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過度時期 第一節中國文明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時期，是奴隸社會逐步瓦解時期。這一時期，周王室衰微，先後有五個國家稱霸，到了前546年左右，黃河流域的爭霸基本結束，共有七國稱雄，戰國時期正式開始。

隨著的兼併戰爭使得諸侯變少，勝出者疆域變大，人口變多了，財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財富，現在都集中在了少數幾個諸侯手裡。天下從成百上千個小諸侯國整合為十多個大實體國家，原本的戰略緩衝空間不復存在，各個大國在生存空間方面都面臨殘酷的壓力，不得不面對直接被吞併的危險。資源的集中也使得各國間的戰爭規模，戰爭烈度也急劇上升。彼此間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多因素的衝突、交織與滲透，提供了文化重組的機會。於此同時，競相爭霸的諸侯列國，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而如何謀求在殘酷競爭中生存下來，是各國最重視的問題，富國強兵成了各國決策層的首要考量目標，各國不僅大量網羅人才，同時也在極力尋求變法良策。這也為“百家爭鳴”提供了條件。

雖然各國競爭激烈而殘酷，卻也在這樣的環境下，使得學術環境寬鬆活潑，而不受到貴族階級統治思想的排擠和束縛。這也將原本屬於貴族最底層計程車階層從沉重的宗法制羈絆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使士階層有可能進行獨立的、富於創造性的文化活動，而諸侯國對人才的渴求，更助長了士階層的聲勢，並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

士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原來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階層，士階層分為兩種：武士和文士，武士出力文士出智，但兩者在精神上有同樣的追求目標，一樣遵循智信仁義，對於自身的尊嚴與道德要求很高，有自身的骨氣，而“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等名言便是出自於該時期。而這些行為也是士階層追求自身價值理念的準則，這種價值基礎不是建立在貴族階級的優越感上，而是以尊嚴、骨氣、道德、行俠仗義等精神理念為自身價值的行為基準。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客義士正是士階層的一部分，他們行俠仗義，打抱不平。他們私下也從事為他人的復仇活動。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

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階層以上的貴族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階層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各貴族為鞏固地位，設法招士階層以張聲勢，很多士階層便投靠到他們那裡，而另一部分士階層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這個時期處於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新舊貴族階級之間，貴族與平民階級之間的鬥爭複雜而又激烈。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計程車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這些思想或發自情感地，或是理智地反映了對那個時代人們共同的痛苦而憂慮的體驗。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促進文化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百家爭鳴的主要學派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

儒家崇奉孔子學說。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主體思想的流派，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透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六行、六藝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儒家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而儒家能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並最終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其原因在於，其創立者孔子提出了“君子”這一理念，孔子出生於一個傳統崩壞的社會。他意欲恢復那面臨被遺棄之危，而又彌足珍貴的傳統制度，於是他用探討的精神進行著中國文化上的改革，其方式主要是對某些價值觀、習慣、準則和行為規範等文化內容進行重新闡釋。例如什麼是道德，真正的道德不是追隨非禮儀的國家；道德是發掘仁。只有當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國民以仁慈相待，各盡本分，就象傳統家族中以親情相待，依其相互血緣關係所表現的那樣，他們才算是正確地遵循了道德。同時，他把”君子“一詞的涵義，從”一位貴族的兒子“這一家系血統意義上的貴族，詮釋為一個品行達到了貴族標準的人，才能是真正意義上的貴族這一標準。這一解釋並不是對過去的涵義的恢復，而是引進了一種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舉，賦予了中國社會一種新的思想。其理念隨著時間的發展，變成了對社會上有能之士的認可，而非以權勢，階級，血緣關係來定義貴族階級的價值理念，這種理念也創造了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所完全不同的貴族階級體系，是士階層文化理念的昇華，也是士階層價值理念的勝利，而非貴族領主的價值理念的勝利，它的意義在於，其領導了中國文明的貴族價值理念核心，使得社會主流貴族價值偏離了貴族領主式的價值理念，者也造成了其與其他文明貴族理念上顯得如此不同，而這在以家為核心理念的文明中，這種改變卻比其他文明還要艱難。

