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只有300件”看中國文物鑑定界的不作為
中國鑑定界存在著兩種通病：一是世界觀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賣行的成交價評估文物價值，這種現象人盡皆知，本文不多做評述；二是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只有XX件”的理論就是這種邏輯詬病的集中體現。“汝窯瓷器只有78件”、“宋代鈞瓷只有200件”、“紅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我們不妨來剖析其中一種型別的真實情況，看看中國的文物鑑定家們是怎樣走火入魔。
埃斯凱納齊與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
還是以知名度最高的元青花為例來說事兒吧。自打2005年佳士得整出一隻天價“鬼谷子下山”大罐以後，此前對元代青花瓷毫無研究的中國陶瓷專家們，立即棄我民族數千年文明之輝煌於不顧，唯洋人之馬首是瞻，將元青花奉為至高無上的“國寶”，萬千恩寵於一身。為了配合佳士得等拍賣公司的圈錢運動，他們放棄一大堆該乾的事不幹、該研究的課題不去研究，不辭勞苦，又是著書立說，又是遊說四方，將元青花的物質壟斷權毫不吝嗇地拱手相讓——數量上鎖定“只有300件”，分佈地域主要鎖定在“中國之外”，圖畫原料鎖定蘇麻離青（進口顏料），工藝特徵鎖定伊斯蘭文化……如此種種，荒誕不經。
最壞的事情還在後面，這些荒唐的理論被以“權威”的方式釋出後，受到國內收藏界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追捧與濫用，於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公式誕生了——“理論權威”+“收藏大家”=“絕對真理”。在這個公式的誤導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標早已被洋人和國內少數博物館以及“收藏大家”們瓜分，民間一有出現，必然會遭到“統統地——槍斃！”。
事實究竟如何？記者曾就元青花的若干問題認真做過調查研究。
作者在國內元青花收藏大戶高安博物館學習考察
1。元青花的數量問題。實際上，只要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不會相信那個著名的“300件”理論，因為它顯然是一個脫離實際、在真空中編織的笑話。但是，為了用事實說話，記者還是多次赴景德鎮做專題調查，翻閱了有關歷史資料。元人蔣祈在《陶紀略》中記載：“景德鎮，有窯300餘座。”毫無疑問，這些窯場都是用來燒造瓷器的；數量如何呢？沒查到具體數字，但我們可以從另一條渠道去估算。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代景德鎮的瓷場每年納稅“3337貫950文”。另據《元典章校補》卷九記載：浮樑縣景德鎮課稅處所每年收稅“500錠以上”。按元代錢幣換算方法，1貫等於1兩，50兩等於一錠。那也就是說，景德鎮一年要上繳國家的稅額至少在2。5萬貫以上，比宋代瓷業稅收高出七倍以上；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窯場燒製的主打瓷器品種是什麼呢？許多到過景德鎮考察的人都知道，從出土窯場堆積物殘片看，當時窯場生產量最大的便是青花瓷器，道理極為簡單：青花瓷是朝廷推崇的主流新品種。假若有人說：“現代中國人吃飯用的碗以陶器為主！”會有人相信嗎？
元青花的數量之多，我們還可以從國家認賬的發掘記錄上領教：記者在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看到，單從一座元代晚期的窖藏裡，就出土了24件質量上乘的元青花、釉裡紅瓷器，其中不乏體積碩大、製作精美的梅瓶、蓋罐，比較國外同類藏品，有過之而無不及。除此之外，自從“元青花”的概念傳到中國以後，在江西、北京、河北、浙江、江蘇、內蒙、雲南等地，都有精美的元青花器物出土，地域之廣涉及東西南北中。以上還僅僅是考古發現，至於民間盜墓、偶得之物有多少？地底下還有多少？我們不妨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推算，至少不會是“只有300件、主要在國外”吧？可見此理論毫無疑問是吃裡爬外的無稽之談。
2．元青花的工藝界定。雖然專家們從數量上將元青花鎖定在“只有300件”，而且大部分在國外，但是，縱然在資料匱乏、資料缺失的惡劣條件下，他們仍然給元青花的鑑定編造出若干“要領秘訣”，不得不令人望洋興嘆。記者將元青花專家們的這些“秘訣”歸納起來，大致為：胎必露麻倉土、料必是蘇麻離青（進口顏料）、色必見翠蘭外加鐵斑和暈散，此外還有型必大、紋必洋……
國內唯一的元青花博物館
對於這一套已被炒作為元青花“鑑寶大法”的理論，假若記者從正面攻擊，難免也會落入形而上學、盲人摸象的誤區，因為很顯然，我們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標本或實驗資料。我們不妨從側面進攻，用反證法來推斷這些理論的以偏概全，這樣，獲勝的可能就變得輕而易舉了。首先，假定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元代除開景德鎮之外，還有很多區域，比如雲南、河南、河北、內蒙等地都大量燒製青花瓷器，他們都得去景德鎮挖取麻倉土嗎？顯然得不償失；其次，蘇麻離青為進口顏料，價格昂貴，包括景德鎮在內的一般窯場，他們有足夠的本錢去進口蘇麻離青料嗎？還有，當朝那些生產國產青料的作坊都停產了嗎？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麼說也應當是當朝老百姓吧？中國幅員廣大，有多少人會向遊牧民族那般捧著一隻直徑50多公分的大盤子裝菜、拎著一隻40多公分高的酒壺盛酒？
如此說來，符合專家鑑定標準的元青花恐怕還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國民間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貨贗品”、怪不得中國富豪收藏家只有遠渡重洋花費天價競買元青花！只是這樣一來，可就苦了當朝百姓，恐怕當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們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飯、賒明代宣德壺沖茶飲酒……
元青花鳳首扁壺
