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族群的形成：12-13世紀的羅馬人（Romaioi）

族群的形成：12-13世紀的羅馬人（Romaioi）

克里斯托斯·馬拉特斯（Christos Malatras）

最近在談到族群或國家身份的問題時，人們還是從兩個截然相反的角度來看待拜占庭帝國。由於在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1］）“希臘”（Hellen［2］）一詞被賦予了帶有貶義色彩的異教概念，所以雖然拜占庭人把他們自己當成是希臘人（Greeks），但他們要隱藏在“

Romaioi

［3］”這種帶有羅馬公民色彩的標籤之後。根據第二種觀點，由於拜占庭帝國的多族群特徵和基督教傳統，致使現今的史學家對拜占庭歷史上任何民族或是族群身份均表示否定。直到近來，像瑪格達裡諾（Magdalino）、比頓（Beaton）或是卡爾代利斯（Kaldellis）這樣的史學家才開始嘗試著挑戰這些主流觀點。

研究歷史資料中的專業術語是及其重要的。現今的社會學理論將族群定義為一種基於同一群體中的成員所遵守的共同文化特點的社群。族群是基於可見的文化差異構建出來的（例如服飾、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群體的凝聚力則建立在對安全界限的維護之上。通常來說，這些族群宣稱統一群體中的成員有共同的血統和一個集體稱謂。在12-13世紀的歷史文獻中，有三個術語用來表示我們所說的族群概念：

genos，ethnos

。和

phylon

［4］。這三個術語之間並無本質差別，它們可以與法蘭克人、義大利人、威尼斯人、突厥人［5］等術語互換。更為重要的是，這三個術語也可以用來表示拜占庭帝國境內的羅馬人（

Romaioi

）。因此，拜占庭人是

omophyloi

，

omoethneis

和

omogeneis

［6］

，

而其他人都是

allophyloi

，

alloethneis

，

allogeneis。

這也清楚地表明這些術語不能用於宗教共同體之上。當然我們還會遇到omopistoi， omophronoi或omodoxoi［7］這樣的術語。

接下來便產生一個問題：究竟誰才是羅馬人（

Romaios

）？乍一看，這個詞似有雙重含義。首先便是我們用羅馬人（

Romaios

）這樣的政治標籤來指涉整個拜占庭帝國、全體拜占庭人亦或是拜占庭軍隊。但是拜占庭軍隊中的非本土軍團只有在為“羅馬［8］”而戰時，他們才是羅馬人。

Romaios

一詞在這些情況下用來表示某一特定部門，因此約翰·金納莫斯（John Kinnamos）［9］才說，曼努埃爾·科穆寧皇帝（Manuel I）派遣一支包括阿蘭人［10］、日耳曼人和羅馬人（

Romaio

i）的軍隊去義大利作戰。

另外還有一些群體也被稱為羅馬人（

Romaios

），這對於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塞薩洛尼基以及愛琴海諸島中的說希臘語的民眾（Populace）來說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個詞同樣用來表示生活在像伊奧尼亞（Lkonion）這種被突厥人佔領區的基督教居民。

Romaioi

也用來表示文學典籍中的某些人群。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加布拉家族（Grabras）中的某位成員，他是突厥蘇丹的屬下，所以金納莫斯才說從族屬（race）上來講，這位加拉布家族的人是羅馬人（

Romaios

）但是他從小在突厥人中長大。有趣的是，拜占庭皇帝的很多臣民都不是所謂的羅馬人，他們大多是異族人（

allogeneis

），有時甚至是蠻族人（Barbarians［11］）；還有一個叫伊薩克（Isach）的人，他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同時還是曼努埃爾·科穆寧（Manuel Komnenos）皇帝的忠實追隨者；其它諸如像約翰·阿克索赫（John Axouch［12］）這種在約翰二世（John II Komnenos）皇帝時期的拜占庭貴族成員也是一位異族人，他在族屬上是波斯人［13］；軍隊指揮官普羅索奇（Prosouch）也是個波斯人，但他是以羅馬的方式的長大並且接受的也是羅馬式的教育。菲利普波利斯（Philipopolis）的指揮官瓦良格人伊凡科（Vlach Ivanko）意圖謀反時，據說他開始啟用更多的同族士兵（

omophyloi

）來擴充他的軍隊，與此同時他減少了他軍隊中的羅馬人（

Romaioi

）。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出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文學構建，還是被當時的人們所承認的事實。

羅馬人（

Romaioi

）有自己的地盤，而且這些地盤在整個帝國境內並不是毗連的。像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奇裡乞亞［14］這樣的省份，其待遇與羅馬人（

Romaioi

）的地盤並不一樣。而且，某些異教群體（

allogeneis populations

）也定居在羅馬人（

Romaioi

）、拉丁人、亞美尼亞人、瓦良吉人［15］、阿爾巴尼亞人［16］和保加利亞人等地盤上。

對拜占庭皇帝的不忠並不足以讓一些人被視為非羅馬人。正如上文提到的伊凡科是個瓦良吉人一樣，但是像其它諸如阿哥斯的利奧（Leo Sgouros in Argos）或是菲拉德爾菲亞的塞奧多爾（Theodoros Magkaphas in Philadelpheia）這樣的反叛者，卻是不折不扣的羅馬人（

Romaioi

）。同樣，信奉東正教也不足以使一個人成為拜占庭人。一些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便是最明顯的例子，這同樣適用於埃及正教徒，他們從埃及的希臘正教徒中分離出來的（指說希臘語的埃及民眾），當然也可以這也適用於整個像鮑格米派（Bogomils［17］）這樣的異端教派。甚至是否會講希臘語也不是成為一個拜占庭人的可靠標準。除了鮑格米派之外，在安娜·科穆寧的《阿列克塞傳》（

