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考古的正面衝突：歷史記載的商族起源，考古學卻不支援

三代時期（夏商周）由於距今年代久遠，文獻資料缺乏，導致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歷史脈絡不甚明瞭，這時候就需要考古學來輔助對歷史問題的研究。近代考古學興起以來，文獻史學與考古學聯手證史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解決了商朝信史的問題，最久負盛名的就是在殷墟考古發掘出的甲骨文，成功的驗證了《

史記

》中對商王世系記載的準確性，司馬遷精確梳理、辨識出了商王的世系（包括商先王），除了漏記了商王“祖己”、弄錯了幾位商王的即位順序，其它記載竟然與甲骨文中辨認出來的商王世系一模一樣、毫無偏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傳世文獻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記載，準確度還是很高的。

考古材料（甲骨文）與傳世文獻（史書）的二重證法，在商朝的確立的相關問題上大放異彩。然而，同樣是在與商有關的問題上，文獻史學卻與考古學有了強烈的衝突，那就是：

商人從哪裡來，也即先商文化（商朝建立前的文化）在哪裡？

歷史視角：商人從哪裡來？

商族起源於哪裡，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商族的起源在史書中記載的很明確，商人尊『契』為商始祖，契（xiè），又稱閼伯（è bó），是五帝之一帝嚳的兒子，此人正是《

詩經

》中著名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的主角，根據《史記·殷本紀》的描述，帝嚳的次妃簡狄因吞了玄鳥產的卵，而懷孕生下了契。到了帝舜時期，商始祖契因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分封於商地。商的地望，則在《左傳》中也有很明確的記載：

《左傳》載：“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

居

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

因之。

上面《左傳》的引文中，出現了『商丘』的地名，這裡是商始祖以及相土生活的地方。『相土』是商始祖閼伯的孫子，是夏朝時著名牧師，他幫助夏後相馴馬，功勳卓著，《詩經·商頌》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名句，正是描寫相土佐夏，功著於商的事蹟，由此可見，一直到契（閼伯）的孫子『相土』這一代，商先民依然還居住在商丘一帶，可見商丘應該是商族的發源地了。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古文中所言的商丘，是今天的

河南商丘

嗎？答案是肯定的，有幾個方面可以確定。

首先，在周人滅商後，周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孫，給以王侯名號，以示敬重。虞、夏、商的後代分別被封於陳、杞、宋，史稱『三恪』。殷商後裔就是被周封到了商先王的故地宋地來建國，接續殷商的祭祀，宋地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帶。所以在《左傳》

昭公十七年

，有另一則記載就直言：（西周到春秋）宋國的國都，為昭明（閼伯兒子）、相士故地。

可見：商先祖居住的

商丘

與周朝的

宋國

，是一個地方。

《左傳》：宋，大辰之虛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宋之國都確為昭明、相土故地。

此外，史書中記載的商湯『從先王居』，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商始祖正是居住在商丘的。在滅夏之前，商人雖然多數時間居住在商丘，但也曾屢次遷都，以商湯為界限，商人在商湯前遷都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次，史稱『前八後五』。據《史記》記載，到了商始祖的第十四世孫『成湯』時，湯遷到了先祖契生活的地方『亳』，而亳（bó）地正是在今天商丘一帶。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居，作帝誥。”

晉，杜預《春秋釋地 》雲：“ 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

可見古文中的商、商丘、宋三地，都是指一個地方。商丘作為商人的發祥地，在文獻中的線索還是很明確的：

商始祖契至相土等發祥於豫東的商丘一帶，中間屢有遷都，到商湯時期，又遷回了先祖生活的商丘一帶了，並以此為根據地，完成了剪滅

夏王朝

的統治的大業。

考古視角：先商文化在哪裡？

商人發源於豫東，文獻史學給出的線索很明顯了。正常來說，從考古學上看，先商文化也應該是在豫東一帶才是。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考古學的證據與文獻的記載卻產生了強烈的衝突。

在考古學中，是用考古學文化來區分不同族群的，具體到商朝，學術界一般把商朝建立前的文化稱為『先商文化』，它在時間上應該與夏朝大致同時期。商朝建立後，以盤庚遷殷為分界線，又可以分為『早商』和『中晚商』文化。

從考古學文化上看：以豫北安陽殷墟為核心的『殷墟文化』代表的是中晚商文化，而早商文化則是鄭州商城為核心的『

二里崗文化

』。從出土的文物器形分析來看，殷墟文化很明顯是繼承二里崗文化發展而來的，表明這是同一類人群，在不同時期產生的考古學文化。按照歷史記載的線索，分佈在豫東商丘一帶的考古學文化，就應該是先商文化了，也應該是二里崗文化的前身，但尷尬的是，考古學並不支援這個結論。

想不到的是，考古人在豫東一帶，早於商朝的地層中發現的是『嶽石文化』，而嶽石文化與二里崗文化差異很大，他們之間並沒有傳承關係。相反考古人在豫北、冀南一帶發現的『下七垣文化』則與二里崗文化是一脈相承。

理想：嶽石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

現實：下七垣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

也就是說史書中記載的先商發源地是在豫東，但考古學中觀察到的先商文化卻是在豫北、冀南一帶，歷史與考古完全對應不上了。這樣一來，先商文化的探索就陷入窘境了。究竟是歷史文獻記載出現了錯誤，還是考古學文化型別的劃分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至今還未有明確的答案。

探尋先商文化的出路

就先商文化面臨的形勢而言，探索先商文化只能從考古學上尋求突破口。

考古學文化序列重新梳理

著名的考古學者鄒衡將比二里崗文化更早的商人系統的文化稱為先商文化，並且劃分了三個型別：漳河型、 輝衛型、南外關型（《鄭州商城即湯都毫說》）。但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

李伯謙

先生經過分析，將南外關型別剔除出了先商文化，並將漳河型、 輝衛型合稱為下七垣文化。可見，由於考古學資料的侷限性，特定階段考古人對文化型別的劃分並不一定是準確的，所以在先商文化的探索上面，更需要考古人對下七垣文化甚至嶽石文化於二裡崗文化的具體關係，進行更細緻的劃分和梳理；

新的考古方向的探索

張光直先生一直致力於

豫東地區

的考古，他對文獻記載中商族的起源深信不疑，在先商文化的探索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張光直認為，考古學文化分類是基於陶器的器形的分析，而陶器多數是地層民眾使用的器物，不能反應上層統治階級的情況，據此，張光直認為，位於豫東商丘一帶的嶽石文化是統治階級，他們北上統治了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文獻與考古學的矛盾。這個思路與邏輯都很好，為先商文化的探索指了一條研究方向，但還有待於考古學的驗證；

先商文化來源於哪裡，是中華早期文明探索中重要的課題之一，正如上面論述的，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考古人也在不斷地修正之前的不準確甚至錯誤認識，商族起源的探究是一個涉及面龐大的歷史和考古命題，想一蹴而就地解決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這不僅有賴於考古人對考古方向的把握和創新（如張光直先生的假設，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向），還有賴於考古學科的發展對考古的推動作用，如殷墟考古隊長

唐際根

先生曾提出的，將分子人類學手段運用到考古當中來，分子人類學角度來輔助研究商族的起源問題，這也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參考文獻

《左傳》、《史記-殷本紀》等

鄒衡，《鄭州商城即湯都毫說》，《

文物

》，1978年第2期；

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文物出版社，1989年；

張長壽

， 張光直，《河南商丘地區殷商文明調查發掘初步報告》，《

考古

》，1997年；

王立新，

朱永剛

，《下七垣文化探新》，《華夏考古》，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