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中“何小曼”角色背後的價值內涵 ​

中國當代文學中有一重要分支——“知青文學”，其中固然有對特定時代的控訴與批判，同時亦帶有對那段真實、熱忱青春歲月的無限追憶及緬懷。嚴歌苓的筆調是冷的，相較影片潤澤的幾抹亮色。她無意沉浸於審美的“烏托邦”，更傾向披露歷史的厚重，於時代的浮沉中，透過“文工團”的起起伏伏，展現個體青春的光彩與汙暗，輪廓時代精神面貌。筆者試透過比較作品及影片中“何小曼”一角的不同塑造方式，揭示其背後承載的深刻價值內涵。

作品詳細交代了何小曼的身世背景、命運流變，而影片只是簡單交代其家庭背景，並未深究，且在一定程度予以改動。如此，相較影片而言，有了家庭背景這一依託，書中人物顯得更為立體，其命運悲劇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影片透過畫面呈現，直接斥諸觀眾視覺、聽覺等方面，更有益於情感渲染，不少地方亦更勝一籌。以下，將由何小曼這一角色的“生理病態”及“心理病態”在作品、影片中不同方式的呈現，揭示其背後價值內涵。

當然生理病態與心理病態絕非花開兩朵，而時常同根纏繞。

先說“生理病態”。

作品中詳寫了何小萍如何透過“發燒”，博得日漸消逝的母愛。在高原“裝病”，獲得“輕傷不下火線”小戰士的殊榮；而影片中只涉及其“帶病演出”一段。作品中何小曼在旁人、母親眼裡儼然是個拖油瓶，行事只能處處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不然便會被繼父挑刺，為母親所不齒。被繼父訓斥後，“發燒”竟成了她唯一能使母親關心、呵護自己的籌碼，“每次睜開眼睛，都看見母親的臉”，“母親緊緊摟住她”……。

在弟弟妹妹出生後，小萍更只有透過“故意發燒”，才可能分得母愛的一小瓢羹。“她覺得自己被抱小了，越來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裝入母親的身體，再出來時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一樣的名分”。作品中，此段對何小萍的心理精彩的刻畫，無不體現出她對母愛、家庭溫暖的深切渴求，亦側面顯示其命運悲劇。正是這兩段對何小萍“發燒”過程的精彩描寫，作品交代出其悲慘的生活處境、“孤兒”根性，亦為後文其異常的行為表現作鋪墊。

這裡，“生病”彷彿被賦予魔力，卻與林丁丁的“病態美”儼然不同。丁丁的病態，在作品與電影中皆有體現。“手腳輕微地不協調，像小兒麻痺落了點兒的後遺症”，“看她走路跑操的人都會暗暗懷著一點兒擔憂：可別摔著了”，丁丁的“病態”是弱勢者的體現，是她引起憐惜的資本，無需過多偽裝，便為“掌上明珠”。而何小萍即便“裝病”，也落不了逃離母親的下場，是宿命。可假若小萍的父親未被打成右派被老婆看不起，也就不會尋死，小萍也不會淪為“流浪人”，由此不難窺見在時代大背景下，個人一定程度成為了制度的“犧牲品”。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亦可說“不幸的個人亦有個人的不幸”。高原“裝病”是何小曼上演的又一齣戲。“你不想演小戰士？”，“我頭暈”，何小曼以頭暈為由拒絕參演。而後，“帶病”出演成為集體的掌上明珠，卻終被團長識破，被下放到野戰醫院。飾演“小戰士”一角，實為何小曼渴求的事情，為何她偏以病為由拒絕參演呢？

“小曼在劉峰被處理下放後，就對我們所有人徹底寒了心”，託蕭穗子之口，得到原委。劉峰本是處於神壇的“活雷鋒”，卻因“觸控事件”而被下放伐木，被集體徹底背棄。而劉峰卻是唯一一個以“善良”對待何小曼的人，小曼的拒演實則是對集體意志一次強力的背棄與反抗，是對她珍視的一份道德品格的隱性敬禮，對劉峰的“皈依”。“小曼是唯一一個真正能識得劉峰善良的人。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

當然，透過“裝病事件”亦不難體現出團長的老謀深算。影片中對團長形象的呈現

可圈可點。“今天這件事，誰也不要說出去……”小萍謊言被拆穿時，團長滿臉嚴肅。與之對比，影片中在小萍上臺表演時，團長假意公開講話向騎兵宣揚小萍“輕傷不下火線”的英勇行為，藉以感染騎兵。而後，卻在雪天集會時，將一直矇在鼓裡的小萍一棍敲醒——下放至野戰醫院。影片透過情節間的對比，塑造出“鐵腕冷酷”的團長形象，亦顯示出時代的荒誕不稽。“輕傷不下火線”，“傷病”下仍堅守的道德品質，誇大化成為“催人奮進的催化劑”。特定時代特定的行為，倒成為檢驗個人“忠誠與否”，“英勇與否”的唯一標準，不免溢位諷刺。這是場對道德的無形綁架，對個人忤逆的絕佳圈禁。影片直接向觀眾呈現直觀的視覺體驗——高海拔的雪山，漫天大雪……其對於自然背景的置設勝過作品，作品環境背景經由讀者想象，感染力不如前者強烈。