Alexiad of Anna Komnenοs

）中也有一些講希臘語的半蠻族（

κημνβάξβαξνη ἐιιελίδνληεο

）。據推測，這些人應是穆斯林，他們是異族通婚的產物，加之他們的身份以及對突厥人的支援，所以他們也並非羅馬人。成為東正教徒和會講希臘語這兩個特徵是拜占庭人和其它族群的主要界限，而這兩個特徵必須從呱呱墜地起就要獲得。正如約翰·伊塔洛斯（John Italos［18］）一樣，儘管他是皇帝的臣民且從出生時就是正教徒但他的母語是義大利語［19］，因此他是一個蠻族。毋庸置疑，說希臘語是成為希臘人的一個更為穩定的標準。所以當涉及到異族（

allogenes

）這個術語時，他通常也是

allophonos/alloglotos

（其它語言中的異族）的近義詞。

那麼拜占庭人會自稱是希臘人（Greeks）嗎？在12世紀的一些歷史文獻中，這個詞似乎指的正是拜占庭人。雖然其中大多數希臘人這樣的表達更像是一種文字遊戲且源於一種純粹的修辭語境，例如尼基塔斯（Niketas Choniates）就想知道那些在1184年洗劫塞薩洛尼基的諾曼人（Roman-hater ，κηζορρώκαηος）首領有多邪惡，以至於他們鄙視每一個希臘人（

Hellen

）［20］？

當今的一些研究人員指出，12世紀的拜占庭學者會運用所有這些希臘形式的修辭來區分自身，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希臘人自詡是古希臘先哲和作家的真正後裔，他們還認為這些蠻族人不僅包括生活在帝國之外的人，而且也包括帝國內部那些未受教育的希臘或半希臘民眾。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除了喬治·託尼克斯（George Tornikes）寫就的那些文獻之外，他還強調說相比於希臘人，他厭惡的是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蠻族倒是更喜歡填充行政職務的空缺。但並沒有證據了支援這個觀點，即這些“辭藻華麗擅長修辭的希臘人”就是學者。確實，所有玩弄希臘文化式的花言巧語都是這些學者，他們一定也把自己包括在其中，但並不是希臘教育使他們成為“一類”希臘人。

突然間一個催化事件爆發了：1204年4月，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這對拜占庭人來說是晴天霹靂。這次事件同時也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愛國情懷和一種希臘人的種族主義情緒（unprecedented patriotism， an ethnicism on part of the

Romaioi

）。現在強調所有的種族差異，有時會挑起敵對行動，有時還會形成忠誠。所以阿特羅波利斯（Akropolites）才會認為馬其頓北部的保加利亞人很快就轉變他們的效忠物件，把城市交給保加利亞統治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同樣梅爾尼克（Melnik，大概是希臘語的叫法以區別於保加利亞語的叫法）的拜占庭人基於約翰三世皇帝（John III Batatzes）是他們同族人（

homogeneis

）的理由，將該城移交給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編年史家便對拜占庭帝國境內希臘人的命運完全無視了（contempt for the fates of the

Romaioi

。［21］）。保加利亞國王卡洛顏（The king of Bulgaria Kalojan）大肆屠殺色雷斯地區，並獲得羅馬屠夫（Romaioktonos［22］）的稱號。阿特羅波利斯認為，拉丁人和保加利亞人這兩個種族與生俱來就憎惡拜占庭人（Romans），很多拜占庭作者也極力主張恢復原先羅馬帝國的疆域。

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可以確定首次提到希臘人（Greeks）的日期。“

Graikos

［23］

”

這個術語出現在尼基塔斯的歷史作品中，這些作品是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寫成的。所有涉及到

Graikos

的地方都可以指代拜占庭，但在拉丁語中，這個詞用來表示拉丁人所稱的拜占庭人。儘管

Graikos

在這種情況下指的是東正教徒，但我們有證據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和拉丁人的書信集中，拉丁人不僅將希臘人定義為

allodoxoi

，還定義為

allogeneis

［24］

。

“希臘”

（Hellen）

這個術語在12世紀用在一種相當具有修辭色彩的語境之中。在現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術語可以直接指代拜占庭人。在塞奧多爾·拉斯卡里斯二世皇帝（Theodore II Laskaris）的書信中，以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的尼基塔斯的歷史作品之中，“希臘”這個詞都很常見。確實，這一變化揭示出拜占庭學者們對其身份中的希臘成分日漸加深的依戀，但並不能得出希臘種族認同（Greek ethnic identity［25］）的結論，因為身份認同並不是一種統一的現象，學者們對此也表示懷疑。然而，我們可以弄清楚的是當表達希臘人的詞彙轉變成

Graikos或是Hellen

的時候，成為一個希臘人的本質特徵並未改變，它指的仍是同一個族群。

種族身份不僅是一個名字的問題或是自身如何區別於他者身份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涉及到自身如何搭建過去以及在何處追溯一個族群所聲稱的共同血統的問題。人們只要記得希臘民族身份在過去兩個世紀裡的種種冒險行為就夠了，這些（希臘民族主義者）偶爾會拒絕拜占庭的歷史或是增加它的重要性，甚至在20世紀初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出現之前，為了統一這兩群人而把阿爾巴尼亞人和古老的佩拉斯基人（Pelasgians［26］）聯絡起來的滑稽嘗試。

