邵氏病危，現在可以回母家圖取家產，大娘聽了孃家的訊息就回去了，她向縣官告狀誘騙仇福的那些賭徒，追回了家財田產，又侍奉繼母，教誨弱弟，彈壓豪強，家道漸興，邵氏病體轉好。仇祿要取媳婦，魏名毀謗仇大娘要獨吞仇家財產，導致仇祿取不著媳婦，魏名騙仇祿誤闖鉅富範公子的花園，不料範看中仇祿，以女兒慧娘妻之。魏名設法詆誣仇祿，祿獲刑流放，家產抄沒，仇大娘以仇福的名義爭取保留了部分財產。仇祿在路上遇到哥哥仇福，當時已淪為乞丐，遂出銀使他回家。祿到關外軍營，與被轉賣到此為奴的父親相認，上級為仇祿翻案，祿罪獲釋，並贖出父親，最後舉家團聚。仇大娘嚴格管束仇福，福改過自新，負荊請罪，和姜氏復好。魏名又找到機會，縱火燒燬仇家屋宇，仇福卻意外挖到金窖，仇家大興。大娘辭別，舉家挽留，大娘就叫兒子們搬到仇家住。魏名十多年禍害仇家不得，反生悔心，就想與仇家交好，但這時出現了科學無法解釋的怪事：他每次帶來禮物，都給仇家招晦氣，仇家人便不敢受禮。魏名晚年貧困，常得仇家賙濟。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這篇故事結構性很強：反面人物使壞招，引起破壞，破壞被解決或者轉向好的一面，如此迴圈。並且不是線性的，而是首尾呼應：仇父被擄和迴歸，長子仇福墮落又悔改，但明倫有一句評語說得巧，“此為宇宙大觀”，毋寧說這是一個反覆講述人間秩序的失去與恢復的故事，結局是最終的永遠的恢復，連魏名這個反派最終也融入整個大框架，堪稱完美。下面我將根據故事的構架，分出幾個主題，結合一些文字細節對故事進行解讀，當然，這種解讀有意忽視了很多細節，包括一些無法和解讀相融貫的細節，或者說我僅僅有意挑選了某些特殊細節。這畢竟不是一件為了自圓其說的事情，而是對故事意義之可能性的探索。

一，秩序的破壞與恢復

故事發生在明末清初，在古代，父親就是主權，主權就是秩序的維護，一個家庭的父親丟了，意味著這個小世界失去主權，面臨失序的危險，這就是故事的起點。緊接著：家產被旁人覷覦，一家之母被人造謠，又差點被販賣，遂鬱結臥病，二子弱小，整個世界陷入危機。直到故事大團圓的結局，一條遞進式的危機和挽救、失序和恢復的主調始終貫穿著。先看危機和失序：

1。（仇仲）為寇俘去。

2。（邵氏）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床榻。

3。魏（名）乘機誘（仇福）與賭博，倉粟漸空……田產悉嘗戲債。

4。姜（家）怒，訟興。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

5。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煢煢無以自主。

6。田產盡沒入官……祿自分不返，遂寫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

7。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

（本文所有引文皆據趙伯陶評註本）

家長蒙難，慈母病危，長子不務正業，夫妻分離，門庭衰敗，如果說這些“危機”“失序”不過是故事之所以為故事的內容，無巧不成書，無事不成文，所以沒有額外的意義，那麼秩序的挽救和恢復這一基調卻很難說沒有被作者有意無意地明顯地暗示出來：

a。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

用漸裕

，仍使（仇）祿從師讀。

b。邑宰奉命敲比，於是

故產盡反

。

c。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

母大慰，病漸瘥

……居年餘，

田產日增

。

d。

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

e。不數日，

田宅悉還故主

。

f。由是

鳩工大作，樓舍群起

，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未幾，

父兄同歸，一門歡騰

。

書中自有顏如玉，萬頃良田出筆尖，也許蒲松齡是隨便寫的，但是，這種重複和遞進的起死復生的格調，特別是空間上的再生，確實能讓人感受到一種盎然的不可抗拒的恢復與更新的客觀力量。如果說家庭、家產代表世界，那麼這個世界就是處於被破壞和重新得到整頓和治療的歷史之中。而仇大娘則是於世界歷史中途出現的復興世界的力量的化身，在文中有很多文字可以參比，這裡不悉舉，只對兩個地方進行闡發。

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

這一段，“知母不知父是禽獸”化用了阮籍典故，人與禽獸之別隻是說教性地重提了一下傳統倫理學命題，不過從“異母同父”看，“異”受到了批判，“同”得到了讚揚，可以讀出在某種力量及其化身的引導下萬物最終統一併統一於父的思想，這也暗符仇大娘最後和全家住在一起的美好結局。“異”受到批判，誰要將世界從父那裡分割出去，誰就是二元論的罪魁禍首或其幫兇，就是違背真正的人性，就是該受詛咒的。

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眾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

看，但見上下官宰為民除害，不見尸位素餐或者比如《紅玉》冤案上告不得昭雪的現象，至少腐敗的方面沒有表現出來。這種特殊的背景設定，暢通無阻的快樂節奏，能夠使讀者避免俗世性的瞻前顧後，直觀到仇大娘積極告狀和官宰積極迴應的互動關係，官宰不僅是世俗的機構，更多變成了參與恢復世界秩序的協助力量的象徵，與“不在場”的仇仲和介入世界的仇大娘構成三位一體。