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有XX件”差不多成為文物圈內的笑柄，專家們似乎也不怎麼再去鑽那個牛角尖兒了。但是儘管如此，中國文物鑑定界失察於“形而上”的“鑑定大法”並沒有從本質上得到改善，無論從哪個層面上看，“形而上”的鑑定模式始終佔據著國家文物鑑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麼門類，專家們的鑑定秘訣不外乎把所謂的形、紋、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會去理會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創者們進行藝術創作時的原始動力和情境中個性化的審美趣味，從而在比較中識別仿造者於急功近利心態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談在光影線條之間去體會和感受今人無法模仿的古老中國藝術哲學，以及在這種哲學影響下所抽象出來的各類藝術作品之“神”，進而識辨當今那些所謂高仿品的“丟魂落魄”之作。
從記者暗訪過的文物高仿基地來看，對付目前眼學所依據的所謂形、紋、工、材，已經不是什麼難題，用高精密度電子計算機控制的掃描、繪圖、配料、複製，早已將“形而上”的眼學鑑定法蛻變成為市場遊戲中一個個黑色幽默式的喜劇情節，就在專家們振振有詞地開具文物鑑定證書的同時，那些腰纏萬貫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裡興高采烈地交換著專家們“打眼”的笑話。即便是我國最權威的眼學鑑定機構，也正在受到高科技製假業的嚴重挑戰。
一位曾在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工作過的領導曾講過一個笑話：有一次，為了對一件文物做年代鑑定，有關單位同時請了3位國家鑑定委員會的專家到場，採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別給出鑑定結果。第一位專家看過物件後，得出結論：從器型上看應該是“明代作品”；半小時後，第二位專家到場，仔細看了看顏料、雕工、人物服飾等特徵，然後簽寫鑑定結論：“……系清代一般文物”；又過了半小時，第三位專家來到現場，看完後哈哈一樂：“這是什麼文物？贗品！潘家園遍地都是……”請注意，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國家級”。
潘家園地攤上的“國寶”
為了對自己的某種結論作出求證，記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過相關測試，成功率幾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記者先後將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別送交北京市3家拍賣公司，全部順利透過專家鑑定，收為拍品（後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記者將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紀壇”請國內知名文物專家鑑定，均結論為真品。不僅如此，更有製假高手確切向記者指認：前幾年在國內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窯瓷有哪幾件是自己親手製作……如此種種，令收藏者聞之不寒而慄。
一邊是質疑不斷、威信掃地，一邊是自信滿滿、置若罔聞，中國文物鑑定界怎麼了？
據記者瞭解，在中國，被人稱為文物專家的大致有3類人。第一類是出身於北京琉璃廠的一批老人，他們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從解放前開始，就在古董店當老闆或幫人收貨賣貨，解放後，他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國家文物局或下屬文博單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經過長時間的耳濡目染，積累了較強的實戰經驗，在圈內被稱作“實戰派”，其中也不乏成為國之大家者，如公私合營後進入故宮的陶瓷大師孫瀛洲、耿寶昌等人；
第二類人為“學院派”，他們大多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有大學以上學歷，有的還與新中國第一代文物專家，如已故的陳萬里、馮先銘先生等人有著師承關係。這部分專家大多分佈在故宮、國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門，有的在大學任教；第三類人被稱作“考古派”，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考古工作的專業人員。近年來，市場太火，他們不得不頻頻被請出“冥界”，來到人間鑑寶湊熱鬧。
洛陽煙澗村仿古青銅器作坊
有趣的是，當記者分別採訪3類專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時，他們竟然彼此做出這樣的評價——
“實戰派”說：“他們（學院派）只會搬書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書本上寫的內容去仿造！看來看去他們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誰比誰高明？那些考古隊的人跟普通民工沒什麼區別，只會跟在盜墓賊的後面撿破爛，能認得出好東西來？”
“學院派”說：“什麼實戰派，都是一群沒文化的店小二，連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還能給人識朝斷代？看什麼什麼真！那些考古隊的人則看什麼什麼假，只會認坑！你不相信就把他們自己挖掘出來的東西換個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樣說是假的！”
“考古派”來得更加乾脆，他們說：“什麼學院派、實戰派，都是一幫贗品推銷員！靠開鑑定證書騙錢！”
儘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這一說，但記者倒是覺得他們把該講的話全都講盡了。
孫瀛洲先生的敦華齋
怎麼看待中國的文物鑑定專家？應當劃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5年以前，當時中國的文物市場基本上還沒有形成，僅有一些國家特批的國營文物公司，經營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各地“破四舊”、抄家流散到社會上，被文物部門收購或保管起來的一些無主物品。那個時候的基本情況是：“實戰派”負責收購、保管社會零散文物；“學院派”則負責清理、著錄各級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同時還負責一些文物期刊的編撰工作；那個時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進行田野考古和對少數由於各種原因暴露的古墓進行發掘、整理發掘報告。簡而言之，在那個階段，中國文物專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讀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種意義上的解讀，多半僅限於製作展覽卡片和說明書，所以很少會出錯。