拜占庭的過去由三組成部分：古希臘遺產、基督教的遺產和古羅馬的遺產。拜占庭的文學作品引用的內容全部來自古希臘作家或是《聖經》，而且引用的例子也都來自《聖經》和古代希臘羅馬的名人。在所有拜占庭作家的作品中，這三個元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體現。因此舉例來說，贊楊牧師或在宗教宴席上發表的演講自然都充滿了《聖經》中的引用和範例（

exemplae

）。

考慮到將拜占庭人描述成“上帝選民”（God`s Chosen People，從種族到地區，

to ethnos to agion

）的修辭動機以及拜占庭編年史的內容和結構，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拜占庭的歷史不過是部上帝選民史。拜占庭的編年史往往從上帝創世開始寫起，並一直寫到編年史作者所處的年代［27］。（這些編年史）往往在開始時篇幅簡短，但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後篇幅逐漸增多並且隨著越來越接近作者的年代，編年史的篇幅繼續增加。猶太人的《聖經》歷史通常在奧古斯都之後被羅馬諸皇的歷史所繼承，而希臘史僅涉及與這兩個基本因素有關的事物。世界史的主題是諸帝國更迭史，而羅馬人的帝國是這些帝國中的最後一個［28］。在此，我們應該指出，編年史的文學體裁自其出現以來就是這種結構，拜占庭的作者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作者們可以成功把他們的計劃和偏好包括進去，例如佐那拉斯（Zonaras）在他的編年史中有很大的篇幅來書寫羅馬共和國（republican Rome）的歷史。此外，在我們的主題中“神聖民族［29］”的動機也是非常罕見的而且這顯然是出於一種修辭上的表達習慣。即使是12世紀的拉丁人有時也被稱為“神聖民族”，當然拜占庭人屬於神聖民族，但前提是他們在文章中是基督徒。

另一方面，有關古希臘的歷史即使是在12世紀，似乎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當我們談及古希臘人時，他們總還是那些（

those

）希臘人他們似乎不是我們（

us

，指拜占庭人）。然而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發生的是文學中希臘元素的增加及其不同的處理方法。古希臘人早先因異教信仰而受到歧視，但現在他們成為人們模仿的榜樣。（拜占庭的）學者們開始追憶古希臘時代，他們在作品中重現古希臘的世界，他們一邊引用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一邊引用基督教父的作品，而且他們欣賞古代的歷史遺蹟。但他們並未稱自己為希臘人，而且似乎也從未分享過這段歷史。

上述這一發展情況與另一發展情況同時發生：拉丁羅馬歷史的“縮減［30］”（the diminution of the Latin Roman past）。不僅在文學作品中幾乎找不到拉丁人的例子，就連古代的羅馬人也被看成是“他者”；這些羅馬人和“我們”並不一樣（still not

us

。）。他們是那些在義大利的羅馬人，是埃涅阿斯［31］（

Aineiades Romaioi

）的後代，但有時就連這些人也被稱為蠻族。這些（

these

）羅馬人的帝國似乎在476年就畫上了句號，當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羅慕盧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廢黜，這些羅馬人的後代便是現在的拉丁人，而不是拜占庭人。拜占庭的歷史不早於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的建立，當時王權（kingship （

basileia

））從羅馬城轉移到了東羅馬人（

Romaioi tes eoas

）的首都，這都是不爭的事實。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偉大，不僅因為他是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還因為他將王權從羅馬城轉移到了君士坦丁堡，這座新羅馬（

New Rome

），這一事實使得拜占庭人可以被稱為羅馬人（

Romaioi

）。這種都城轉移是他們的血統神話，而且這種血統神話不再包括舊羅馬了。拜占庭人首先將自己視為君士坦丁大帝的後代，而不是奧古斯都、大衛王亦或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後代。

在遭遇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打擊之後，部分拜占庭人的族群劃分開始發生改變。這些拜占庭人認為他們不僅丟失了他們的“新耶路撒冷”，而且他們的首都也因為他們佔領了特洛伊城並屠殺特洛伊人而受到懲罰，而特洛伊人被認為是羅馬人和拉丁人的祖先。很多拜占庭人毫不猶豫地將他們自己當成希臘人，這是他們首次在帝國官方意識形態中構建自己的族群特徵。因此重新奪回君士坦丁堡這個主要的目標實現之後，這些觀點就消退到了1204年之前的情況並一直持續到15世紀柏列東［32］（Gemistus Pletho ） 的時代。

這個世紀對於日後希臘身份認同是及其重要的。首先，正是在這一時期拜占庭帝國中的希臘族群開始形成並建立起從他者之中區分自我的有效界限。其次，正是在這一時期古希臘的歷史得到恢復，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前的拉丁歷史被遺棄並開始承認基督教信仰不足以塑造其群體身份認同。只有隨著這兩方面的發展，希臘族群才能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倖存下來並在19世紀構建起新的民族國家和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個群體的官方稱謂也從羅馬人轉變成希臘人（from

Romaios

to

Hellenas

）。

評 論

關於拜占庭帝國的族群認同或者說族群身份歸屬是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話題，尤其是在19、20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現在民族國家在塑造其官方神話（Official myth）時，必然要挪用（divert）和借用歷史資源，這樣由官方加工過的歷史群像（group portraits）便成了民眾的共同記憶。有著悠久且輝煌歷史的國家，在構建起民族認同和加強其民族凝聚力時，更是離不開對祖上歷史的加工和演繹。共同記憶和政治身份必須要有一個載體，而這個載體在古代可以看作是族群。

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有很多理論涉及族群的形成和鞏固。正如克里斯托斯教授在正文中提到的那樣：族群是一種基於同一群體中的成員所遵守的共同文化特點的社群，它是基於可見的文化差異構建出來的。我們今天生活在民族國家和群體社會之中，在不同的共同體之中都可以找到我們所要扮演的角色。這種身份歸屬感不僅來源於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也來源於他者對我們自身角色的一種定位。所以探討12-13世紀拜占庭帝國的羅馬人族群時，便涉及到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帝國自身如何看待自己所扮演的“羅馬”角色，而另一方面在於他者是如何看待帝國的“羅馬”屬性。族群基於文化差異而構建，有差異就肯定有一個具體的比較物件。克里斯托斯教授在文中首先討論了成為羅馬人的幾個條件，比如是否會說希臘語，是否信奉基督教，是否效忠正統的皇帝等等，但同時他也能夠找到個例來反駁這些成為“羅馬人”的條件。按照衝擊-應對模式（Shock - response mode）的解釋理路，1204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陷落激起了帝國境內的希臘人認同，就好像公元前8世紀亞述人在伊朗高原上窮兵黷武的軍事行動激起高原上眾多講古波斯語和阿維斯塔語（Old Persian and Avestan［33］）的人群聯合起來；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激起了希臘諸城邦的身份認同一樣。因為這次攻陷帝國都城的人是在威尼斯人唆使之下的基督教十字軍，而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凡是信徒皆為兄弟，都是基督教共同體中的成員。在這次事件之中，“普世宗教”並沒有約束信徒之間的經濟糾紛和政治陰謀，“普世的”開始讓位於“族群的”。

