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口瓶賞析，件件珍品！

花口瓶是瓷器器型之一。因瓶口似開放的花朵而得名。流行於宋、金時期，唐代已有燒製。瓶口似蓮花瓣形，細頸，溜肩，球形腹，圈足，瓶口部有人面形把，與肩部相接。

宋代景德鎮、磁州、耀州等窯都燒製花口瓶，基本形式為花口，細頸，圓腹，撇足。北方窯場宋、金兩代花口瓶的區別在於足部變化，宋代撇足較矮，金代撇足高度幾乎與瓶頸相等。花口瓶與其他瓷瓶沒有太多區別，但是它的瓶口猶如盛放的花朵，正因為有如此獨特的造型，花口瓶具有的觀賞與藝術價值也大大提升。

不同時期窯口的花口瓶形體特徵也是不相同的

清乾隆青花龍紋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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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霽藍釉地紅彩八稜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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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青釉瓜稜雙耳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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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粉彩開光刀馬人物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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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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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湖田窯　影青釉劃花纏枝牡丹紋花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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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天目釉花口瓶

花口瓶因造型優美在唐宋時期是十分流行的瓶式，主要用作插花和裝飾成設。也使得南北窯口相繼燒製，包括鈞窯也有燒製，花口瓶裝飾豐富，所涵蓋的內容也十分廣泛，因此在兩宋時期大量外銷，這也使得世界認識了中國。

花口瓶就目前而言市場還是非常不錯的，下面小編整理了個人非常喜歡，很有詩情畫意的一件花口瓶，供廣大藏友愛好者欣賞借鑑。

清乾隆 粉彩御題詩芍藥花口瓶

拍賣結果

LOT號： 0786

估價：600。00-800。00萬

成交價：1，955。00萬

拍賣公司： 保利香港（香港）

拍賣日期：2013-04-07

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

——清乾隆 洋彩御題詩芍藥圖花口尊

（撰文/黃清華 英國東方陶瓷學會會員）

賦詩，為乾隆皇帝終身嗜好。他總是在詩詞歌賦的文藝創作中寄情娛樂，曾自述：“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託興寄情，朝吟夕諷，·····”時人謂之：“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因此，弘曆在其八十九年人生中留下四萬多首詩給後人，堪稱空前絕後。當中不少是贊詠古今名花的詩文，反映弘曆機暇清賞的心得和愉悅。嗣承大位之後，他往往雅興十足地將此番贊詠之情移至御瓷燒製之上，以“一器多花多詩”和“一器一花一詩”的造物組合付之成器，使得一物之內，詩畫相映同輝，書法印章各見真味，成就有清一代御瓷藝術創造的非凡篇章。近人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記載：“康雍乾三朝繪畫不題字之品為最多，有題字者較少，若題字必精楷，又以御製詩為至珍貴。”

誠如前賢所言，目前傳世的乾隆朝御瓷之中，書寫乾隆皇帝御製詩文者非常珍罕，檢閱世界各地公私典藏，僅知一百餘例，多見三清詩茶具和各式壁瓶，除此之外，還有極少數的文房和陳設器。這些帶有御題詩文的器物，無疑都是置於乾隆皇帝身邊，深受其鍾愛的心頭之物，工藝水平自然登峰造極，是次拍品【清乾隆 洋彩御題詩芍藥圖花口尊】正是個中之佳例，處處彰顯出十八世紀宮廷精心恭造的無與倫比之雋雅氣質。

該拍品造型尊貴典雅，線條起伏優美，瓶口和底足均作十出花口，製作規整，尤為罕見者則是肩部與脛部隨形皆作淺浮雕處理，使得紋飾立體感增強，上下層次過渡鮮明，構思巧妙，為乾隆御窯上品佳器之典範，並且高不盈尺，更顯秀巧，惹人憐愛。與別緻的造型相比，紋飾佈局設計則更顯匠心獨具，頸部、脛部以藕粉色釉為地，內以洋彩繪各式花卉紋樣，設色鮮妍佳妙，使用了洋彩特有的圓狀光點裝飾，配以翻卷的枝蔓，洋溢位濃郁的巴洛克風格；外底通施松石綠釉為地，勻淨厚潤，中心書礬紅“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方章款；腹部則以清透滋潤的白釉為地，一側繪嫣紅、藕粉、雪白三樹芍藥花，或綻放枝頭，風姿綽約，或含苞待放，楚楚動人，周圍點綴有奇石仙芝，營造出一片清新雅逸之妙境。