法家，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他們認為貴族的存在已不合時宜，要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予以清除；一切利益都應該是為戰國君主的目的服務，即為這些君主擴大自己權力服務，對法家說來，”法“等於君主的命令。他們認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權力，對臣民和貴族強制推行他的命令。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滿。同時，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惡的，專制政體應當改進這種自然狀態，所以人民群眾被強迫從事生產勞動，而商人和學者則看作是些可有可無或多餘的人，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詳細的規定。在當時的環境下，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為所有戰國政府實際上推行的哲學，法家的這些原則為秦統治者所採納時，其效能被最大限度的顯示了出來。秦統治者利用這些原則開始征服其他諸侯，這也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然後他們又用一慣無情的手段將嚴密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不過，其結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引起了一個反作用，使帝國在其創立者沒幾年就被推翻。這這使的法家學說信譽掃地。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部分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貢獻，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儒家，它廢除了大貴族階層，使得中國們建立其他文明不可能建立的中央集權制，以及為以後的依法治國提供了理論依據。

道家是中國的原生宗教道教產生的，其主張與自然合一，道家強調凡事均無須強求，應順應自然，達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脫，只求逍遙及心靈上的自然開放。正是這種心態使得道家所追求的理念是避世的，而它卻區別於其他文明中的避世，其他文明是的避世，是追求苦修，以痛苦求得內心的平靜。而道家則以平靜自然求得逍遙快樂的心境為主，這使得道家在實踐中的必然是徹底的放任主義。道家更多的是作為反對中國文明中的主流價值的文化主體，反對追求名利，宗法制，中央集權制度，繁雜的禮儀等，認為正是因為這些東西，社會才會變得如此殘酷和痛苦，它公開批評了戰國時代爭鳴的其他哲學派別的各種論點，這也造成它對社會所提出的理念是不負責任的。其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天下才能和平安定。國家治理應順應自然，不要有過多政策的干預，使的民眾自行發展安居樂業。在漢朝初期，剛經歷戰爭使民生困苦，於是實行道家的無為而治，使得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後來則以儒家為主。而道家最終追求的理念是隻有遺棄文明，恢復到遠古時期的小國寡民逍遙自在的生活方式才行，這也正是其理念在中國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處於一個極尷尬的位置上，它一直被中國文明的主流價值所排斥，同時它又是中國的原生宗教，使得其具有中國文明載體的屬性，包含了中國文明價值理念的核心和古老的智慧，最終造成它在中國文明的發展中沒有被毀滅卻一直處於被忽視的境地中。

墨家，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與人之間不相愛。其實大多數中國哲學流派的思索，都集中於人類事務的社會政治的階段上，即社會階級中利益分配的問題，即不能太理想化，又不能太過專制，所有的派別都含蓄地同意，貴族血統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繼續成為任官的條件，儘管這一點並不總是明確的。但儒家與法家的爭論點是選擇職官的條件是什麼，而墨家和道家沒有參與這一爭論，因為他們對於中國現存的兩種主要社會制度，即國家和家族的價值體系提出了疑問，他們對以政府權威和以家長權威的合法性，發起了挑戰。即對原始社會中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的提出了挑戰，想顛覆這種制度，認為宗法制有著十分明顯的危害性，墨子對宗法制下貴族不平等佔有制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墨子認為，天下是最先有人，然後有國的。最開始，所有的人都是平民百姓，處於無政府狀態。無國家權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權利。但這個“無政府狀態”是非常混亂的。因為一個人有一種正義，10個人有10種正義，100個人就有100種正義，1000個人就有1000種正義。無數個人，就有無數個正義。人人都以自己的正義為正義，而將別人的正義視為無理。甚至於“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手握武器的人，無不說代表正義，但人人以自己的正義一統江湖，則只剩暴虐屠戮，並無正義，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必須結束這個無政府狀態，必須“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