同樣正如文中所述，是否會將希臘語是成為一個希臘人更穩定的標準。共同的語言確實是一個核定族群身份的重要標準，尤其是希臘語這種據說是有著非比尋常抽象性和思辨性的文字［34］來說更是如此。所以“

Romaioi

”一詞其實就可以指代拜占庭帝國境內講希臘語的人群。亞里士多德也認為，語言反映了精神中的東西。日後希臘族群身份的形成，必然是少不了語言這把利器。但同樣重要的是，這些講希臘語的人生活在我們日後稱為拜占庭帝國這樣的領土王權國家（territorial and monarchical state）之中。拜占庭帝國或曰東羅馬帝國這樣的稱謂是在帝國滅亡之後才出現的，換句話說當時生活在帝國的官方稱謂並不是拜占庭帝國也沒有什麼東西之分，這個帝國就是羅馬帝國（Roman Empire，Greek：

Βασιλεία τῶν Ῥωμαίων

，Latin：

Imperium Romanum

）。羅馬帝國這樣的稱謂和“

Romaioi

”這個詞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在帝國官方形態層面，這個帝國還是以羅馬帝國自居，帝國的居民也還是羅馬人（Romans）。拜占庭帝國之所以這樣自居，必然少不了合法性的塑造，神聖性的加持以及正統的傳承，而合法性、神聖性以及正統這三者統合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克里斯托斯教授在文中也提到這位千古一帝，他是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他也是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自從帝國的都城從就羅馬轉移到了新羅馬（

Nova Roma

or New Rome），王權或曰統治權（kingship，

basileia

：the Greek name for the Byzantine Empire， translated as ‘Empire of the Romans’）也跟著轉移（transfer of rule，Latin：

translatio imperii

［35］）到了這座新都城。正是因為“羅馬”已經改頭換面，變成了一座“新的羅馬”，所以原先羅馬所在的那塊地已經不能在稱為羅馬了，羅馬正統自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後，就“轉移”到了那裡。所以當公元476年奧多亞克（Odoacer）推翻歐瑞斯特（Orestes）的兒子之後，也就是史書中常說的那位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他反而迫使元老院（Roman Senate）派遣使節去面見當時的拜占庭皇帝——芝諾（Zeno），把西帝國那些象徵統治權的權杖、皇冠一併交還給了芝諾皇帝，並讓芝諾來統治原先的“舊羅馬”，條件是讓奧多亞克成為義大利的保護者［36］。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476年發生的事件標誌著羅馬帝國的統一而非分裂。

在中古拜占庭的史料中，拜占庭人往往稱自己的帝國為羅馬帝國，他們的皇帝也是羅馬皇帝。那問題是原先羅馬帝國西半部在淪於蠻族手中之後，這些羅馬人或者說拉丁人是如何看待拜占庭帝國呢？我們知道，同一個國家往往有不同的稱謂，其中一個是自稱，還有一個或者幾個是他稱。我們在談到族群形成時除了要關注自稱之外，多多少少還應關注他者對自身的稱呼。羅馬帝國是當時的世界帝國，世界帝國只能有一個。但是在公元800年元旦，查理大帝（Charlemagne）在聖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s Basilica。）被當時的羅馬教宗利奧三世（Pope Leo III）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

Imperator Romanorum

，translated as Emperor of the Romans），羅馬教皇和查理的這種舉動實際上就是剝奪了當時君士坦丁堡女皇帝伊琳娜（Empress Irene）的合法性，正如諾里奇教授（John Julius Norwich）所言：“這頂皇冠沒有讓他獲得哪怕一個臣民，也沒有讓他增加哪怕一個士兵，更沒有讓他多獲取一寸土地。然而這個名號（指羅馬皇帝）遺留下來的影響要超過他的任何一次征服，因為它意味著，在四百多年後，西部歐洲又重新有一位皇帝了［37］”。此後，西羅馬帝國再度復活以及羅馬帝國一直存在的觀念互相競爭、纏鬥，東西帝國都想從羅馬帝國身上獲取合法性。而二者在官方稱謂中也都想將羅馬帝國的名號據為己有，儘管我們從事後諸葛亮（hindsight ）的觀點來看，公元9世紀的西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都和早先的羅馬帝國相去甚遠，無論是從宗教信仰上來看，還是疆域大小來看亦或是從皇帝本人的屬性來看［38］。但是羅馬帝國這個《但以理書》中所述的末日審判之前的最後一個帝國，在基督教徒眼中是唯一的、當之無愧的世界帝國，它就像是一個資源庫，可以給統治者帶來神聖性和合法性，可以給臣民帶來認同感和榮譽感。因此，古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問題其實是一種涉及到認同感、歸屬感、宗教觀和古人國家觀的歷史問題。