另一側以墨彩隸書書寫讚美芍藥冷豔脫俗的御題七言律詩一首，筆力雄健，氣度不凡，詩文為“秋水盈盈漾遠空，芙蓉寂寞碧波中。難將冷豔供群賞，且趁寒暉放晚叢。綠蓋光沉擎玉露，霓裳彩褪老金鳳。愛看三五踈星似，漫憶繁華十里紅。”後落“乾隆御製”款及“乾”、“隆”一朱一白連珠篆印，彰顯出其高貴的宮廷御製身份。開卷延展，畫詩書印皆俱，猶如一幅賞心悅目的工筆花卉畫，在體現皇家氣度的同時，盪漾出一份婉約的文人意趣，與雍正已降的琺琅彩瓷器可謂一脈相承，令人稱道。

乾隆一朝彩瓷最重大的發展正是洋彩的興盛與流行。洋彩系十八世紀清宮與西洋文化交流互動而產生的藝術珍品，它是雍乾時期清宮對運用西洋繪畫技法描繪的彩瓷的正式名稱，乾隆朝《活計檔》、《陳設檔》多作“磁胎洋彩”。根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廖寶秀女史的研究認為，區分乾隆時期洋彩與琺琅彩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瓷器上題詩、印記的不同，前者多裝飾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文，後鈐代表皇帝身份的“乾”、“隆”，“乾隆宸翰”，“惟精惟一”等印璽；後者則是多擇隋、唐、宋、明人的詩句，後鈐與詩句內容相關的閒章。依據此論斷，再結合各式輔助花卉紋樣，皆使用了光影明暗技法的特點，可認定本品屬於乾隆朝御製之洋彩瓷器，這與清宮舊藏同類洋彩器皿的氣息一致，風格相同。

有清一代，在御瓷上運用當今皇帝御製詩文裝飾始於乾隆朝，這一瓷藝的創新是由榷陶官唐英承命完成並將之發展成為一代瓷苑珍品。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案》記載，乾隆御窯第一次燒造御題詩文器皿為乾隆七年。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唐英在從景德鎮回九江關的途中接到乾隆諭旨一道：“奉御旨，將御製詩一首，交唐英燒造在轎瓶上用，其字並寶璽酌量收小，其安詩地方並花樣亦酌量燒造。”

於是，唐英即回廠署，率領御窯廠眾能工巧匠，經過奮戰十七天之後，第一批御製詩文轎瓶遂成，其“字分四體，與瓶式配合，以避雷同”。唐英在奏摺中雲：“御製詩箋暫留窯廠收貯，以便奴才於來年春到了開工時，另酌變款式再製轎瓶幾件。”乾隆皇帝對此十分滿意，在奏摺上硃批：“所辦甚好，知道了。”

此後，唐英督燒的御製詩文器皿不僅限於壁瓶一種，而是日趨豐富，風格多樣，形成乾隆早期流行御製詩文裝飾官窯瓷器的風尚。其中裝飾贊詠名花御製詩文的器皿雖然燒造數量不多，但風格特殊，尤為引人矚目，其裝飾特色可分“一器多花多詩”和“一器一花一詩”兩類。後一類主題突出鮮明，將弘曆贊詠物件與詩文融匯得更為緊密，裝飾效果自然佳妙，例如詠菊花者，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詩句菊花玉梅瓶一對】（典藏號：故瓷17913、17914），詠碧桃者，則對應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乾隆九年 磁胎洋彩汝釉碧桃詩意雙陸瓶一對】（典藏號：故瓷17498、17497），當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清宮舊藏【乾隆 磁胎洋彩詩意花卉紋牙籤筒八件】，一側分別繪出芍藥、杏花、牽牛花、虞美人、李花、山丹、秋海棠、菊花等八種名花，另一側則為乾隆皇帝為之所寫的贊詠詩文，其詩文皆出自乾隆御題鄒一桂《花卉冊》十二首之中。

