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如何生產

（一） 民俗傳統為什麼要變

17、18世紀以來，“傳統”一直被許多社會文化發展理論視為一種與現代性相對的完整的文化資源。然而，隨著多元文化複雜交融的現代社會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日益看重，以及承載傳統傳承的空間高速城市化的巨大轉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發現，“傳統”在更為本質的層面上表現為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作為闡釋性而非描述性的術語，“傳統”與“現代”之間並不存在決然的二元對立。［1］霍布斯鮑姆在《傳統的發明》一書中就已經揭示，傳統並不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不變的陳跡，而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黃永林認為，民俗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傳承性和擴充套件性。民俗文化適應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需要而產生、傳播和繼承，並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相應功能而得以鞏固和發展。［2］宣炳善指出，當“老傳統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需要， 或者老傳統不再提供我們對社會的進一步的理解與想象”時，我們需要新的“理解和想像”。因此“社會結構在變，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在變，民俗主體在變，民俗主體的心態也在變，所以，民俗傳統也不得不跟著社會而變化”［3］與宣炳善的看法類似，康麗認為“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符號序列，民俗文化的出現源於社會結構的需求，而其意義的展現又需要社會文化認同的支撐。”［4］二者均認為民俗傳統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並隨之變換。此外，康麗在透過對“傳統化實踐”這一表達的探索中指明，這樣一種“將‘傳統’價值符號賦予新興事物使之傳統化，或宣稱特定文化現象具有傳統屬性的行為”帶來的不是過去生活的復辟， 而是傳統適應於現代社會的重生。［5］

（二）民俗文化如何被生產

宣炳善提出，民俗文化的生產就表現形式上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在原有傳統事象基礎上， 發明一個新的傳統；第二種情況是指本來就沒有相應的傳統，後來出於政治或經濟的社會需要， 發明出一個新傳統來。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尤其是市場化的媒體話語世界中，一般民眾是失語的，根本沒有話語權。那麼，這些民俗文化又是被誰以怎樣的方式創造出來的呢？

一．誰在進行民俗生產

陳文軍《公共物品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以西施傳說為例》一文中指出了政府，市場和民間力量這三者是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過程中的主體。［6］

從政府角度上看，劉曉春指出，“權力政治通過歷史的文字化使主流意識形態成為‘經典’，進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間的、邊緣的歷史與聲音，主流意識形態因其權力而發揮整合作用。”［7］徐贛麗認為，政府對民俗的態度和管理、政策、行動及宣傳等，往往對民俗傳承帶來深刻的影響。政府將特定民俗符號用以象徵國家對外形象，利用民俗形式為貫徹國家政策、統一思想意識做推手，透過政府出面的形式使民俗文化朝向政府規定的方向發展這些措施推動著民俗的創新與發展。［8］

市場是民俗主義不斷壯大的重要推動力量。徐贛麗認為，在當代民俗復興的語境下，市場和商品間接地成為了民俗傳承的載體，攜帶民俗元素的商品在被消費的同時也使其所附著的民俗文化得到傳承。［9］

民間力量的成分較為複雜，可以大致分為民俗學者與地方的民俗傳承者。周星指出民俗學者透過各種方式確實地介入了民俗或傳統的生產與再生產。［10］高丙中認為，民俗學者作為調查者和第三方所擁有的話語權引起了調查地民俗文化發生變異，因此，這可以說是民俗學者參與了這一“傳統”的創造。［11］而在民俗學的研究中，自覺意識的形成與表達往往會成為研究者界分物件群體的內部結構的一個重要依據。［12］陳泳超提出民俗精英的概念，指“對某項特定的民俗具有明顯話語權和支配力，並且實際引領著該項民俗的整合與變異走向的個人及其組合”。［13］這樣的民俗精英形象對民俗的影響從過去的為了達成秩序設想而改良的教化民眾的手段［14］逐漸演化成了民俗保護和創造的先鋒力量：毛巧暉在湖北鶴峰山民歌和張蕾，武雲怡在天津漁民民俗的研究中都指出了地方的民俗精英對當地的文化有著充分地瞭解，吸取文化中優秀的因素加以傳承，在傳承的基礎上他們還可以創造符合社會現代化發展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 還可以透過自己的引導力和號召力，讓地域文化產生一個獨特的體系， 讓人民群眾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 也能感受地方文化的獨特魅力。［15］［16］

二．民俗主義

在涉及民俗文化被生產的過程之中，不得不提到一個名詞：民俗主義。

50年代開始，美國國內產生了對於“真/偽”民俗的討論。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主張用更寬容的態度對待“偽民俗”：“從理論上說，偽民俗能夠成為民俗。一個綜合文字，即使是製造的，它也能成為口頭傳說。”鄧迪斯認為即使是完全人為製造的偽民俗，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成為真民俗，他闡述的實際上是民間文學領域內的“反哺”現象。“文字，包括被視為經典的文字，又可以成為民間敘事的新源頭，藉助於文字的流傳，反過來又成為新的民間敘事的依據——這就是反哺現象。”

