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研究是不是陷入了一種“可能性”陷阱？

古文字研究屬於什麼系

近些年，古文字新材料多得讓人有些焦慮，一會兒發現這個器，一會兒出版那個簡。（腦補將會出版的安大簡、海昏侯簡……）學術界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就好像你正在追的幾部美劇同時從第一集更新到了季終，卻又沒有完結一樣。

材料的擴張，客觀上推動了隊伍的擴張，又進一步促進了成果的擴張。然而在論文滿天飛的時代，古文字研究受材料和手段的限制，在定量乃至定性研究方面仍存在較多缺陷。

最明顯的就是古文字考釋。古文字考釋類似偵探斷案，要從罪案現場尋找蛛絲馬跡，儘可能還原案發時的真實狀況，然後確定若干嫌疑人，最後找出犯罪分子。但由於語言和文字系統的複雜性，“嫌犯”好定，“罪犯”難決。因此我們發現，現在的古文字考釋在行文過程中越來越多出現如下表達：“a可能就是A”“A可能/或可讀為B”“不能排除a釋為A的可能性”……有時候，研究者心中有一個“罪犯”人選，但苦於證據不足，就輾轉系聯，非要給他找出一個“罪名成立”的理由。

比如要說A字和Z字通假，在古音有隔閡的情況下會出現這樣一種表述：

儘管A的聲/韻（暫且簡稱“a聲/韻”）和Z的聲/韻（暫且簡稱“z聲/韻”）相隔略遠，但也不是沒有相通的例證，如在文獻中a聲/韻有和b聲/韻相通的情況，b聲/韻有和c聲/韻相通的情況，c聲/韻有和d聲/韻相通的情況……而y聲/韻有和z聲/韻相通的情況，所以a聲/韻和z聲/韻是有可能相通的，所以A和Z是可以通假的……

……ORZ……

其實，這也不全是研究者的鍋。畢竟古文字本身無法證明自己是誰，我們的研究只能是基於某些已知條件的推論，畢竟“山川若能言，地師食無所。肺腑若能語，醫師面如土”。而且就目前而言，先秦材料還是遠遠不足的，所謂“文獻不足徵”，方法上也無法苛求像做後世歷史考據那樣嚴謹。能在僅有的限制條件下做出合理分析（解釋的合理性）或許是當下偏左但也不壞的選擇。只是這推論的限度究竟在哪，似乎學術界還沒有給出較明確的界定。以漢語、漢字之博大精深，要系聯出幾個“嫌犯”其實毫不費力，客觀上也確有許多“罪犯”被繩之以法，但“錯殺無辜”的情況恐怕也是不少見的。

隨著古文字研究水平不斷提高，學者們往往感慨，現在的古文字考釋已擺脫當年“射覆”式的猜謎遊戲，而有了較為可靠的研究條例，形成了科學的理論體系。但筆者有時會胡思亂想：古文字研究究竟是擺脫了“射覆”，還是“射覆”水平提高了呢？

回顧一下於省吾那一代的文章和現在陳劍這一代的文章，有些地方確實改善了一些。但客觀地說，就目前的學科發展水平看，要說古文字研究已完全擺脫“射覆”，筆者是持保留意見的。

將來要把古文字研究向更為科學的研究方式上推進，恐怕還是要從量化的角度去努力，而儘量放棄論證材料的舉例式呈現或論證過程的主觀性推測。例如古文字考釋中涉及到偏旁的通用、聲音的通假，都應該在已有的文獻和研究成果中總結出量化標準，有則有，無則無，多則多信，少則存疑。量化手段的使用可能無法徹底解決古文字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在人文科學研究中都是較普遍存在的），但借用卡爾·波普的話說：“我可能錯，你可能對，經過一番努力，我們可能離真理更近一步。”關鍵在於，學術界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種學術正規化的轉型。

附記

：此文原作者為 “阿薩姆” 。由於其不常玩知乎，故由我來代發。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請各位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此文章。圖文無關，文章頭圖源於網路。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