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精神：奮鬥中的青春之光
“快到敦煌時我想：怎麼走到了地球的背後了？——我從車上面能感覺到地球是圓形。這個地方怎麼這麼荒涼。”
這是初到敦煌的邵宏江的疑惑，也是很多剛來敦煌的年輕人對這裡的第一印象。
這“地球背面”，除了又大又圓的月亮、宛若燈火的星斗，就是漫無邊際的風沙和風沙。還是這“地球背面”，卻因其極強的文化、藝術感召，令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為之魂牽夢繞，不惜以青春獻祭。
735個洞窟，45000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莫高窟的蕩魂攝魄，無需多說。在邵宏江到這的三十多年前，已經有人在此守望。
40年代初步治理後的莫高窟
彼時，
常書鴻
是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最著名的中國學生、油畫大師勞朗斯的得意門生，卻因一次偶然在舊書攤遇到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被敦煌藝術深深吸引，毅然決定放棄優渥的生活和大好前程，從法國啟程回國前往敦煌。
1943年到1982年，常書鴻臨摹壁畫、維護洞窟、植樹治沙……堅守於敦煌四十載。
1945年，常書鴻在洞窟臨摹壁畫
那時候的敦煌是艱苦的。上世紀40年代，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剛剛成立，宿舍所有的設施都是土的，土炕、土凳子、土沙發；由於嚴重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臉、擦身、洗腳，都還捨不得倒掉，派作其他用場；交通工具是牛拉大軲轆車以及常書鴻所長的大紅棗馬，職工要進城只能靠牛車或徒步……
莫高窟中寺，敦煌研究院早期職工舊宿舍
1948年，當時的交通工具——牛拉大軲轆車
但即便是這樣的難以為繼，1945年，懷著“到敦煌畫一年就回去”的想法，28歲的
段文傑
幾經曲折來到莫高窟，“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段文傑後來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時的情景。這頭“餓牛”在“菜園子”裡一停留就是60餘年。這期間，他共臨摹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面積達140多平方米，在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創下第一。
1952年，段文傑在莫高窟第285窟臨摹壁畫
臨摹並非易事，藝術家往往極富個性，但在臨摹敦煌壁畫時卻要將其斂起，體會一千多年前畫師們的筆觸和用心。
史葦湘
抵達敦煌那年24歲，他的首次臨摹就以失敗告終——線描是敦煌壁畫的基礎，也是精髓，而他不自覺地將西方油畫技巧運用其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臨摹似一場艱苦卓絕的修行，但史葦湘和同躬身於敦煌的夫人
歐陽琳
已經將自己徹底遁入了敦煌“花園”，若干年後，女兒問蒼老的歐陽琳當時苦不苦時，她說，“水果好吃，也不覺得苦”。
史葦湘在臨摹壁畫
歐陽琳在臨摹壁畫
實際上，那時候他們每天能吃的只有白水煮麵條、白菜和蘿蔔，沒有油。歐陽琳口中的“水果”，是研究所某個工人種瓜、種桃子，他們去偷來的。這對那時的敦煌人來說，是苦澀中的一絲慰藉——絕大多數時間，他們不是在洞窟裡與千年前的畫師對話、注視那絢爛的千年佛宮，就是在冰窖般的宿舍裡度過一個個難眠的夜晚。
莫高窟下寺果園摘梨子
1953年，在去榆林窟路途中
從美術組調任保管組組長的
孫儒僩
向當時還未成婚的
李其瓊
寫信描述過敦煌令人難以忍受的嚴寒，早上起床鼻子上時常會覆蓋一層霜，杯子和臉盆裡殘留的水，結著厚重的冰凌。他也向她描述了莫高窟令人讚歎的藝術魅力，這吸引了當時正在學習油畫的李其瓊辭掉西南軍區戰鬥文工團美術隊的工作，前往敦煌。
1947年冬，宕泉河上鑿冰取水
孫儒僩
做了許多莫高窟的防沙治沙方面的嘗試，文物保護、石窟內容調查、敦煌歷史、敦煌石窟藝術史及藝術理論的研究等工作他也做了許多，在不知疲倦的堅持中，半個世紀過去了。與此同時，李其瓊痴狂地臨摹壁畫，成為繼段文傑之後臨摹壁畫最多的人。
李其瓊在臨摹壁畫
壁畫的修復工作也是一大難題。1962年，常書鴻將開鑿於晚唐、起甲嚴重的161窟的修復工作交給了29歲的
李雲鶴
。
當時的161窟裡，總能看到這樣一個身影——他脖子上掛著一個聽診器一樣的吹氣工具，一釐米一釐米地吹掉壁畫上的灰塵，小心地拿捏著方向和力度。吹淨灰塵，他開始注射黏接劑，他堅持注射三遍，還要保證壁畫表面絕不沾膠。光線暗的時候，他會在洞窟外放一面鏡子，將陽光折射進來，太陽的位置變了，他就出去把鏡子的位置調整好，再進洞子繼續……兩年的執念，李雲鶴完成了161窟的修復。
李雲鶴修復壁畫
1963年，
樊錦詩
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畢業後就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一個25歲，祖籍杭州、上海長大的江南姑娘，來到一個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只有土坯房、紙糊的天花板、會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的老鼠的地方生活，連洗頭的方式都很“特別”——敦煌的水鹼性很強，要用洗衣粉洗頭。她想象中那些很有風度的莫高窟老先生們，見到真人後“如果不是架了副眼鏡，不說話的樣子跟老農民也差不多”。