再次，小曼被下放到野戰醫院後，因救人而被作英雄楷模大肆宣揚報道，是其得突發性精神病的原因之一。作品中何小曼一直咕噥，“我不是戰鬥英雄，我離英雄差太遠了”，時代洪流下變了形的“合理”宣傳，無疑向小曼推了把毒手。可能是害怕自己會落得像劉峰一樣的下場，終有天又會被無情踐踏，為集體所唾棄；可能在她心裡真正的英雄只有劉峰一個……如作品所言，“所有英雄都被打扮得可以坐進花轎”，“榮譽能伏擊一個人”，受侮辱受損害者，是承受不起這“榮耀”的。

影片中醫生對劉峰說，“就像凍久的白菜，如果突然把它放到室內就會壞死。小萍就像這白菜。”不難體味到正是這“天上”與“地下”的境遇，助推了小萍精神病的突發。當文工團最後一次演出時，小曼作為觀眾觀看演出。熟悉的音樂響起，她飄至門前的草地隨樂起舞。這裡，影片採取穿插不同場景的手法，不斷切換文工團演出與小萍起舞的畫面，由《沂蒙頌》音樂統領，感染力十足。小萍得病後依舊隨音樂起舞，無疑是對時代的有力控訴。小萍以她滅不掉的身體的記憶，控訴了時代對個體的壓迫，對個人精神價值的摧毀。同時引起觀眾共情，也是場對紅色的追憶及緬懷。

透過對何小曼“生理病態”的多方面呈現，一面顯示出其命運悲劇性的根源，一面亦體現個體價值隨時代變遷的水漲船高、潮汐潮落。

其次是“心理病態”。

“保姆說小曼像村裡的狗，找到一塊骨頭不易，捨不得啃一下，怕別的狗跟它搶，就挖個坑把骨頭埋起來”，“老鼠著件紅絨線衫，臺型軋足”。作品中形象地描寫了小曼的劣性——心理病態，說是劣性，實是家庭摧殘下的烙印。孃兒倆是無殼的蝸牛，只能躲進廳長的硬殼內寄生，因而必須謹守規則。吃肉必須躲著吃，餃子也要吃破的，而弟弟妹妹出生後，小曼更變得無足輕重了，母親答應給小曼的紅毛衣卻給了妹妹。正是如此境遇一步步瘋狂傾軋小曼的人格。小曼內心惡魔衍生，將紅毛衣染黑是其劣性的不二體現。自古便有“家國同構”一說，在小曼家中繼父儼然是最高權力的代表，母女倆不得不俯首稱臣，而小曼則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也滋長了其劣性。

隨後在文工團的行為進一步印證了其心理病態，“她吃飯吃一半藏起來，躲著人再吃另一半……”，是其習慣的延續。影片中“偷軍裝”這一事件進一步揭示其性格。為給在勞改的父親寄出自己穿軍裝的照片，小曼私下偷穿林丁丁軍裝隨後歸還，終被發現。她以為自己只是“借用”軍裝，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不被發現，便不會受到責備。是她太單純了，集體主義制度下，個人哪怕是絲毫出格的錯誤都能被放大至無數倍，被集體排斥，連“活雷鋒”劉峰都因一次“觸控事件”身敗名裂，更何況她何小曼呢。她從小不被善意以待，因而她也無法相信她能借到軍裝。

作品中“海綿事件”亦反映其性格，“何小曼號叫更可怕，叫聲淒厲至極，頻率高得不可思議”，“這聲無詞的號叫在多年前就開始起調門，在她父親自殺的時候……”，當受到集體的誣陷、不信任時，小曼以憤怒叫吼的方式以證清白，最終也只能為集體所歧視。

不論在作品還是電影中都體現出，除劉峰外，文工團這個集體對何小曼的欺侮與不屑，而正是這個被欺侮與不屑的人，是和劉峰一樣真正善良的人。是劉峰在危難之際，一把托住了她的腰陪她練舞，而當劉峰被下放之際，她也是唯一一個送別他，在最後三個月照顧與陪伴劉峰的。何小曼身上一面攜帶劣性，另一面亦充分顯示善良。

何小曼的“生理病態”及“心理病態”，不僅體現出其在畸形成長環境中的命運悲劇，亦顯示集體化下個體的浮沉顛簸，時代背景下青春的美好與殘酷。

它成全亦損害個人，那是最美的芳華，亦鏽跡斑斑。