墨子深刻洞悉人性的弱點與權力的誘惑，毫無隱晦地指出這一點，並且進一步提出要剝奪君王和貴族的階級特權，墨子認為，對於人類同胞的愛應是平等的和沒有等級差別的。孟子則反駁，普遍的愛是不切實際的；墨子堅持除了兼愛沒有什麼能達到道德上的滿足，等於廢棄了社會上實際可行的孝順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誠的美德。實際上，墨子與道家一起，以拒絕權威的方式反對儒家的學說，與法家一起，以拒絕傳統的方式反對儒家。墨子與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傳統，而不是以強權取代傳統。墨子與道家不同，他感到應該彼此相愛，並對他們負責。其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並且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透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這些理念是平等主義和尊重個人價值的萌芽，同時由於其提出的觀念太過理想化，也使得後期沒有太大發展。

名家提倡循名責實為學說，戰國期間，局勢動盪、混亂。很多禮法名存實亡。名家由此崛起，強調事物應該名乎其實，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確的軌道，名家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邏輯學。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其創立者為公孫龍，他的辯論主要是語言的自身所展開，離開了具體、經驗的事物辯論。其善為同異之辯，達巔峰的境界，其主要辯論有：白馬論、指物論、堅白論、名實論等。

陰陽家在自然觀上，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在歷史觀上，則把《尚書》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執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其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在政治倫理上，陰陽家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理論上包含若干天文、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是對中國天文地理研究的總結性理論。

縱橫家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六國結盟為南北向的聯合，故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向的聯合，故稱連橫。所謂縱橫家，指鼓吹合縱或連橫，兩種不同外交策略的人物。

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採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相容幷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

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並耕，此可說是一個很大的平等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家學者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是亂上下之序。因農家書多為農業技術，而非學理，其最高之理想君王與平民同耕，因此後期只在農業生產力發展上有建樹。

諸子百家時代，是中國文明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無論是探討制度，人性，平等理念都有突出的成就，其表現為在階級制度上的穩定性，即非走進專制主義的泥潭，同時也確定了貴族價值的方向和理念，它們之間的爭論，反映了戰國時代情感的扭曲和對於人性的激勵。他們在人性上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見解，對人性的沉思是這一時代的主旋律，這也使得這一時代充滿了人文關懷和智慧的光輝。

在這個時期，各國從這些學派思想中尋找改革出路，以求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而秦國則是所有諸侯國中首先採用法家學說的，同時也是變法最成功而徹底的諸侯國，這也為今後統一奠定了基礎，變法的主要內容有

1。廢除世卿世祿制度，根據功勞和能力選拔官吏，削弱貴族繼承特權，建立郡縣官僚制度。這侵犯了大貴族的利益，以至變法後期，商鞅被貴族車裂（五馬分屍），這也使得後期變法效果不顯著了。

2。獎勵軍功，禁止私鬥。獎勵軍功，凡是有軍功的，均可以得到賜爵、賜地、賜官的獎賞。殺得敵人甲士一人，並取得其首級的賜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庶子一人，可當五十石俸祿的官。

