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百位名人排座次NO11朱熹

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並做註釋。將近800年的時間，“四書”成為學生啟蒙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

宋明理學，又叫做道學，在將近800年的時間裡，絕大部分中國人遵循理學的原則來思考問題。即使到了今天，例如我們常說的“沒有天理”，就仍然源自於理學思維。

有的學者也把理學稱為新儒學，或者叫做後孔子學說，顯示了它和孔子的儒學既有傳承關係，又具有新面貌。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簡言之，在他之後的世紀裡，他的影響力也許超過了孔子。如果只用兩個人來為中國歷史劃界，可以選擇漢武帝和朱熹，把中國歷史大致分為漢武帝前和漢武帝后，以及朱熹前和朱熹後。

為什麼要出現理學？顯然，對於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來說，理學是已經滅絕的歷史陳跡，只有忙於寫論文交差的文科學生才去研究它。

在朱熹的時代，情況遠不是這樣，理學是一種讓人興奮的思潮，研究理學的人，能夠雪夜相對暗爽一整宿。

既然把理學稱為後孔子學說，那麼理學和孔子學說的差別在哪裡？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孔子的學說不是為皇權服務的，而理學是為皇權服務的。

在孔子生活的時代並沒有皇帝，周王室衰落而諸侯坐大，禮崩樂壞。孔子強調尊卑有序，但他並沒有把等級觀念神聖化。孔子具有嚴肅的社會責任感，他希望透過振興禮樂來恢復民眾失落的信念，孔子學說中包含的觀點，和後來流行的“三綱五常”有很大區別。

孔子之後出現了皇帝，皇帝們其實遵循的是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方案，這套方案基本上是韓非子設計的，經過了歷代皇帝和皇帝智囊團的改進。皇帝專權後需要一套理論鞏固皇權，防止別人都來做皇帝。

於是西漢董仲舒對孔子學說進行了關鍵性的篡改，他發明“君權神授論”，把儒家學說正式改造成為為皇權服務的工具。

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時代，“君權神授”理論被無數次的篡位戳得千瘡百孔，所以宋太祖統一中國後，理學應運而生，為鞏固皇權做出了卓越貢獻。

朱熹從哲學的本體論上，論證了皇權專制的絕對性、永恆性和合理性。

他認為理是宇宙的根本，天地萬物都是由理所產生的。有理就有氣，氣化流行，發育萬物。天地萬物，總的來講，歸結於“理”。

所以朱熹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種說法令人聯想起從西方哲學中從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的傳統。

儘管柏拉圖和康德都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外存在一個更高階的範疇：柏拉圖認為現實物質世界不過是這一最高階正規化的投影，康德則定義了一個不可知的物自體，然而從柏拉圖到康德的哲學中，都由此匯出的是對真理的高度敬意。康德對“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敬畏，引申出的是對人類尊嚴和人類自由精神的讚美。

但朱熹卻幾乎恰好相反：他從永恆的“理”推匯出皇權是永恆的。皇權專制就是“理”的集中體現。

所以朱熹說：“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見《朱子語類》卷一），在皇權制未產生之前就有皇權制之理。不但如此，“萬一天地山河都陷了，畢竟理都在這裡。”（《朱子語類》卷一）。後來北宋的天地山河果然都陷了，皇權專制的“理”果然還在那裡。

朱熹理學對於人性的見解同樣與多數現代人的觀念相左。

他認為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具有先天的社會性，人人都具有。他將人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具有全部天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構成人之形體的氣與理相雜合的人性是“氣質之性”。

“天命之性”是無形的，只有藉助於“氣質之性”才能表露出來。“天命之性”天生是善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

他在這“兩性”的基礎上又提出“道心”與“人心”的問題，認為人人都有人心和道心，人心和道心兩者雖截然不同，但道心只能透過人心而顯現出來，它常受人心的私慾所矇蔽。

朱熹將人的欲求與人的本質截然相對，“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慾夾雜者”（《朱子語類》卷三）。所以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存天理，滅人慾。”

在朱熹的全部哲學中，人類尊嚴和人類自由精神在皇權面前是沒有分量的；而人類的慾望則成為人類羞恥的源泉，尤其是性慾。

從這兩點來看，朱熹理學或許最適合於性慾衰退的奴隸。

朱熹熱愛教學和寫書，拼命擴大他對年輕人以及後代的影響。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那兒是他的主講壇。另外，他在嶽麓書院、問津書院、東林書院、首善書院都講學。他的著述極為豐富，有近三十部之多，還有他的學生編的《朱子語類》。他的著述內容涉及哲學、倫理、歷史、政治學、文字學、文學理論等等。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對後世影響最大，成為學生啟蒙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四書、闡釋四書，他著的《四書集註》可能是後來近800年閱讀人數最多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