克里斯托斯教授這篇文章探討的是12-13世紀拜占庭帝國境內“

Romaioi

”族群的形成，“

Romaioi

”（Greek： Ῥωμαῖοι ，即 “Romans”，meaning citizens of the Roman Empire）的本意其實是帝國境內說希臘語的族群［39］。正如文章中提到的，希臘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異教信仰而受到鄙視。且從歷史事實來看，希臘諸城邦先後被馬其頓王國和羅馬共和國佔領，儘管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以及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角色，但在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取得合法地位之後，希臘哲學思想多多少少都受到一定的壓制。所以，官方名稱作為“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帝國，其境內的主體臣民也不會一開始就使用“

Graikoí

”或“

Hellen

”這種希臘色彩很濃厚的詞來描述自身，而是委婉的使用了“

Romaioi

”這樣頗具羅馬色彩的詞彙。同時，這些說希臘語的族群也不會自稱是拜占庭人，因為拜占庭人是後世學者對這一群體的稱呼，只不過這個術語成了描述這個中古帝國及其臣民時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在拜占庭帝國存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和其它國家的官方往來中，拜占庭人非常忌諱他國的使者稱自己是希臘人。例如，10世紀時倫巴第地區的克雷莫納主教兼史學家柳特普蘭德（Liutprand of Cremona）曾經代表奧托一世（Otto I ，The Great）出使君士坦丁堡。當時的奧托已經於962年2月2日被當時的羅馬教宗約翰十二世（Pope John XII）加冕為“羅馬人的國王”，為了進一步在義大利鞏固自己的政權和統治、讓東邊的皇帝承認自己是合法以及為了確保自己兒子的繼承權，他積極主動地尋求與東帝國的聯絡，並且主要是想透過婚姻和東羅馬帝國建立聯絡，所以奧托皇帝便派遣柳特普蘭德去出使拜占庭。柳特普蘭德同時也是一名文筆極佳的歷史學者，他在被東帝國的使臣刁難、折磨了幾年，然後歷經千辛萬苦在回程途中寫下了他這次出使記錄中這樣寫道：

信件中他要求“希臘皇帝”尼基弗魯斯與他深愛的孩子“羅馬皇帝”奧托的妹妹結婚並建立穩固的友誼。我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信中的這些話語、這些頭銜稱呼怎麼沒有將送信的人立即送上絞刑架。希臘人咒罵著大海，他們感到驚訝，大海能翻滾起這麼多惡浪，但竟然沒有將送信船隻吞噬。他們喊道∶“簡直是野蠻人，一個羅馬人竟然厚顏無恥地將獨一無二、強大無比的羅馬皇帝稱為希臘皇帝！天啊！地啊！海啊！我們要拿這個一無是處的人怎麼辦？這都是些可憐的無賴，如果把他們殺了，只會讓他們骯髒的血玷汙了我們的主；要是將這些賤民、奴隸和惡棍抓起來，那我們只會責罵自己，因為他們連羅馬的刑罰都不配承受。如果他們之中至少有個主教或是有個邊疆伯爵，那我們就要好好教訓下他們 ，將他們的鬍子和頭髮拔去，然後縫在袋子裡扔進大海！但如果這樣還能保住性命，那就讓他們在牢獄裡苟延殘喘直到聖明的羅馬皇帝陛下知道他們的惡行吧。”……，教皇的使者被投入了監牢，而那封罪惡的信函則被送往美索不達的尼基弗魯斯那裡。去送信的使者直到9月12日才回來，但帶回了一個好訊息。我是兩天之後才聽說的。9月14日，十字聖架節這天，我又是請求又是送禮，終於得到允許為神聖的十字架祈禱，就在我禱告的時候，幾個人從大批侍衛中悄悄來到我的身邊，將這個訊息告訴我，使我苦悶的心為之一振。徘徊在生死之間的我又一次來到了宮殿。我被帶到了大貴族赫裡弗魯斯面前，他和另外三個人一起出現在我眼前，並和善地接待了我。他們說：“從你蒼白的臉色，你憔悴的模樣以及你過長的頭髮和鬍鬚都可以看出，推遲了的返程使你憂心不已。但我們請求你，不要因此對聖明的皇帝本人，也不要對我們懷有怒氣。我們也不想隱瞞你滯留的原因。

羅馬教皇——如果可以這麼稱呼他的話

，他與埃爾伯利希那個言而無信、大逆不道的叛徒兒子勾結在一起，為他效忠。他給我們的皇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將我們的皇帝稱為希臘皇帝，而非羅馬皇帝，而且毫無疑問，這一切的幕後指使者就是你的君主。”……。他們打斷我的話頭，說∶“教皇確實是個愚蠢而且頑固不化的人，他不知道神聖的君土坦丁大帝皇帝的權杖，整個元老院以及所有的兵力都從羅馬轉移到了這裡，羅馬只剩下了惡棍、漁民、烤蛋糕的、捕鳥的、野種、賤民和奴隸。如果不是你的君主在教皇耳邊吹風，教皇決不會寫下這樣的信而他們給自己惹上了怎樣的麻煩，他們很快就會看到了，如果他們沒有先崩潰的話。”我說∶“教皇是世最純粹、最沒有惡意的人，他寫這封信並不是真的要挖苦你們皇帝，而是要表示尊敬。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羅馬的兵力調到這裡，建起一座城市，並以自己的名字為其命名，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但你們改變了習俗、語言和服飾，所以神聖的教皇認為，你們像厭惡羅馬的衣裙一樣厭惡著羅馬人的名稱

。

將來，如果神還留著他的性命的話，他在信中的稱呼就會變成∶羅馬教皇若望，致尼基弗魯斯、君士坦丁及巴西爾，統領眾國的、偉大而崇高的羅馬皇帝

［40］

。”

從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0世紀義大利的知識分子且是站在西方教皇和日耳曼皇帝陣營的知識分子看來，拜占庭帝國更像是一個希臘帝國而非羅馬帝國，不過正如筆者上文所述，這種稱謂背後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考量。

克里斯托斯教授在文中指出，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一次關鍵事件，之後在帝國官方學者的作品出，首次明確出現了“