20世紀60年代，德國民俗學提出“民俗主義”的概念，試圖用它來描述現代社會里更為多樣化的民俗文化現象。最初，德國民俗學家漢斯·莫澤在1962年發表了《論當代的民俗主義》一文， 指出民俗主義透過各種策略， 向觀眾展示感人的、將真實與偽造的民間文化素材相混合的產物， 並區分了民俗主義的三種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任何傳統之外對“類似民間的”要素的有意發明和創造。海曼·鮑辛格認為民俗主義是“對過去的民俗的運用”。它是現代文化工業的副產品，它表示了民俗的商品化， 以及民俗文化被第二手地經歷的過程［17］。

90年代以來，日本民俗學致力於引進、消化和實踐運用民俗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其國內的各種民俗文化現象。森田真也在《民俗學主義與觀光——民俗學中的觀光研究》中指出一種受近代資本主義的滲透、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等因素的影響而興起的名為“觀光”的課題。在觀光現場，有些當下仍存在的東西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並作為觀光的資源而被利用；有些從未存在過的東西，又被創造為“傳統”或“民俗”；有些消失已久的東西又得以復興。認為在當下以“傳統”或“民俗”為主題的觀光，吸引了消費者、商家及藉以重振地域傳統的人，並提出在討論民俗現象真假或是非之前要關注地域社會利用民俗文化作為生存手段的事實。［18］

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起來後，各種形態的民俗主義現象在中國也是無所不在地大面積發生，不斷地形塑著當代中國社會的民眾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形貌。眾多中國民俗學者也開始了對民俗主義的討論。針對中國國內獨特的環境，眾多學者也衍生出來自己的觀點：楊利慧指出民俗主義是一種現象並非一種理論［19］，周星提出民俗主義早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常態，那麼，自詡“當代學”的中國民俗學自然就不能對它們熟視無睹［20］。在這種情況下，王傑文認為民俗文化研究者應該從“民俗主義”現象出發，關注這種現象發生的過程，並且這一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官方的或政治的、商業策略、民族專家、地方民俗文化群體及其亞群體、“民俗主義”的消費者群體等都是要考察的物件。［21］

三．途徑與手段

黃永林在對民俗文化發展生態規律的闡釋過程中，提到了文化遺傳基因，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外來文化衝擊，自然環境差異這五個影響到民俗文化生產的要素。他認為文化遺傳基因是民俗文化傳承的核心，也是表現和鑑別民族或地域族群自身特徵，成為展示和衡量人類多樣性、複雜性的重要標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是民俗變化的根本原因，政治體制和思想觀念的變化是民俗變化的直接動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作為民俗文化變革的助推器幫助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並轉化成為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西方民俗文化的輸入也為古老的中國民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地理自然因素對民俗事象的形成有可能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22］民俗文化的生產方式也離不開這五個主要影響因素。

［1］ 康麗。傳統化與傳統化實踐——對中國當代民間文學研究的思考［J］。民族文學研究，2010（04）：73-77。

［2］ 黃永林。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J］。民俗研究，2015（02）：12-19。

［3］ 宣炳善。關於“傳統的發明”與“偽民俗”［J］。民間文化論壇，2007（03）：9-13。

［4］ 康麗。從傳統到傳統化實踐——對北京現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續現狀的思考［J］。民俗研究，2009（02）：162-172。

［5］ 康麗。傳統化與傳統化實踐——對中國當代民間文學研究的思考［J］。民族文學研究，2010（04）：73-77。

［6］ 陳文軍。公共物品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以西施傳說為例［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7］ 劉曉春。當下民謠的意識形態［J］。新東方，2002（03）：62-67。

［8］ 徐贛麗。當代民俗傳承途徑的變遷及相關問題［J］。民俗研究，2015（03）：29-38。

［9］ 徐贛麗。當代民俗傳承途徑的變遷及相關問題［J］。民俗研究，2015（03）：29-38。

［10］ 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J］。民俗研究，2016（03）：5-14+158。

［11］ 高丙中。一座博物館—廟宇建築的民族誌——論成為政治藝術的雙名制［J］。社會學研究，2006（01）：154-168+245。

［12］ 康麗。實踐困境、國際經驗與新文化保守主義的行動哲學——關於鄉村振興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J］。民俗研究，2020（01）：13-18+156。

［13］ 陳泳超。對一個民間神明興廢史的田野知識考古——論民俗精英的動態聯合［J］。民俗研究，2014（06）：92-99。

［14］ 佐藤仁史。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觀——以“歌謠”為線索［J］。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5（00）：283-300。

［15］ 張蕾，武雲怡。地方文化精英在民俗傳承保護中的作用研究——以天津沿海漁民民俗傳承保護為例［J］。風景名勝，2019（09）：66+68。

［16］ 毛巧暉。地方民俗文化精英與民族文化傳統的保護——以湖北鶴峰山民歌的傳承為例［J］。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2，29（05）：29-32。

［17］ 楊利慧。 “民俗主義”概念的涵義、應用及其對當代中國民俗學建設的意義［J］。民間文化論壇，2007，（01）：54。

［18］ 森田真也， 西村真志葉。 民俗學主義與觀光——民俗學中的觀光研究［J］。 民間文化論壇， 2007（1）：67-71。

［19］ 楊利慧。 “民俗主義”概念的涵義、應用及其對當代中國民俗學建設的意義［J］。民間文化論壇，2007，（01）：54。

［20］ 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J］。民俗研究，2016（03）：5-14+158。

［21］ 王傑文。 “民俗主義”及其差異化的實踐［J］。 民俗研究，2014，（02）：28。

［22］ 黃永林。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J］。民俗研究，2015（0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