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孝武帝的政治（下）
在廣陵城尚未被攻下之時，劉駿藉著王僧達遺言的名頭，誣陷顏竣與劉誕勾結，將其殺死。
及王僧達被誅，謂為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啟謝罪，並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為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闢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宋顏竣傳）
顏竣之死，表面上看是此前構陷王僧達的結果，本質上則與何偃死後顏竣失去制衡有關。當然，顏竣心懷怨望，也是其死亡的推動力。
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宋顏竣傳）
而顏竣死後，中樞朝廷權力出現了空缺，為了平衡勢力，劉駿引入了另一方勢力，也就是所謂的寒門恩幸。戴法興等人本是劉駿早年外鎮時的典籤，後來在大明二年何偃死後，劉駿著手給他們封爵，將他們引入朝中，作為另一股勢力。
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閒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閒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宋戴法興傳）
後來，戴法興等人的權力越來越大，時任吏部尚書的顧覬之也有如此的抱怨：
倖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宋顧覬之傳）
另一方面，大明四年，劉駿將此前在青州立功的顏師伯召回，填補中央的空缺，擔任吏部尚書。至此，朝廷中樞形成了恩幸與功臣的二重對立。
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宋顏師伯傳）
平衡了中樞權力後，劉駿進一步限制了宗王的權力。大明五年，劉休茂造反被殺。
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宋孝武帝紀）
藉著這件事，劉駿進一步降低了宗室的待遇。
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宋孝武帝紀）
義恭常慮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
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睹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實由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
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兇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捍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幹候貴王。器甲於私，為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奸。（宋劉義恭傳）
同時，隨著權力越來越大，劉駿暴躁刻薄的一面也逐漸顯現。
大明四年，此前因直言免職的周朗被殺。
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宋周朗傳）
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宋蔡興宗傳）
大明六年，同樣多次進諫的沈懷文下獄被殺。
丁未，輔國將軍、徵虜長史、廣陵太守沈懷文有罪，下獄死。（宋孝武帝紀）
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宋沈懷文傳）
而顏師伯卻扶搖直上，就算在右僕射任上搞出了大案，也受任如初，反而是依附他的謝莊、王曇生等人免職。
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併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棲、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棲、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宋顏師伯傳）
而在大明末年，隨著心腹劉延孫、劉秀之、朱修之等人的接連去世，劉駿大量使用自己年幼的兒子們擔任刺史，而大權實際上掌握在張岱、鄧琬之類的長史們手中。
另外，劉駿也很注意修史。早在登基初期，就命令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在何承天國史基礎上繼續修撰。到了大明六年，又命令徐爰繼續。
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宋徐爰傳）
徐爰因此提出起元的異議，最終以義熙元年為國史界斷。這正是繼續自我建構合法性的表現，與此前改王畿一脈相承。
上表曰：……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纂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幹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
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和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宋徐爰傳）
同樣是出於建構合法性目的的舉措，還包括大明三年的改郊祀、造五路、大明四年的立明堂。
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鬱、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宋禮志）
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宋禮志）
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宋張永傳）
另外，大明六年，祖沖之獻上新曆法，經過與戴法興的討論，最終在大明八年決定施行，可惜劉駿去世，才擱置下來。
時法興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衝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衝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歷。未及施用，而宮車晏駕也。（宋歷志）
劉駿死前命令劉義恭、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王玄謨輔政。
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鉅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宋劉義恭傳）
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宋柳元景傳）
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宋顏師伯傳）
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宋沈慶之傳）
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宋王玄謨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