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長安城有沒有郭區？

安邑生2017-11-08 10:41:43

謝邀。

這個問題許宏《大都無城》寫的很清楚了，複製相關一段文字說明：

位於現西安市西北郊的漢長安城，是西漢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66］，據新的測繪結果，其城垣圈圍起的面積近34。4平方公里［67］。該城址究竟是內城還是外郭？抑或屬於“非城郭制”城市？學術界莫衷一是。針對漢長安城發現以來的主流觀點——30多平方公里的城址就是漢長安城的外郭城，楊寬認為其“很明顯的屬於宮城（即內城）的性質”，“長安城內，主要是皇宮、官署、附屬機構以及達官貴人、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裡’所佔的面積是不大的”［68］。對此，主持長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劉慶柱則認為“確認漢長安城為宮城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宮城是圍繞皇宮（或王宮）修築的城”［69］。

二者對宮城概念的不同解釋，差異在於楊寬取的是廣義，而劉慶柱取的是狹義，已如前述。其實，內城、小城、宮城本不易做明確的劃分。由前引劉慶柱論及“鄭州商城已發現的內城可理解為‘小城’或‘宮城’”［70］，可知小城、內城、宮城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通用的。《漢長安城》一書［71］的章節和附圖，就包括城外的禮制建築、離宮和苑囿，甚至漢長安城附近的諸陵邑。可見即便堅持認為漢長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學者，也不否認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屬於漢長安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楊寬認為，“整個長安都城，應該包括內城和外郭”。張衡《西京賦》中描繪的長安“所謂‘經城洫，營郭郛’，說明當年經營的長安，不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72]。具體而言，“長安城外存在著較大的郭區，其中北郭和東郭面積較大”[73]。論及先秦至漢代的郭區，楊寬認為“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連結，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來流行的辦法。兼用遭運的河流作為外郭的屏障，是西漢長安所開創的辦法”[74]。而不認同漢長安城有“大郭”的劉慶柱也承認，“西漢中期，漢武帝修築漕渠……形成了漢長安城以東的一條屏障，西漢中期以後，人們也就把這條渠與宣平門以東的祖道交匯處稱為‘東郭門’（即東都門）”[75]。可見在東郭門的存在、時人習慣於把長安城和漕渠之間視為“東郭”的問題上，二者的觀點已大致趨同。

或許，漢長安城的城郭佈局和人們的認同，有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首先，高祖定都長安初期並無城垣，與咸陽相似。惠帝築城時，整個都城是否是先以城池為郭，據新近的分析，城內宮室建築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6］。及至武帝時國力強盛，人口劇增，遂“以城中為小”（《漢書·東方朔傳》），又在城外興築建章宮、擴充套件上林苑等，城外的居民活動漸多，

時人遂以渭河和漕渠為郭。有學者推測長安城“橫門外夾橫橋大道的市，當屬漢朝臻於極盛時，長安城內工商業高度發展，為城市佈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產物”[77]。而據考古發現，覆盎門外文景帝至新莽時期的墓葬區，也“很可能是整個長安規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78]。

如是，可以認為漢長安城的“郭”有一個擴大的過程，且從延續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轉變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進一步彰顯出巍巍帝都的氣勢。

漢長安城外的考古發現，也支援這一推想。據《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的統計，

在漢長安城北的廚城門外發現唐家村製陶作坊遺址（有夯土牆），城東的清明門外分別發現了郭家村鑄錢遺址（發現窯址和大量錢範）、劉家村錢範窖藏（發現“五銖”錢模）[79]。說明城外以北以東區域，並非像以往認為的那樣均為墓地[80]，甚至分佈有較重要的遺存。

至於漢長安城的“一百六十閭里”究竟是相當一部分分佈於城外，還是均位於城內北部，在持不同意見的學者間爭議更大［81］，有待於進一步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如果再放開視野，可知漢王朝繼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內史”為“三輔”；又在京畿地區建置陵邑（《漢書·地理志》），這些陵邑也是西漢京師行政區和經濟區的組成部分。關於西漢長安居民的分佈問題，王子今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西漢長安城內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就當時的居住習慣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間顯然過於狹小。然而透過‘鄉’的設定，推想有部分長安戶籍資料統計的民眾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長安作為大都市其諸多其它功能的實現，有諸陵邑的補充。西漢長安周圍的諸陵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長安的衛星城

”［82］。

與長安城外是否有郭區相關的是長安諸市的具體位置。多有學者推斷漢長安城的市或均位於城外郭中，或至少有一部分在城外［83］。即便不認可漢長安城外有郭區的學者，也不否認從文獻上看，“城郊附近還有不少市，如便橋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裡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長安太學附近的會市等等”［84］。市的存在，進一步旁證了京郊居民區的存在。

以上文字可見他的博文：

大都無城——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態_考古人許宏_新浪部落格

總而言之，漢長安城內僅有東北一隅可供平民居住，顯然過於狹小，因此34平方公里的斗城基本可視同於宮城。當時人也把渭河、漕渠看做外郭城的邊界。此外，長安城周邊的陵邑也有著衛星城的作用。