Graikos

”一詞，至少在修辭學方面有很多學者頻繁地使用“

Graikos

”或是“

Hellen

”這樣的詞彙來指涉自身，這是希臘人構建自身身份認同的的重要體現。但是當1261年，米哈伊爾八世（

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重新奪回君士坦丁堡之後，拜占庭的學者還是更喜歡稱自己的國家為羅馬帝國而非希臘帝國。因此，自從拉丁西方從原先西帝國的廢墟上重現出一個法蘭克人或是日耳曼人的帝國之後，東西方對羅馬帝國稱謂的使用更多的是處於政治合法性和宗教神聖性方面的考量，克里斯托斯教授這篇文章主要焦距於12-13世紀帝國境內的希臘人族群的身份認同，但是對這種身份背後的政治、宗教因素著墨較少。事實上，拜占庭帝國直到陷落也沒有放不下也不能放下肩上的“羅馬包袱”，儘管它此前在危難期間已經將自己的皇冠典當給了威尼斯。不過正如克里斯托斯教授所說12-13世紀期間，希臘人開始有意識的在自身與他者之間畫一條“族群的界限”；而且古希臘的歷史也得到重現發掘和重視，單憑基督教信仰也不足以塑造其群體認同。正是在這一時期，過往的歷史被髮掘和重現書寫，書寫歷史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塑造文化記憶和共同身份的過程，輝煌的過往、燦爛的文化被熔鑄在希臘人這個新的族群記憶之中，並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發酵，最終在1830年建立起了希臘人的希臘王國［41］。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它代表的是一個歷史時段（Historical Period），即以現代（Modern）為座標軸將過去發生過的一段時間以專業的術語歸納概括為古代晚期。古代晚期這一術語有特定的時間段和地點。狹義來講，古代晚期指的是約公元300年到公元600年這三百年間，相當於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約公元272-公元337年）到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 the Great，約482-565年）統治時期，尤指公元五六世紀（因為在這兩個世紀中，羅馬帝國經歷了“大出血”，原先的西帝國在AD476年之後便停止執行，其故土上出現了很多蠻族人（ Barbarian）建立的國家；查士丁尼大帝雖基本上完成了對西羅馬故土的再征服，但在大瘟疫和強敵的進攻之下，他的努力也只是羅馬帝國最後的“曇花一現”。）廣義來講，則向前可以追溯到公元50年-150年不等，向後可延伸到公元9世紀左右，涵蓋的時間範圍約為600年，相當於從羅馬三世紀危機（Roma Century Crisis）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的這都時間。從地域範圍來看，古代晚期以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World）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包括希臘羅馬古典文化（Classical Culture）所輻射的地域，具體來講包括從伊比利亞半島到克里米亞半島，從不列顛群島的哈德良長城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從上埃及到多瑙河，並可以延伸到深受古典文化輻射的伊朗高原和印度洋沿岸的大片區域（古人將這一地區統稱為印度），其核心區域是地中海沿岸各地區，重要載體是如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安條克（Antioch）、迦太基（Carthage）、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耶路撒冷（Jerusalem）等一系列地中海周邊的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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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倫（ Ἕλλην）是希臘神話中希臘人的祖先——丟卡利翁（有時宙斯）和皮拉之子，安菲克西翁的兄弟，埃俄勒斯、許瑟斯和多拉斯的父親。該詞也是希臘的另一個稱謂，意思是擁有希臘血統的人或與希臘文化有關的人，也是形容詞“希臘的”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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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ioi指拜占庭帝國境內的希臘人或拜占庭人，這些人是中世紀希臘或希臘化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的公民，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南巴爾幹半島、希臘群島、小亞細亞、塞普勒斯和黎凡特的大城市中心和埃及北部，儘管這個詞的形式酷似羅馬人Romans。