1965年彭金章來敦煌看望樊錦詩
即便如此，四年後和
彭章
結為夫妻的她也未曾有過離開敦煌的念頭。婚後兩人兩地分居長達19年，最後也是彭金章做了妥協，捨棄辛苦搭建經營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調到敦煌研究院來從事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工作。兩人在敦煌一停就是一生。
而在分居的19年間，甚至往後更長的時間裡，樊錦詩但凡想到家庭，心中必生痛楚，缺席太多對丈夫的照顧和對孩子的陪伴，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卻被稱為“敦煌的女兒”，那些年，敦煌的壁畫和彩塑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等同志在城內辦事處合影
在許多人看來，他們有點迂，明明選了條難走的路，還不以為苦。
就像歐陽琳覺得敦煌的水果甜一樣，
趙俊榮
回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敦煌，甚至覺得“那時候環境比現在好，冬天有白皚皚的雪。”他跟著常書鴻、段文傑學畫，也不只是他倆，還有很多老師，大家在一間大的辦公室裡，隨時可以拿一幅畫去請教。和趙俊榮同一時期到敦煌的
邵宏江
最崇拜的人是常書鴻，“我覺得現在的人，缺乏活成中國人的一種精神，像常書鴻，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文化英雄，精神能激勵我。”
趙俊榮在臨摹
年輕的時候離開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蘇伯民
卻沒那麼多憂慮。他從塞滿精密儀器的實驗室走到莫高窟，一扇新世界的大門在他面前開啟，他可以用自己的研究給正在遭受侵蝕的瑰寶延緩生命的可能。尤其是在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合作、與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的合作當中，蘇伯民收穫了許多國際通行的文物保護研究方法、綜合研究技術。如果沒有他孜孜不倦的汲取知識，和日復一日的假設和求證，莫高窟第85窟是否能夠重新示人，恐怕會成為未知。
2000年，蘇伯民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敦煌的保護和修復工作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而學術研究的對外平臺也在建立。1981年，在段文傑倡導下，創辦了《敦煌研究》雜誌，在1981年、1982年先後出版試刊兩期，1983年正式出版“創刊號”。
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
趙聲良
懷揣熱情來到敦煌，在編輯部工作。當時編輯部設在敦煌，送印要到天水，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出差半月到一兩個月，在天水-蘭州-敦煌之間奔波。24個小時的車程，通常都要站著度過，後來趙聲良帶一張塑膠布出行，夜間就鋪到別人座位下，在昏暗中伴隨著別人的鞋臭味睡去。
這種狀態持續到1994年，1995年編輯部遷往蘭州，印刷也改到蘭州，才宣告結束。那隆隆的火車聲，轟響過了趙聲良的整個青春。
趙聲良1986年在莫高窟
《敦煌研究》創辦當年，18歲的
李萍
來到莫高窟做講解員。她在21歲時被外派到北二外亞非語系學習日語，四年後，她又被研究院選派到神戶大學學習，在百橋明穗的研究室學習佛教美術史，頗有進益。在外學習的她最想念的，還是莫高窟前的新樹林，那裡有她初到莫高窟時的記憶——當時她就住在旁邊，親手栽下新樹苗，她十八歲的歡笑與眼淚，都與這片樹林有關，成為她生命中最美的意象。
1981年4月1日，李萍與同事在莫高窟前合影
今天的莫高窟，在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的共同守望中，彷彿經歷了逆生長——從過去那個滄桑的老頭，變成一個清新、充滿活力的壯年。
窟區早已樹木繁盛，瓜果也不用去“偷”人家的；辦公、住宿都搬進了樓房，水、電、網都不成問題，生活條件和城裡也沒什麼兩樣；研究院和敦煌市之間已經是平坦的柏油馬路，每天還有班車接送職工上下班；敦煌市也落成了機場，大大方便了遊客往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也已正式對外開放，用更加現代的語言向我們講述塵封的歷史……
莫高窟九層樓，金良攝影
也有沒變的——
在這工作的人，還是會在三伏天裹著棉服鑽進洞窟，和千年佛國來一場精神的較量、內心的疏導，或者技法的探討。從洞窟出來，碰到也來洞窟研究的同事，便說一句：“你也上洞子啦！”語氣裡沒有絲毫疲憊。
如今，年輕一代的莫高窟人繼承發揚著前輩們“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無悔紮根大漠，奉獻青春年華，自覺擔負起了保護研究傳承敦煌文化的重任。從文物修繕保護，到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們從未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