蘇格拉底沒吃藥2017-11-09 22:49:32

。。。。生活在遺址旁邊的人—我。。這樣說。。有一部份的人說他們之前是住在裡面的。。但是佔很小一部分。。。大多數都是在遺址外的。。。

長安星雲2017-11-20 09:18:19

存在 城內主要是宮殿 廟堂，而具記載有大量人口在長安城，當主要聚集在外郭內，只不過現在考古沒有探明

GolgothaFunPark2019-11-01 23:42:35

個人觀點，我覺得居住區不僅侷限於東北一隅，而是雜處於朝廷、市場、宮衙之間，當時的閭里制並不成熟，閭里做不到像唐長安那樣的棋盤式規劃，而是分散佈置在整個都城內部。當然，都城內部論人數肯定是比不上週圍的陵邑的

Thutmose2021-03-06 21:49:06

管目前勘探出來的長安城牆叫做宮城或者內城肯定是不對的。雖然長安城人口的分佈沒有止步於城牆以內，但其實這種城市規劃方式沒有什麼特別，談不上把長安城牆神話成宮城，再用渭水和其他自然地理標識當作“長安城的外郭”，這其實還是不理解秦漢時期城市功能和性質的結果。

秦漢時期沒有近代意義上都市，都市圈的概念，拿現代工商業都市去套那個時期的城市佈局，肯定會創造出很多帶有誤導性的概念。《漢書·地理志》所載長安“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是一個純粹的行政區劃的概念，不可能按照現代對市區-郊區-都會圈的定義加以解釋。

這24萬人口，是長安作為縣級行政區治下的在籍人口，至於這些民戶是否圍繞長安城牆緊密居住，這完全未必。

當然從戶數和人口的比例來看，長安的確存在大量的戶口隱匿或是不納入普通編戶的人口，西漢末年的實際人口數量可能達到三十餘萬甚至四十萬以上。

長安城在西漢有二重性質，一是天子居所，帝國首都，二是長安縣行政中心。作為帝國首都的性質表現在城牆內外大量的宮殿建築和長安周邊的離宮苑囿以及拱衛長安的諸陵邑。但作為長安縣的行政中心，長安治民的方式也離不開縣治-鄉治-裡治的層級結構。也就是說，長安城牆本質上是長安縣治，

但由於這一時期縣治的經濟功能不強，人口是沒有理由緊密圍繞在城牆一帶的，長安的鄉里組織完全可以分散在長安縣治與周邊縣治奉明，南陵，杜陵之間的地理範圍內。

換句話說，城和縣是兩個概念，城是政治軍事中心，縣是行政區劃。長安城作為城其政治功能遠強於經濟功能，這就是為什麼城牆以內民居區域如此狹小——因為“城”的修築和空間規劃是統治者根據政治需要確定的，漢朝皇帝不會因為城牆內沒有居民的活動空間而擴大城址面積。我不太認可許宏在《大都無城》一書裡做出的一些論證，因為很多論證顯然最後還是為他提出的模型服務，比如把長安城牆說成“宮城”，將長安城周邊的地區形容成“郭區”，繼而得出長安城符合“大都無城”模式的結論。

實際上宮和城都是春秋戰國時已經定型的概念，並且明確對應不同的城牆建築形式。宮的城牆最薄，秦咸陽宮城夯土基礎只有5米左右寬，但漢長安城牆的厚度達到16米，完全不是宮城所能相比，具有很強的軍事防禦性質，

與其可以相比的諸如齊臨淄大北城城牆，或者武陽燕下都東城城牆，都是所探查到的城牆建築最外重，如果管長安城牆叫做宮城，那麼其他城市的城牆自然也都是宮城，這樣的概念又有什麼意義呢？

郭這個概念本身問題也很大。“築城以衛君，築郭以衛民”的解釋最早出自東漢時期的《吳越春秋》，表達部分城牆外還有附加的防禦性建築，但這種超出政治中心的“城”以外的建築形式是在較晚的時期才確立的。在隋唐時期營建大興-唐長安時才出現了完整的宮城-內城-外郭形制，最早也就只能追溯到北魏洛陽城。東漢的洛陽城，都沒有出現郭這個第三重城垣的概念。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周-漢代的城市，都不符合後來的三重城垣制，宮城+城牆才是最標準的設定，戰國時期各國營建的都城，西漢長安，東漢洛陽都如出一轍，那麼用後代才確立的“郭”制來解釋所有超出城牆邊界的居民區是不合適的。

所以將長安縣治範圍內有大量人口活動的地區全都稱為“郭區”，不符合這一時期城的實際規劃方式，有牽強附會之嫌。城外就是城外，

秦漢時代城牆以內的縣治本來起到的作用就很有限，民戶以鄉和閭里的方式分佈在行政區範圍內的各個中小型定居點是完全可能的

，用現代概念去追索什麼“長安城的外延”，“都會圈”，都是用現代工商業城市的結構去理解漢代城-縣關係。漢代的城就是城，止於城牆，縣就是縣，政治中心是縣城，但縣治人口不需要住在城裡，也不會產生什麼城市的外延，長安也不例外。

那麼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學者會糾結於長安城郭的問題呢？個人愚見認為很多考古工作者還是繞不開精英主義視角去解釋問題。潛意識裡覺得城牆=城市，就算沒有發現城牆，也要定義一個郭區的概念來滿足自己對於古代城市的設想。但事實已經證明，

當時城牆的設定，完全是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本質上是國家權力的象徵，而不反應實際的社會經濟發展。探討長安的聚落結構，根本用不著“郭”這個概念。

如果未來的考古發掘能夠多把視角集中在普通民居，生活建築，中小型聚落之上，我們就能跳出先入而主用，用精英建築的範圍去衡量整個漢代社會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