該拍品屬於“一器一花一詩”式樣的御製器皿，其讚頌物件為芍藥花。芍藥是我國最古老的花卉之一，其花嫵媚多姿，芳香馥郁，因而與牡丹並稱花中二絕，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又被稱為“五月花神”。揚州栽培芍藥歷史悠久，其始於隋唐，盛於宋朝，紅極一時，與牡丹齊名，有“洛陽牡丹，廣陵芍藥”之說，蘇東坡曾贊“揚州芍藥為天下之冠”。宋人王觀撰《揚州芍藥譜》一書主要記述揚州芍藥的種類、栽培與欣賞。

清代康乾時期，揚州芍藥的再度繁榮。從《揚州畫舫錄》中看，乾隆之際揚州北郊自茱萸灣至大明寺，以及湖上特別是筱園一帶，每年暮春，芍藥盛開，花似錦繡，吸引各地文人墨客前來觀賞，為江南一大景觀。故乾隆皇帝在御題鄒一桂《花卉冊》十二首之“詠芍藥”詩中謂之“第一揚州種色殊”。

《戲題階前芍藥》

【唐】柳宗元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

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芍藥》

【唐】王貞白 芍藥

芍藥承春寵，何曾羨牡丹。麥秋能幾日，穀雨只微寒。

妒態風頻起，嬌妝露欲殘。芙蓉浣紗伴，長恨隔波瀾。

乾隆皇帝對芍藥喜愛尤甚，在童年的記憶中已經深深烙下美好的印象。清宮舊藏《胤禛觀花行樂圖》描繪胤禛帶著年幼的弘曆端坐在園中觀賞，極目之處皆是妍放的芍藥，色彩繽紛，醉人心扉。（圖一）乾隆後期，瀋陽盛京修建文溯閣，弘曆專門在閣中園區設芍藥圃、梧桐院等，作為他“東巡”時的讀書之所，如此設計，可推知弘曆對芍藥相伴讀書必定深覺愜意。正因為芍藥如此妍美和予人醉心，讓詩情四溢的弘曆不禁吟出一首首讚歌。

乾隆御窯裝飾所使用弘曆本人的詩文，既來自弘曆登基以後所寫的御製詩，還包括弘曆身為皇子時期的作品，即是其詩作分別來源於《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和《御製樂善堂全集》。在唐英榷陶時期，御瓷所用詩文大多出自乾隆二年刊本的《御製樂善堂全集》。《御製樂善堂全集》是弘曆居藩期間詩文作品的結集，乾隆二年（1737）奉諭旨由武英殿雕梓發行的，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輕皇子弘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閒適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著正統儒家的教條和理念。全書凡四十四卷，是刊行於世《御製樂善堂全集》的第一個正式版本（初刊本）。

根據乾隆朝內務府活計檔案記載，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曾對造辦處下旨：“總管王常貴交御製詩四套。傳旨：著賞唐英，嗣後燒造磁器，應用詩之處即用此詩撿選燒造，不必用《樂善堂》詩文。欽此。”

由此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官窯上的御製詩主要來源於乾隆二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十七年之後則改為以乾隆皇帝登基後所作的詩文為主。這前後的變化，在現存的御製詩文瓷器中皆得以印證。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是乾隆皇帝對於年少時的部分詩作不甚滿意。六年之後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降旨收繳改訂《樂善堂全集》，謂之：“今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

同年修訂工作完成，命為《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較之《全集》，存者十之五六雲”，即是定本比初刊本減少接近一半的內容，刪去甚多。正基於此變故，目前清宮現存一些乾隆御瓷上的御製詩文在乾隆二十三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中不見著錄。

例如清宮舊藏【清乾隆 粉彩御題詩四季花卉瓶】（圖二），採用“一器多花多詩”的形式，分別繪製牡丹、荷花、芍藥、梅花四種花卉，並配以四首御製詩，見北京故宮博物院、澳門藝術博物館著《鬥色爭妍——故宮藏清代御窯瓷器精品集》彩版87，頁224、227。其中詠牡丹、荷花的詩文在乾隆二十三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找到記載，但是詠芍藥、梅花的詩文則無載。