根據不同的語境和相對群體，筆者會選擇這個詞的不同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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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詞都是自古希臘語中表示族群的概念： ἔθνο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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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s在拜占庭自古文獻中一般指自11以來逐漸在安納托利亞高原定居下來的說突厥語部落，後來這些部落中的一支奧斯曼部（Ottoman tribe）在14世紀像小亞西部還有色雷斯等地擴張，並於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這支突厥人被稱為土耳其人（Turkish），按照文章中敘述的史家背景，當時土耳其人還沒有崛起，故筆者將turks譯為突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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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詞在希臘語中有同一個族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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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詞用來表示基督教共同體中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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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Romans指代拜占庭帝國這個共同體，拜占庭人在官方文獻中稱自己是羅馬人，儘管他們自查士丁尼之後的的希臘色彩已經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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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金納莫斯（John Kinnamos）於1143年出生，1185年去世，是拜占庭在12世紀主要的歷史學家。他是曼努埃爾一世皇帝（Emperor Manuel I， 1143-1180）的帝國秘書（希臘語“grammatikos”，很可能是一個與軍事管理有關的職位），他曾陪同曼努埃爾一世在歐洲和小亞作戰，他的著作是研究曼努埃爾皇帝統治期間最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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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人歷史悠久，它們原是古代伊朗北部的一個遊牧族群。阿蘭這個名字是雅利安語 Aryan在伊朗語中的一種方言形式，這是印度-伊朗人常用的自我稱呼。在10世紀的前25年，在尼古拉斯一世牧首Nicholas I Mystikos統治期間，阿蘭人轉而信奉拜占庭東正教。Al-Mas’udi報告說，他們在932年又脫離了基督教，但這似乎是短暫的。阿蘭在13世紀整體採用了拜占庭東正教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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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臘典籍中，barbarians一詞常用來表示不說希臘語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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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約翰（Ἰωάννης Ἀξούχ or Ἀξοῦχος）是約翰二世皇帝 （r。 1118-1143）和他的兒子曼努埃爾皇帝 （r。 1143-1180）統治早期拜占庭軍隊的總司令（megas domestikos），他很有可能是拜占庭帝國事實上的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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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突厥人，金納莫斯錯誤地稱其為“波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都來自東方且樣貌相近所以很容易混淆。但是二者使用的語言差別很大，波斯語是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西伊朗的一種語言。而突厥人的歸屬則比較複雜，突厥人在遷徙的過程中夾雜了許多其他語言的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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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奇裡乞亞位於小亞細亞南部沿海地區，曾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存在，從赫梯時代到拜占庭帝國晚期的亞美尼亞奇裡乞亞國。12、13世紀之後，很多亞美尼亞人在這片土地上遷居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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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吉人是一個歷史術語，指代歐洲中東部（包括巴爾幹半島）說東部羅曼語的人群；它同時也是一個地名，用來指今天的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巴爾幹半島南端以及多瑙河南部和西部人口中的幾個現代民族。該詞最初是在11世紀由喬治·凱德諾斯（ George Kedrenos）在編年史中使用和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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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術語是指位於當代阿爾巴尼亞地區的一個族群，首次出現在拜占庭歷史學家米哈伊爾·阿塔利提斯（Michael Attaliates）的著作中遇到，他將這群人稱為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在1043年參加了反對拜占庭帝國的叛亂，並把阿巴尼泰人稱為Dyrrachium公爵的臣民（即現代的Durres）。然而，1043年事件中的“Albanoi”是指種族意義上的阿爾巴尼亞人，還是“Albanoi”是指古代名稱下來自西西里島的諾曼人（在義大利也有一個部落叫做“Albanoi”），歷來有爭議。然而，後來的幾部歷史文獻又提到阿爾巴尼亞人參與1078年左右的叛亂，這是沒有爭議的。從11世紀晚期開始，阿爾巴尼亞人被稱為阿爾本人，他們的國家被稱為阿爾巴農，這是一個位於奧赫裡德湖以西、什庫姆賓河上游河谷的山區。在晚期拜占庭用法中，術語“Arbanitai”和“Albanoi”有一系列變體可互換使用，有時這個群體也被稱為是古代典籍中的伊利里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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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米派是歐洲第一個重要的二元論教派，從10世紀到15世紀一直在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地區繁榮發展。他們的信經改編自保羅派，經其他諾斯替派（Gnostic）和摩尼派（Manichaean）的教義修改後，被認為是十世紀保加利亞的牧師塞奧菲勒斯（Theophilu）或波高米所作。這場運動充滿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政治和宗教色彩，反映了對拜占庭文化、斯拉夫農奴制和帝國權威的不滿。由於迫害和伊斯蘭教的擴張，他們消失了，但他們的一些思想和民間傳說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流傳了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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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位約翰的稱號Italus就可以推斷出他是一名義大利人，他曾是11世紀拜占庭最偉大的學者——米哈伊爾·普塞洛斯（MIchiel Psellus）的學生，由於他過於擁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貶低了基督教早期神父們的論述，而後他在精心準備的審判中被判定有罪，並在修道院中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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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約翰在11世紀初出生於的義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亞