第二個階段是1993年以後，中國的文物市場開了閘，拍賣公司、各種名號的跳蚤市場鋪天蓋地而來，賺錢效應很快催生了文物製假、盜墓盜撈等行當，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贗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場。這樣，社會上開始出現專職文物鑑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專家理所當然地成為搶手貨，充當那些社會化文物鑑定機構的骨幹力量。剛開始，一些文化素質低下的農民所生產出來的低劣贗品，當然逃不出專家們的法眼。可是到後來，問題出現了：隨著造假者的知識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們的專家越來越氣力不支、招架不住，漸漸敗下陣來。原因很簡單，他們缺少知識創新能力，同時加上受主觀或客觀條件所限，很難對原有的經驗進行更新，審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對過去他們所見到過的那部分舊物的淺表認識上。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量出土文物，許多都是他們前所未見未聞的東西，所以他們只能“形而上”地視之為“贗品”、“假古董”。而面對那些形自他們所編著的圖錄，按照他們撰寫的“鑑定方法”去配方、做舊的高科技仿造品，他們反倒會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熟識如故，斷為文物珍品。
“北魏陶俑”事件中的高水旺大師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文物鑑定專家的隊伍迅速發生蛻變，一部分人退出市場，四門不出，以著書立說來維繫權威與名聲。另一部分人則仍舊混跡文物江湖，或成幫界大俠、或為混世魔王，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京城一家鑑定公司的特聘專家曾經這樣對記者說：“真東西也好、假東西也罷，古玩古玩，不就是一個玩字嗎？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鑑定為真東西，誰有能耐挑出它哪個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點？”
那位朋友說的是真話。我國原有的文物鑑定體系，似乎已經走近窮途末路。至今為止，我們未能建立一門能夠解讀歷史、詮釋古代遺產的中國文物學，甚至連一部像樣的文物鑑賞著作都見不到，更不談能如同廣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樣，制定各個門類的文物鑑定標準，倒是大量混淆視聽的“鑑寶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誤導著名利場上的芸芸眾生。另一方面，現有能用於文物鑑定的科學測試專案，只是借用相近學科的某些儀器裝置和手段，適用範圍很狹隘，而且由於許多文物類別都沒有建立相對完整的資料庫，所以這樣的“科技鑑定”基本上與“眼學”相差無幾，對於送檢文物，只能給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僅供參考”等等模稜兩可的報告，加上檢測者良莠不齊、居心不一，所得結論同樣難以令人信服。
“眼學”和“科學”鑑定的同時失靈，不止是貽誤市場秩序，還嚴重阻礙了我國考古學的進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現場未能保持原狀，就會引起各路專家們的口水戰，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盜墓賊們現在已經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給我們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遺址。河南安陽的“曹操墓”真假之爭，就是鮮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親手挖掘出來的東西，哪怕是同門的師哥學妹所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況有些實物還是從盜墓賊那裡收繳過來的東西，誰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藏的中國文物
中國文物單位在鑑定方面鬧出的笑話層出不窮，甚至是揚名海外。2008年，在美國洛杉磯5家博物館因非法收藏中國出土文物而受到聯邦調查局搜查的事件發生後，當地一位郭姓華裔收藏愛好者公開向記者披露：“中國某些知名大博物館，曾經在世界各地回購古文物，有的經由當地官員引薦賣家，高價將一堆贗品當‘國寶’買回內地，丟人現眼。最後為了顧忌國家和博物館的面子，只得將贗品丟進倉庫，吃啞巴虧認賠了事！”這位郭先生還說：“其實，買賣雙方都是專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偽，還是另有貓膩，只有他們自己與上帝知道。不管是那種情況，丟臉的都是我們中國人……”
也許，對於高科技製假者來說，沒有不可複製的物質，只有不可複製的靈魂。而我們中國的文物鑑賞家們，很多人卻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質時空裡，無人能靠近我們祖先博大精深的藝術靈魂。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那些儲存著遠古人類最高美學境界的抽象物和與天地通靈的千古至尊，而樂此不疲地去為那些毫無生氣的近代皇宮奢侈物，以及它們惟妙惟肖的複製品妄估天價、奢封“國寶”。
可悲的是，迄今為止，我們的民族文化瑰寶還不得不在一種毫無科技含量和非標準化的鑑定機制下被妄斷伯仲，我們的“文物國門”仍然不得不由於缺少真知灼見的守護者而頻頻上演“空城計”，我們的收藏大眾還不得不困頓在庸俗不堪的審美誤區裡想入非非、浪費金錢！
（作者：吳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