二，從因禍得福到化惡成善

《仇大娘》異史氏雲，“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但是如果只是談論運氣式的傳奇式的禍福相因，一個故事就未免太無聊了，就只能傳達枯燥的道理而不能打動人。《仇大娘》高出塞翁失馬式故事的本質差別是，後者的事件是抽象的，比如塞翁失馬這個事件，它自身在概念上包括了失馬這一壞事與可能得馬這一好事，不帶倫理學意義，《仇大娘》的事件則不同，它們大都起於小人魏名製造、引發惡，因此儘管參雜了一大把對世俗富貴的臆想，連主人公名字也俗氣得十分乾脆

［1］

，但是它們構成的主題與其說是因禍得福，事有湊巧，萬般不由人，卻不如說是化惡為善，體現出更有意義的方向性。“彼機詐者無謂甚矣”只是一句喜劇性的勝利式的嘲笑，魏名的機詐並非無謂，正如但明倫說，“能成大娘之名者，則全賴魏名也”，如果沒有魏名暗中破壞，仇大娘扶老濟幼的品德，她的力挽狂瀾的魄力，制服邪惡的才能，改造仇福的耐心和智慧，她的無私和高尚，皆無以彰顯。如果不是受魏名引誘而誤入歧途，仇福也就無以經歷深刻的鍛鍊和教訓，他的自私就不能徹底地暴露，也不能徹底被揚棄。

和撒但的形象十分接近，魏名是一個誘惑者，挑撥離間者，扇風引火者，總是有機會下手，以及莫名其妙的嫉妒者，搗亂者，作者寫道，他嫉妒成性，因此他禍害仇氏一家與其說是因為夙怨，不如說是出於他本身幸災樂禍，以作惡為快事，他是惡的源頭的象徵，是破壞世界秩序的勢力的化身。他又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從故事基調而言，他得逞得志是形而上學不可能的，任他如何搗亂，他的惡總是被更大的善的力量制服和吸收。因此魏名這個角色帶有如同宇宙戲劇中撒但具有的喜劇色彩，他們無惡不作，機關算盡，最後完全淹沒於善者的勝利的號角，成為善必得勝的宣告聲的陪襯物。魏名甚至和撒但妄圖賺得耶穌的靈魂一樣在仇大娘未出山時試圖啖以利害，但是惡意又出乎他的意志被匯出善：

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裡，便託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

惡總是被善制服不是現實主義而是一種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不能被視為無所謂的幻想，痴狂而無知的論證，因為它不是此世的哲學而是彼岸的哲學，它帶有不可責備的神秘性、非現實性，因為它實際上是宗教性的信仰宣告和獻歌。它不是告訴誰，善必勝惡，像教導1＋1＝2那樣，而是呼告出來。只有以這種視角才能理解《仇大娘》裡面的事件如何可能有效服務於同一個主題，而不是庸俗乏味、可有可無的杜撰。只有這樣才能獲取這一片段的合理性：魏名見仇氏鄰家房屋起火，假裝救火，乘機將火引到仇家，仇家毀敗，這次計謀又得逞，但是仇家卻因修新房挖到金窖，於是樓臺拔地，居然富貴。你可能會說，這個片段“太假了”，床上疊床，實際上，奇蹟不是無謂的或幻想的，它是得勝的呼告，而這段情節描寫可以讀作對奇蹟的直觀的辨認，在奇蹟的作用下，秩序會得到維護。它是化惡成善這一題旨的點睛之筆，並且開拓出“化惡成善”的宗教維度，使其超越世俗的倫理計量。

三，在自己家中為奴

很巧合，《仇大娘》和福音書比喻找得到許多跨文化互文性：浪子，家產，主奴—全都體現在第二角色仇福身上

［2］

。仇福是家中長子，父親蒙難，下落不明，母氏劬勞，二弟年小，他理應挑起重擔，卻在婚後聽人調唆，濫賭無度，分家析產，忘記了自己持家守業的責任，使自己與應有的身份對立起來。他鬧分家，說明他看重財產，想據為己有，忘記了家產是父親的，而父親的家產本就是他的家產，他私慾燻心，輕視父子關係，成了悖逆父親、破壞家庭統一的罪犯，這是一個丟失自我者，一個受撒但誘惑的人類形象：

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

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

。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被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

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

。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

利己主義矇蔽了仇福，讓他寧願把自己家的，也就是自己的家產當做“他人之物”肆意揮霍，這說明他在選擇與父親對立的同時，也和自己對立了起來。透過這種顛倒的異化的墮落的方式他獲得了一時的自我滿足，從此淪為只有犯罪的自由。從此，他自己的家不再是他的家，所以在出走之前他已經成為浪子，並且不可能回家。他令世界陷入與自己敵對的境地，“他人”的財產成為他墮落的本錢，他不再可能是家產的主人或管家，他被財產囚困，成為奴隸。要想重獲自由，就必須贖罪，以奴隸的身份代贖奴隸的靈魂，以被奴役的方式開啟重新和屬於父的世界和好之路。

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

這是一種在家為奴的狀態，它戲劇性地表現出了罪人懺悔的方式。80年代的甌劇《仇大姑娘》中有《買弟》一出優秀地發揮了這個主題。

四，神秘主義的餘音

要說《仇大娘》真正的點睛之筆，我當推崇它的結局。這個結局妙就妙在它可能被詬病的詭異、迷信，它再次稀釋了故事的現實程度，讓其更像從茶棚裡聽來的傳奇，只足供酒餘飯後之樂。但是仍可推究。

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卻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灶，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眾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饋牽羊。卻之不得，系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仇每週以布粟而德報之。

看，那圓滿之地、富足之鄉的向心力多麼大，甚至吸引壞人瞻仰。可是壞人老了，晚景淒涼，可憐兮兮，兩次真情獻禮，偏成禍端，好像被詛咒。可是仇家以德報怨，這是多麼寬大的愛啊。難道這樣的愛不能解除詛咒嗎？撒但能否獲救？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

［3］

［4］

2021。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