Calabrian

地區，這一時期的義大利語還沒有正式形成，他講的應該是中南部的義大利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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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184年和1185年之交的冬季，西西里國王威廉一世對塞薩洛尼基發起大規模圍攻，但是圍攻塞薩洛尼基主要發生在1185年夏季而非1184年。圍攻的過程可參考尼基塔斯的《拉丁人奪取塞薩洛尼基史》（History of the Latin Capture of Thessalonica），圍攻時期拜占庭的皇帝是“暴君”安德洛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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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t除了鄙視之意外，還有無視、置之不理的意思，根據上下文作者應該想表達的是第四次十字軍攻陷君堡之後，帝國境內分離出了許多個希臘人的小政權，比如伊庇魯斯尊主國、塞薩洛尼基尊主國、特拉布宗帝國以及尼西亞流亡政府等等，一般將拉斯卡里斯家族Lascaris的尼西亞流亡政府為拜占庭正統，所以剩下的那些希臘人的割據政權多多少少被編年史家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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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屠夫和馬其頓王朝時期著名皇帝巴西爾二世的“保加利亞屠夫”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保羅·史蒂文森Paul Stevenson教授認為，巴西爾二世的這個綽號實際上是19世紀之後希臘王國的民族主義者仿造卡洛顏的“羅馬屠夫”這個綽號而來。必須提及，記述巴西爾二世時期的兩篇重要史料，《普塞洛斯編年史》和《斯基澤斯編年史》中並沒有“保加利亞屠夫”這樣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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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語中的希臘人/希臘語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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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詞在中古拉丁語中分別指正教徒和異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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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有身份之意，也有共同身份所引申出來的一種認同感，根據上下文這裡的identity應指希臘人的身份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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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拉斯基人（ Πελασγοί）這個名字被古典希臘作家用來指代希臘人的祖先/先驅者，或者用來表示希臘所有前古典時期的原住民。一般來說，“Pelasgian”已經廣泛地指愛琴海地區的所有土著居民和他們的文化，這是對希臘世界中任何古老的、原始的、可能是土著居民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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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編年史來源於基督教會的復活節表（Easter Table）。復活節是基督教的重要節日，但它每年並沒有固定的時間，而是定在春風過後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其時間浮動範圍在3。21到4。25之間，因此這就需要在前一年預先計算下一年的日期。這一工作落在修道院（Monastery）的頭上。修道院院長根據日月的運作週期，根據基督教、猶太教和羅馬紀年，推算出當年復活節的具體日期，排列成表，即為復活節表。在表的最後留下空格，以待填寫本國或是當地在本年發生的重要事件，這種紀事逐年增加遂發展為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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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世界史指的是基於基督教線性時間觀寫就的人類發展史，而非我們現在語境中所說的包括眾多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歷史。這裡的四王國是中世紀編年史（尤其在12世紀以後）中的一種常見的歷史分期方式，主要體現在《但以理書》（Daniel）中。先知但以理在異象中看到四隻異獸，它們化身為四個連續的王國，這四個王國構成了世界從誕生到結束的完整時間。關於這四個王國究竟是一種象徵還是有具體所指，不同時代的史家有不同的解讀，不過廣為流傳的四個王國分別是是巴比倫、波斯（米底）、希臘（馬其頓）和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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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督教神秘體中的一種特殊地位，認為本民族是被上帝祝聖和祈福過的，是上帝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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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下文，這裡想表達的是君士坦丁堡成立之前的羅馬歷史或者說羅馬西帝國的歷史在12-13世紀拜占庭歷史書寫中的比重越來越少，故筆者將 diminution譯為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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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羅馬神話中，埃涅阿斯是一位特洛伊英雄，是王子安奇塞斯和女神維納斯（阿芙羅狄蒂）的兒子。他的父親是特洛伊國王皮安姆的遠房表親（兩人都是特洛伊建城者伊魯斯的孫子），因此埃涅阿斯是皮安姆的孩子們（如赫克託耳和帕里斯）的遠房表親。他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人物，在荷馬的《伊利亞特》中有提到。埃涅阿斯在羅馬神話中得到了充分的論述，最廣泛的是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他是羅穆盧斯和雷穆斯的祖先。他由此也是羅馬第一個真正的英雄。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人將埃涅阿斯看成是自己的重要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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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列東是拜占庭帝國晚期的一位希臘新柏拉圖主義學者。他是西歐復興希臘學問的主要先驅之一。在拜佔廷帝國末年，他主張迴歸古代奧林匹斯眾神的時代。在1438-1439年佛羅倫薩會議（Council of Florence）期間，他將柏拉圖的思想重新介紹給西歐，試圖調和東西方的分裂，但以失敗告終。在這裡，柏列東遇到並影響了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成立了一個新的柏拉圖學院。在馬爾切裡諾·菲奇諾（ Marsilio Ficino）的領導下，該學院將柏拉圖的所有著作、普羅提諾的《安尼狄斯》（the Enneads of Plotinu）和其他各種新柏拉圖主義著作翻譯成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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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維斯陀語，以前也被稱為“Zend”，從分類上上來看屬印歐語系中東伊朗語，人們從它作為瑣羅亞斯德教經文的語言使用而知道，這一名稱也來自祆教的經典《阿維斯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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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希臘文以及希臘語獨特性的觀點，可以參考哈夫洛克（Havelock）的一系列著作，例如Havelock，E。A。，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Princet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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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 imperii 是一個源於中世紀曆史術語。在中世紀，歷史被看作是一個帝國的線性連續轉移，將最高權力賦予一個單一的統治者，即世界的統治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權力轉移說並沒有將“神聖”歷史與“世俗”歷史分開：中世紀歐洲人把神聖（超自然的）和物質事物視為同一統一體的一部分，這就是它們的現實。中世紀編年史家經常詳細描述一個統治必然導致其繼任者的因果關係，並將其視為典型的中世紀方法。這個觀念和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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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國：《認識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800年》，《北大史學》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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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約翰·諾里奇著，李達譯：《拜占庭：從拉丁世界到東方帝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64-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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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世紀到6世紀，幾件重要的事標誌著羅馬帝國境內的希臘東部和拉丁西部分裂的過渡時期。君士坦丁大帝（r。324-337年）重組帝國，使君士坦丁堡成為新的首都，並使基督教合法化。狄奧多西大帝（r。 379-395）統治時期，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官方國教，其他宗教信仰被明令禁止。最後，在希拉剋略（r。610-641年）的統治下，帝國的軍事和行政機構進行了重組，希臘語取代拉丁語成為帝國的官方用語（official use）。因此儘管羅馬國家得以延續，羅馬國家的傳統得以保留，但現代歷史學家仍將拜占庭與古羅馬區分開來，因為它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面向希臘而非拉丁文化，並以正統基督教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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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希臘人自稱為Romaioi（“羅馬人”），Graikoi（“希臘人”）和Christianoi（“基督徒”），因為他們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繼承者，他們的古典希臘祖先的後代和使徒的追隨者；在拜占庭時期的中後期（11 - 13世紀），越來越多的拜占庭希臘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是希臘人，儘管對大多數希臘人來說，“Hellene”仍然是異教徒的意思；在君士坦丁堡淪陷前夕，末代皇帝告誡他計程車兵記住他們是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後裔。（Byzantine Greeks self-identified as Romaioi （“Romans”）， Graikoi （“Greeks”） and Christianoi （“Christians”） since they were the political heirs of imperial Rome， the descendants of their classical Greek forebears and followers of the Apostles；during the mid-to-late Byzantine period （11th–13th century）， a growing number of Byzantine Greek intellectuals deemed themselves Hellenes although for most Greek-speakers， “Hellene” still meant pagan；On the eve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Emperor urged his soldiers to remember that they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Greeks and Romans。）——引用自維基百科“Greeks，Identity”

https：//

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

/Gree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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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吉塞布萊希特著，邱瑞晶著：《德意志皇帝史：從查理大帝到奧托三世》吉林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434-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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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民族認同與希臘東正教的關係在1830年現代希臘民族國家建立後繼續存在。根據1822年希臘憲法的第二條規定，希臘人被定義為希臘王國的任何本地基督徒居民（a Greek was defined as any native Christian resident of the Kingdom of Greece，），不過1840年這一條款被刪除。儘管按照西方的標準，“希臘人”這個詞傳統上是指任何以希臘語為母語的人，無論是邁錫尼人、拜占庭人還是現代希臘人。

原文的註釋我沒有翻譯，這裡面的註釋是我自己新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