3。重農抑商 獎勵耕織

商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因棄本求末，或遊手好閒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商鞅還招募無地農民到秦國開荒。為鼓勵小農經濟，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而人殉的醜習也在國家的變法中被廢除。這些政策有利於增殖人口、徵發徭役和戶口稅，發展封建經濟。其理念對中國隨後的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使得商業一直排斥與社會主流外，同時這使得社會又能之士獲得了晉升機會，使得國家變得充滿戰鬥力。而秦朝所處的地理位置，本身有助於其獲得勝利，因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區難進易守。秦統治者可以進攻東面的其他國家而無後顧之憂。地處邊遠地區的位置也使秦軍隊由於經常要對蠻族作戰而處於戰備狀態。秦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佔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這大大地擴大了秦的地盤、增強了秦的力量，其統治者率先應用法家學說，將所有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憑藉上述這些有利條件，秦統治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屬地，秦王贏政在李斯、尉繚等人的協助下制定了“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策略。具體的措施是：籠絡燕齊，穩住魏楚，消滅韓趙；遠交近攻，逐個擊破。公元前262年秦國與趙國在長平之戰，秦將白起擊敗趙將趙括，並坑殺了四十萬趙國降卒，僅釋放240名年幼趙卒回國傳播恐怖。 造成各諸侯國人人自危，前230年，秦國征服韓國。秦滅韓後第二年，秦軍乘趙國遭受旱災之際，兵分兩路，南北合擊趙都邯鄲，滅趙國。五年後，秦國將領王賁率兵攻魏國，其依託大梁的城防工事死守，秦軍強攻毫無奏效，於是引黃河水灌入城內。三個月後，大梁城被水浸壞，魏王投降。同年秦王命老將王翦率60萬大軍伐楚，兩軍在陳相遇，王翦以逸待勞，按兵不動。 楚軍多次挑戰，秦軍亦不與交戰，項燕只好帶兵東歸，秦軍趁楚國撤退之時迅速出擊，並在蘄大敗楚軍，秦軍乘勝追擊，攻佔楚都壽春。隨後征服越、燕、齊三國。

統一全國後，秦始皇開始將早先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將廣闊的國土劃分為若干行政區，每一行政區都配備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並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員。他還解除了除他自己軍隊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裝；下令遷徙各國的舊貴族到首都，以便監視他們；把秦原來的衛戍部隊派到全國各地。此外，還透過絞一度量衡和貨幣來實行經濟集中化，從後來的歷史看，當時的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麼充分，卻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集團，引起了激烈的反對。就文人學士而言，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法家的學說和政策是他們最憎惡的。因此，始皇帝決定下令“焚書”，使文人學士喪失知識方面的靠山。於是，所有的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書，如醫學、農業和卜筮方面的書，給儲存了下來。但是，“焚書”計劃實際上失敗了，因為那些文人學土不惜冒一切風險把書藏起來，或者在交出之前將它們整本地背下來。後來，秦王朝覆滅之後，傳統文獻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於先前藏下的書和老人們的回憶而恢復原狀。不過，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時期所特有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國思想上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隨後，秦國在西北面，擊退了匈奴，為了防止他們捲土重來，還修築了世界聞名的長城。西起臨洮，東止遼東總長共5200多公里。為了完成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有100萬人為修築長城而死去，正是這種暴虐而殘酷的統治，在根除整個國家不同地域間的差異的同時，也應其殘暴性而只統治了短短15年的時間就被推翻了。

漢朝建國不久，漢武帝便召集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之士，親自策問古今治道。 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家禮儀和仁義來治理天下的思想，迎合漢武帝的皇權至上的宗法制度，有利於皇權對整個國家的統治，儒家藉助封建國家的政治權力獲取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顯赫地位，成為正統思想。

在漢朝建國初期，由於國力羸弱，經過與匈奴的幾次戰役後，不得不向匈奴採取進貢的政策，以獲得足夠的時間休養生息，強大國力。恢復國力後，漢朝在與北匈奴的戰爭中，以絕對的優勢取得了全面勝利，而與漢為敵的北匈奴，已無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逃竄。

秦朝統治雖然短暫，但從政治上卻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給中國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記。中國已由分封制的國家改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帝國，而中央集權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國文明所特有的政治制度，也是其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是指君主掌握國家最高權力，並透過軍政官僚機關管理、控制國家的政體。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中國的歷史上已確立了2200餘年的歷史，直到近代封建制度滅亡後，才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