照前所述，【清乾隆 粉彩御題詩四季花卉瓶】是使用“樂善堂詩文”的瓷器，其燒製時間應在乾隆十七年以前，詩文所依據是乾隆二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初刊本。既然證實詠牡丹、荷花詩文是“樂善堂詩文”，那麼詠芍藥、梅花的詩文也應一體相同，由此可認定，此瓶四首詩原本皆出自乾隆二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只是在乾隆二十三年修訂將詠芍藥、梅花二詩從中刪去。

本拍品所寫之詩文與【清乾隆 粉彩御題詩四季花卉瓶】“詠芍藥”詩文同為一首，隸書風格相同，收錄於乾隆二年本《御製樂善堂全集》中，藉此亦可判定本拍品燒造的燒造時間應在乾隆十七年以前。

雍乾時期，清宮燒製高階御瓷，在將木樣或畫樣送至御窯廠以前需要歷經繁複嚴格的程式，皇帝本人往往在其中充當重要的主導角色，對於造型、紋飾、款識等設計無不加以具體的指導和定奪，處處體現皇帝本身的審美要求，這一點在本拍品的繪畫和書法二項表現尤甚。

本拍品所繪芍藥，風姿妍美，所依粉本必定出自名家之手。前述提及清宮舊藏多件洋彩御瓷所繪的名花紋飾，皆摹自鄒一桂的畫作。弘曆對鄒氏頗為賞識，喜愛鄒氏的精緻畫風，在登基以前即曾多次賦詩讚詠鄒氏的佳作。因此，本拍品所繪芍藥的粉本應是鄒一桂奉承諭旨精繪而成。鄒一桂（1688—1772）畫家、詩人，江蘇無錫人，清雍正五年（1727）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鄒氏是惲壽平之婿，得其真傳，尤擅工筆花卉，清潤秀逸，工緻而雅麗，窮神而達化。所畫《百花圖卷》，各系一詩，進呈後，弘曆也題了絕句百首，因得一時之榮。

本拍品所書隸體詩文，結體寬博深穩，運筆酣暢圓潤，筆力勁健凝練於內，字字皆可以玩味，不愧書家之筆。乾隆朝弘曆對大臣于敏中、梁國治二人書法尤為喜歡，此二人時常承命在書畫作品上恭題詩句，以隸書最為擅長，以致目前所見清宮舊藏的許多玉器、木雕、琺琅作品皆留有其書法。參照同類，本品所摹寫之隸書似應出自於敏中之手。於氏，為清乾隆二年（1737年）丁已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書華嚴、楞嚴兩經。後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正總裁，文華殿大學士。

由此可知，清宮在燒造此類洋彩御瓷之前，先由乾隆皇帝自己欽選御製詩文，內務府承命循例出具畫樣，遂命鄒氏繪芍藥畫稿，於氏寫隸體御製詩文，再交付唐英督理的御窯廠畫師臨摹而成。

裝飾贊詠名花的御製詩文瓷器，存世罕見，其中採取“一器一花一詩”形式，在紋飾、詩文佈局、印章與本拍品類近者只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乾隆 洋彩菊石御題詩文燈籠尊】（圖三），一面繪叢石中群菊怒放，一面留空處隸書乾隆皇帝詠菊詩文，後署行書“乾隆御題”，鈐“乾”、“隆”白朱文二章，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瓷器卷·清代》頁79，圖41。而贊詠物件相同者唯見前述清宮舊藏【清乾隆 磁胎洋彩詩意芍藥紋牙籤筒】（圖四），僅此一例，如此視之，可鑑本拍品之珍罕可貴。另外，作為本拍品宮廷尊貴身份象徵——“乾”、“隆”一朱一白四方篆章，既獨立使用於一件器皿之上，亦可與弘曆的其它閒章聯署。獨立使用的例項以壁瓶最為流行，除此之外，與本品類似的陳設琢器目前所知不過三例。篆章雖小，卻最見人文意蘊，不可或缺，如何鈐署，絕非隨意而為，必經弘曆本人精心思量。由鈐章一處亦可窺知本拍品的珍稀性與特殊性。

本拍品將乾隆皇帝的詩情與宮廷書法、繪畫藝術融冶為一體，藉瓷器為載體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它不但寄託了乾隆皇帝對芍藥的無限情緣，亦匯合了詩畫之妙與書印之美，令文人之雅臻於無窮之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